主要观点总结
本篇文章主要介绍了关于SpaceX星链巨型星座、国内企业竞争压力、招标失败原因、卫星发射标准、航天质量管理传统等方面的内容。文章指出，国内企业在加紧部署中国版星链星座，但因为技术标准和火箭运载能力等问题，面临诸多挑战。同时，张伯礼院士关于中成药进入医保的建议也引起了关注，但提案中关于具体药品和性价比方面的信息不够明确。文章最后还提到了校园霸凌问题。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SpaceX星链巨型星座已经组网七千多颗，服务四百多万用户。
国内企业感受到竞争压力，正在加紧部署中国版星链星座，进度最快的两个星座项目分别是星网集团的GW星座和上海垣信的千帆星座。
关键观点2: 招标失败原因是由于报名的供应商数量不足，接下来可能会进行非公开招标或直接采购。
招标公告的技术指标有明确要求，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商业火箭公司满足这些要求。
关键观点3: 卫星发射标准存在争议，张伯礼院士提议推进现代中医药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工程。
他提出的提案中关于哪些中成药应该进入医保名单不够明确，引发了一些争议。同时他也提出了建立校园安全专员制度的建议。
关键观点4: 航天质量管理传统与现代商业项目的需求存在冲突。
国有航天企业在执行发射任务时受到严格的技术标准限制，影响了巨型星座的建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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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2025年3月7日星期五，欢迎收看872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Space X的星链巨型星座已经组网七千多颗，服务四百多万用户。2024年，星链项目的利润和现金流都转正了。
国内企业也感受到了竞争压力，正在加紧部署中国版星链星座，进度最快的两个星座项目，分别是星网集团的GW星座，以及上海垣信的千帆星座，也称为G60星座。今年2月初，千帆星座首次公开招标发射服务商。没想到，到2月17日，连续两次招标失败。
招标失败的原因，是报名的供应商数量不到最低限度的三家，接下来大概率要非公开招标，或者直接采购。
很多观众熟悉地方上的“定制项目”，看到连续招标失败，首先想到的是利益输送，要用过于严格的标准，把项目交给内定的公司，督工你怎么看两次失败招标？
从客观效果看，招标公告的技术指标确实有明确指向，就差没把产品名称写上去了。
公告明确要在2025年采购9次一箭18星发射服务，火箭必须在800公里近极地轨道具备4.5吨运载能力，必须有成功飞行经验。目前国内符合要求的现役火箭型号，都是航天科技集团的产品，对应航天科技一院和八院。
其他商业火箭公司虽然都在几年前就号称要对标猎鹰9，但运力都太小，被4.5吨卡运载能力卡住了。技术指标满足千帆星座要求的商业火箭，或者是还没完成开发，或者停留在PPT上。国内最快也要等到今年下半年，才会出现首款符合要求的商业火箭。
按研发计划，朱雀三号、力箭二号、天龙三号、引力二号，运力指标都满足千帆星座要求，都宣称要在今年首飞。乐观估计，下半年国内会有一款以上的商业火箭顺利发射，满足招标条件。明年千帆星座如果再贴出同样的标准，或许可以凑到第三家供应商，或者说第一家民间供应商。
但是，用“内定”去指责千帆星座项目，首先在利益上找不到动机。体制内火箭发射服务，报价本来就高，成本没什么压缩空间；垣信公司就算和国企有内定的默契，也谈不出降价空间，还是要接受对方的报价。
在法律上说，“内定”也不是大问题。我国2017年底修正实施了《招标投标法》，第三条明确规定，适用范围是“工程建设项目”。2019年《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明确，“工程建设项目”是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建设和改造。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是地球上的设施，而星链是完全不碰地面的基础设施。你可以说它在卡bug，但千帆星座确实不需要100%遵守招投标法。
另外，国务院颁布的《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九条也规定了，如果需要采用不可替代的技术和专利，不需要招标。这也符合航天项目的特点。
国内大型央企往往还有内部条例，规定招标范围。但之前航天科技集团自己制造的卫星，通常也不会公开招标发射服务，说明内部条例也不要求卫星招标。上海垣信甚至不是央企，而是地方国有控股企业，有权按自己的方式，选择自己喜欢的供应商。
之前，千帆星座用长六甲火箭完成了四次组网发射任务，都没有公开招标。理论和实践都说明，在当前中国的国情下，卫星发射不招标是道理，招标反而是给民营航天企业送了个额外的人情。今年特意开始招标，说明上海垣信认为，商业火箭在不远的将来，可能有所突破，技术指标能接近国家队标准。所以，哪怕废标，也先让商业企业知道，做到一定标准是可以拿合同的。
垣信提出800公里近极地轨道，4.5吨运载能力的标准，赶走了所有民营航天企业，最后只能购买高价的国企服务。如果技术指标降低一点，能不能让商业企业现在就对国企形成竞争压力？
国企服务有很多需要竞争的地方，不仅是太贵，还有发射风险问题。千帆星座用过的长征六号火箭，是航天科技集团在上海的第八研究院制造的。去年8月6日，长六甲运载火箭发射千帆星座首批卫星。卫星成功入轨，但火箭末级没能解决内部问题，在轨道上爆炸，至少制造了700个碎片。
这已经是长六甲末级第三次在轨道上解体了。之前2022年11月发射云海三号卫星，在2024年7月发射天绘五号，都制造了几百块碎片。可能是前几年换上去的锂电池出了问题。
轨道碎片落进大气层的时间和高度相关。500公里轨道的碎片，7年就能自己进入大气层烧毁。发射千帆星座，火箭要进入800公里高度，碎片可能要几十年到几百年才能消失。
这些碎片的高度，比千帆星座低了十几公里，暂时不至于撞自己的卫星。但在进入大气层之前，碎片云会受扰动逐步扩散。长六甲火箭如果继续爆炸，对千帆星座项目的影响就不能忽视了。
另外，碎片还会给中国制造外交压力。中美两国都在建设巨型星座，空间碎片的影响是共享的。过去近地轨道卫星一般要求在寿命到期后25年内离轨，2022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出台新规定，要求卫星运营商做到5年内近地轨道卫星离轨。
中国星链如果想和美国平等竞争，共同享受轨道安全，就不能总是搞破坏性发射。未来几年，国内关于空间碎片的政策大概率也会收紧，如果长六甲火箭的最后一级继续爆炸问题，随时可能会进入“归零”状态，拖延发射任务。
所谓“归零”，是国内航天质量管理的传统。早期航天时代，发射频率低，成本高，每次失败都不可容忍。所以，航天器出现问题，就会撤销对整个型号甚至整个技术路线的的信任，从0起点验证每一个技术环节的可靠性，直到问题解决。
在马斯克的spaceX和星链出现之后，商业项目需要廉价的高频率发射，“归零”传统就显得过时了。但国有航天企业还要负责传统航天任务，一时改不掉“归零”习惯。如果完全依托某个国有型号的长征火箭发射中国星链，一旦发射出现事故，组网过程就要中断，等“归零”找出结果，组网时间就要拖后，而美国的星链还在每个月150颗的速度进入轨道，这是赔钱也补不上的商业机会。
所以，千帆星座不断在寻找备用火箭。今年剩下的组网任务，千帆星座在八院的长征六号之外，已经预定了航天科技一院的长征八号火箭。
但是，在2025年初这个时间点上，如果按照中国民营航天的实际能力，把标准降低到至少一家民营企业入围的水平，千帆星座的进度就没法接受了。
目前国内的航天发射能力，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加到一起，也完全支持不了巨型星座建设，所以不论是央企星网公司的GW星座，还是上海垣信千帆星座，第一阶段组网都要优先部署轨道较高的卫星，增加单颗卫星服务范围，也增加卫星在轨寿命。先保证覆盖率，再保证信号质量。
GW星座现在发射的卫星，优先占领1145公里高度的轨道，需要用中国最强的长征5号发射。千帆星座虽然没那么夸张，也至少要发射到800公里轨道。相比之下，马斯克不缺发射能力，反而可以优先利用550公里的较低轨道。
千帆星座之前四次发射，每次都是用长六甲发射18颗卫星。因为千帆星座的设计，就是卫星在圆形轨道上均匀分布，然后换个角度，再覆盖一个轨道面。轨道面的角度足够多了，就能保证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头顶上都有足够的卫星。已经完成的四次发射，每次的18颗卫星属于同一个轨道。火箭先把卫星送到接近800公里高度的轨道，之后卫星再用自己的动力，缓慢向上爬升几十公里，进入预定轨道。
现在中国民营公司的火箭，勉强射到800公里，荷载就很小了，做不到一次18颗卫星，只能是多次发射，才能把一个轨道面的卫星都射上去。所以发射前就增加了一个技术程序，需要针对不同火箭，重复做好几次卫星堆叠组合体。其次，用多次发射拼凑同一个轨道面，对卫星轨道精度要求高，会增加星座管理风险。
2024年年底，千帆星座曾短暂出现过遥测数据丢失问题，导致拟合的轨道数据大起大落；也出现过卫星升轨时电推出力过大的情况，连组网工作都暂停了。如果多次发射凑一个轨道面，是额外增加复杂性，成本和安全都容易失控。
所以，低运力的民营火箭，不能几发凑在一起，只能是给它设一个轨道面，能带几颗上去，就先放几颗，退役之后再发下一批。这就会导致部分轨道面卫星数量不够，降低星座信号覆盖率，影响服务质量，没法和美国星链搞商业竞争。
中国两个国产星链体系。央企的GW星座行政优先级高，而且可以得到国家安全方面的资金支持，还不着急推进商业化。千帆星座是上海国资背景，行政资源有限，必须迅速推进商业化落地。如果过了几年还没有用户付钱，不用等国际电信联盟来回收轨道资源，项目本身的商业性就没了。
为了满足最基本的商业运营标准，虽然国内民营火箭公司渴望订单，但垣信的最低标准是火箭必须单次发射18颗，满足一个轨道面的基本需求。垣信公司公开说过，未来希望是一箭36星，一箭54星，这是另外两个较低轨道的单轨道面卫星数量。如果体制内单位现在能向垣信开放中国最强的长五B发射服务，就算贵一些，垣信大概率也会咬牙采购，保证能尽早组网收钱。
严格的技术标准，让几个前排商业火箭公司很生气。因为所有民营火箭公司都还没有可靠的大订单，都要靠融资维持发展。如果哪家公司现在接单千帆星座，哪怕只发射一次，送几颗卫星进入轨道，哪怕算账是亏的，在融资市场上也是最强的证据。甚至不用中标，能入围就已经可以找下一轮投资人讲故事了。现在递标书的机会都没有，商业公司怨言很多。
但怨言再多，也解决不了星链的技术问题。从上海垣信的态度看，哪怕是为了给长征火箭提供备用品，也愿意多花点钱，培养一家能基本过线的民用航天供应商。商业公司有怨气，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拿出实物，证明自己一次能射满一个轨道面。Ppt可以忽悠投资人，忽悠客户是不行的。
本周中国正在开人大和政协年度会，我们继续关注代表提案，尤其是老朋友的提案。
从2020年的第131期节目开始，我们就分析了张伯礼院士的中医观点。当时我们发现，张伯礼在天津中医药大学，最主要的工作可以总结成四个字：“废医存药”。他在2014年就为中药搭建了高性能计算集群，从国家超算天津中心调用了20台服务器，分析中药的有效成分。
在张伯礼的研究中，所谓“辩证诊疗”、“阴阳五行”、“君臣佐使”这些概念没有任何意义，就是用计算机分析化学实验和病例，暴力拆解传统药方的价值，在分子层面做定量分析。所以，我一直认为他代表了中药的发展方向，评价不低。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在公开场合，张伯礼从不对市面上的中成药，或者传统验方做出定量评价，不仅不会说某些药的效果比其他药差，也不会说某些药比其他药更强。大多数发言，都是无差别地赞美所有中成药。所以我也很好奇，用了那么多超级计算机，用了这么多公共资源，到底做出了哪些成果，能不能给纳税人做点科普。
2020年5月10日，疫情期间，中国国际电视台采访张伯礼，他高度评价了上海的防疫成绩，说经验之一，就是采用“中药漫灌”的方式，大面积投放中药。这让我这个有亲身体验的人印象深刻，特意把这句话收进了那一年的年终盘点。
今年开人大会议，张伯礼还是人大代表，他提了一系列建议，其中有两个值得一说。第一个是《调整医保中成药目录,把普药做实,把大药做强》。支持一部分中成药进医保，同时让一部分中成药退医保。
一方面，鼓励普药转为OTC非处方药，退出医保目录，市场定价，药店销售，这样便于百姓购买使用，有利于OTC推广使用，也支持企业良性发展。
另一方面，大品种中成药要借助现代科技提升质量，推进临床循证研究，提供高级别临床证据，同时说清楚作用机制，以提高产品销售额，形成新质生产力。
今年张伯礼院士牵头启动了现代中医药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工程，该项目完成后，将培育出一批单品种超过10亿元的中药大品种。
很遗憾，张院士今年还是没有点名，不肯说哪些中成药应该给开除医保名单。这么委婉的说法，平时社交是礼貌也是人情，做成提案就不合适了，与代表的身份不符。
至于说哪些药品要进医保，要拿10亿的销售量，张院士也没直接点名，但是采访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现代中医药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工程”。这个项目在天津市政府的网站上可以查到，请静静帮我读一段：
我市现代中药新质生产力创新工程由张伯礼院士团队提出并组织实施，总投资1.8亿元，其中市财政局补助6000万元，项目单位自筹1.2亿元，重点实施项目包括：天士力“芪参益气滴丸”、津药达仁堂“速效救心丸”、天津同仁堂“肾炎康复片”、红日药业“血必净注射液”四家企业药品新质生产力培育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