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 年，46 天里，集权统治下艺术家的命运

本文经万有引力授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八卷，为免费内容。

1933 年 2 月，诗的意志溃败于政治的狂热。

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后，随即对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人士展开迫害，活跃在德国政治、文化舞台的作家和艺术家首当其冲，在纳粹当政初期的短短一个月内，这些作家、艺术家或遭监禁、枪决，或被迫逃离德国。

《文学之冬》以切近的视角和细腻的叙述，记录从 1933 年 1 月 28 日到 3 月 15 日每一天里发生的迫害和逃亡，描述了托马斯·曼、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布莱希特、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胡赫、乔治·格罗兹、亨利希·曼等魏玛时代多位文化巨匠的遭遇。这短短一个多月成为德国文学的冬天，也是全世界寒夜的序幕。

1 月 31 日，星期二

托马斯·曼很紧张，但并非由于昨天的政治结果，而是文学原因。他的儿子克劳斯刚从柏林和莱比锡回来，想和他谈一谈希特勒。可他现在没这个心思。

过去几周，他不得不再次搁置小说《约瑟夫在埃及》的手稿，为 2 月 10 日将在慕尼黑大学举办的理查德·瓦格纳逝世 50 周年纪念日的演讲做准备。关于瓦格纳的音乐剧，他已经写了很多东西，这是他此生最伟大的一种艺术经验。最初他以为会速战速决，结果却一发不可收，讲稿变成论文，然后发展成本小书。他的想法和灵感喷涌而出，最后不得不努力构思，才能让它不致太过臃肿。

不仅如此，在他答应去慕尼黑之后，荷兰的瓦格纳协会请他去阿姆斯特丹的国家音乐厅，希望他再做一次演讲。另两份法语演讲的邀请也接踵而至：比利时笔会请他去布鲁塞尔，然后去巴黎的大使剧院——在巴黎他甚至要讲两次，一次用法语，另一次用德语。这是一轮光荣的小型欧洲巡演，却也给托马斯·曼添了额外的麻烦。还在写稿期间，他就不得不请他的法国朋友、日耳曼语学者费利克斯·贝尔托帮忙翻译。几天前他才写完文章，现在必须马上把它缩短成适合演讲的长度，这无异于直接对自己的肉下刀。译稿一出来，他还得不断练习，至少别把法语讲得太磕磕巴巴。

托马斯·曼在慕尼黑的别墅中，1932 年

没什么时间留给政治。更何况在过去一年中，他已经在各种文章和演讲中斩钉截铁地谈论过自己对纳粹的看法——一场试图以革命之名欺世的骗局。他不能一再老调重弹。普鲁士文化部前部长阿道夫·格里梅鼓动他去柏林参加社民党的竞选活动，但他只打算明天或后天写一份关于社会主义的详细声明，好让格里梅能在会上宣读。他还能怎样？

茶余饭后还是免不了谈论政治话题。埃丽卡和克劳斯对局势感到紧张，克劳斯显然读过了所有报纸，连《人民观察家报》也没放过，还模仿左翼媒体面对政权更迭时故作克制的痛苦语气说话。饭后，两个孩子出发去埃丽卡的胡椒磨歌舞剧团彩排，2 月份的节目明天就要首演了。对于卡巴莱小品来说，希特勒上台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话题。

戈培尔睡饱了觉，开始与同僚们讨论近在眼前的选举计划。宣传的第一个高潮应该是迈科夫斯基和佐里茨的葬礼。他宣称这两人是“民族运动”的“烈士”，在“胜利之夜”被“红色谋杀犯”“卑鄙”地枪杀。他要在柏林大教堂为两人大摆排场，要极尽奢华，还要安排声势浩大的游行。虽然柏林大教堂是新教教堂，而佐里茨是天主教徒，但戈培尔可不管这些。

尤其顾不了迈科夫斯基和佐里茨之死的真相。最近几个星期，许多冲锋队队员担心纳粹党会让他们干脏活。他们和共产党打了好几年街头战，现在，当政治目标终于触手可及时，党首却想摆脱掉他们，独吞所有胜利的好处。圣诞节后不久，六十多个夏洛滕堡冲锋队队长曾会面商讨此事，他们认为，上面会不择手段，尤其是戈培尔。戈培尔的线人报告说，迈科夫斯基曾放开嗓门宣布，若是那样，他就亲自动手，击毙戈培尔，没有半点迟疑。

因此，对于戈培尔来说，采取反制措施是聪明的政治行为。作为柏林的党部头目，他身边始终围着冲锋队，他不得不盲目地相信他们，但不能放任迈科夫斯基吹嘘什么用一颗子弹让他脑袋开花。戈培尔必须让每个冲锋队队员明白，企图暗杀他而不受到惩罚，想都别想。幸运的是，弗里茨·哈恩对他手下第 33 冲锋队的人了如指掌，知道有个叫阿尔弗雷德·布斯克的人靠得住，此人会为了一笔不错的赏金干掉迈科夫斯基。前一天，布斯克找准时机完成了任务，并顺手一起解决了警方唯一的证人佐里茨。若有其他人察觉到发生了什么，戈培尔也没办法。警告四处传开，他可不会任人威胁。

想到已被他除掉的迈科夫斯基还能为自己派上用场，戈培尔很满意。宣布迈科夫斯基是“烈士”，对他来说只是小儿科。他要让迈科夫斯基像国王一样下葬，还要亲自在迈科夫斯基的棺材旁讲话。希特勒和戈林也在大教堂，献花圈，默哀，演奏管风琴乐，发表感人的演讲，然后穿城送殡。一出相当热闹的大戏。

傍晚，一支冲锋队小分队冲进威尔默斯多夫位于特劳特瑙大街 12 号的宁静的房子。一到目标公寓门口，这些人就踹开门，冲了进去——却发现房间里已是空荡荡。没有租客，没有家具，没有画，什么都没有，只有光秃秃的墙。他们犹豫了片刻，从这个意外里缓过神来，然后跑回街上，右转跑向拿骚大街。他们冲进拿骚大街的一栋房子，用斧子砸开门，可画室里依旧空荡荡。没有人，目标人物都走了，他们来得太晚。

冲锋队在找乔治·格罗兹，他是一名画家、设计师和漫画家。纳粹恨他，就像恨其他几个艺术家那样。他不仅用画作攻击他们信仰的和认为神圣的一切——他们的元首、他们的男子联盟、他们对战争的热情，还嘲笑他们，把他们表现为自负的傀儡、酒鬼、麻木的暴徒、嫖客和流氓。任何想在政治斗争中被认真对待的人，都不会低估这样的对手——讽刺可以致命。可就算控告他侮辱国防军或攻击公共道德也无济于事。格罗兹曾在《闭嘴，当你的差》这幅画里给十字架上的基督画了防毒面具和士兵的靴子。因为渎神，他和出版商威兰·赫兹费尔德被一次次告上法庭。诉讼拖了四年，从 1928 年一直拖到 1931 年。

《闭嘴，当你的差》

这些案子最后均以无罪释放或小额罚款而告终。让纳粹怒不可遏的是，格罗兹因此越来越出名。但持续不断的法律攻击也令他身心俱疲。没完没了的仇恨和争端对格罗兹毫无益处。他越来越怀疑，理性究竟能否坚持到底，随之增长的还有他对自己艺术的内在推动力的怀疑。无论讽刺得多妙，讽刺的影响力究竟是否被过度高估了？他还能寄希望于仅仅通过愤怒的艺术就让愤怒的大众睁开眼睛吗？

这时纽约来信了。艺术生联盟为他提供了 1932 年夏季的教职。格罗兹很兴奋，因为从小美国就吸引着他。他立即接受，仿佛凭借它能突破眼下无望的局面。五个月后，他乘坐横跨大西洋的巨型汽轮返回德国。还在舷梯上时，他就告诉前来迎接的妻子伊娃，他回来只为带她和孩子们最终移民美国，过完圣诞节就走。

这样做，他赌上了很多。在德国，他是功成名就、人脉极广的艺术家；而在美国，他几乎什么都不是。他将要度过一段艰难的时期，不得不重回艺术学校当老师，每月赚 150 美元。能否再次以画家的身份闯出名声，他还不确定。但他心意已决，什么都改变不了，甚至是他自己的怀疑。他要离开这个国家。

他和伊娃把公寓退掉，只收拾了一点东西。格罗兹送光家具，清空画室，将画作和书籍存放在岳母那里，然后就像块木头，从一条不为人知的暗河上漂走了。1933 年 1 月 12 日，“斯图加特”号从不来梅港起航，船上载着格罗兹和伊娃。他们所有的财产，都装在了三个箱子和三个手提箱里。孩子们被留在格罗兹的姐姐家，他们会在那里住到夏天。在这次跨洋之旅中除了忍受颠簸之苦，他们还在纽芬兰附近遇上了 12 级大风。不过，1 月 23 日他们在纽约上岸时，已是一片春光。一周后，希特勒成为总理。八天后，冲锋队拿着斧头站在他们的旧公寓和画室门前。

今日要闻

2 月 2 日，星期四

布莱希特在达姆施塔特惹上了麻烦。他的《屠宰场的圣约翰娜》原定在黑森邦剧院首演，却遭到纳粹党抗议。在市议会的一次关键会议上，纳粹议员得到了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的支持。他们联合要求警方出具禁演令。为戏剧爱好者协会举办的内部演出也被禁止。只有社民党捍卫着剧院总监古斯塔夫·哈通自由安排剧目的权力。

哈通算是德国国内最重要的导演和戏剧创新者之一。布莱希特认识他，也了解他的作品。哈通 1931 年来到达姆施塔特，此前他曾在柏林的文艺复兴剧院担任过三年负责人。《屠宰场的圣约翰娜》是布莱希特对教会和资本主义半嘲讽、半教育性质的清算。这部作品三年前就完成了，但至今仍只能以删减版的广播剧形式在广播中播出，卡萝拉·内尔、海伦娜·魏格尔、弗里茨·科特讷和彼得·洛尔等优秀的演员均曾为其配音。

布莱希特

和之前在柏林一样，古斯塔夫·哈通在达姆施塔特的剧院也不采用民间作者的作品，而是选择了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埃里希·凯斯特纳、弗朗茨·韦尔弗或卡尔·楚克迈耶的剧目。《屠宰场的圣约翰娜》极为轰动的首演将把这份名单延续下去。但这也足以成为纳粹在《黑森报》上大肆诽谤哈通的理由。他们指责哈通上演“外族血统的劣质品和陈腐的杂耍伎俩”，指责他的剧院偏爱雇佣犹太人。

这是对宪法保障的艺术自由的侵犯，可自由派德国国家党的市长鲁道夫·米勒没有反对，而是做出了妥协，以迎合市议会中被激怒的议员：他谴责布莱希特戏剧中的马克思主义和反教会倾向，但为古斯塔夫·哈通的总监工作作了辩护。在他看来，纳粹的反犹指控尤为荒唐：州剧院的 361 名工作人员中只有 3 名犹太人。他说，这不能称作“犹太化”。

流感继续迅速蔓延。今天柏林上报约 800 个新增病例，其间，本市学校 200 多个班级不得不停课。英国已有千余人死亡。作家汉斯·米夏埃利斯从日本向《柏林晨邮报》发回报道，提及了一种预防感染的新措施：“病菌面具，一块剪成椭圆形、系于口鼻前的黑布，担负着抵御病菌入侵的重任。”然而，让米夏埃利斯惊讶的是，日本人只在户外佩戴这种面具，在地铁或办公室里就会摘下来。他们坚信，流感病毒主要在大街上传播，而不是在密闭的室内传播。

2 月 3 日，星期五

在基希投宿的莫茨街，还住着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她在萨克森霍夫酒店有个小房间，这里离纪念教堂边的罗曼咖啡馆、施利希特餐厅和施万内克酒馆都不远。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喜欢有作家、艺术家、出版商、画商、演员们聚集的地方。这是她逃离现实的避风港。曾有几年，她是柏林当之无愧的波希米亚女王：她顶着一头醒目的黑色短发，孩子般娇小的身体总裹在宽大的袍子和天鹅绒夹克里，戴着玻璃项链、哗啦啦响的手镯，每根手指都套着戒指。她仿佛是来自东方的舞女，却给自己起了童话似的男性名字，自封了一个贵族头衔——底比斯的优素福王子，因为她对任何界限都不以为然，不论是虚实、阶层，还是性别。

她下周就 64 岁了，日子过得很艰难。5 年前，她的儿子保罗死于肺结核，即使夏利特医院的主治医师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也无力回天。事出意外，令她猝不及防。很长一段时间，她几乎不赚钱，如她所说，每天靠 15 芬尼过活，一直欠着酒店的账。

现在情况有所好转，她正重返舞台。去年，她同时有两本书在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一部新诗集，另一部短篇小说。她还写完了新剧本《阿图尔·阿诺尼穆斯和他的父辈》，与里夏德·比林格一起得了克莱斯特文学奖。起初她很委屈，因为只能得一半奖、拿一半奖金（750 马克）。但随后她就收起了骄傲，乖乖领奖，用奖金还了欠酒店的债。

她过去的情人，戈特弗里德·贝恩，发来电报祝贺：“您让常因颁奖者或获奖者受辱的克莱斯特文学奖重返高贵。”他们的情事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在 1913 年那会儿，他们是很不般配的一对：他，26 岁，事业刚刚起步；她，44 岁，已是德国先锋派的核心人物。他是牧师之子，却不信教，一心要把宗教的最后一丝希望之火浇灭在自己的文学作品里；她是拉比的孙女，信仰和信心天经地义地弥漫在她的诗中。虽则如此，或正因如此，激烈的爱情让他们在几个月里难舍难分。两人都在诗中提到过那种“兽爱”。贝恩写道：“欲望所向，用牙齿抓牢。”拉斯克-许勒则说：“我总把你带在身边，安置在我的齿间。”连分手也被定格在诗行里，她固执：“我是你的过客。”他同样坚决：“无人是我的过客。”

埃尔泽·拉斯克-许勒

当然这都是老皇历了。今天，埃尔泽·拉斯克-许勒给她在伍珀塔尔的“财政大臣”克劳斯·格博哈特写了信。格博哈特是丝绸制造商、艺术收藏家，也是个很好的朋友。每次她要和出版社谈合同时，他就会出手相助，对于这些事她一窍不通。有时候，格博哈特还会催促那些稿酬支付太迟的出版商。因此她任命他为她的私人“财政大臣”。她喜欢给自己认为重要的人起新名字，他们由此成为她诗意世界里的生命。比如，贝恩是她的“野蛮人吉泽赫尔”或“老虎吉泽赫尔”。

那是一封活泼的信，干脆利落，热情洋溢。她擅长此道，几乎给所有人写信都是如此。她受到邀请，去她的出生地埃尔伯费尔德参加一场读书会，因此请他出面谈一笔 200 马克的报酬。她还盛赞席勒剧院为《阿图尔·阿诺尼穆斯和他的父辈》首演排练所付出的“巨巨巨巨巨大的努力”：“大事件！”

然而，她没对任何人说过她的真实处境，包括格博哈特。去年的成功并非皆大欢喜。原本她几乎已从公众视野中彻底消失了，但克莱斯特文学奖却让纳粹重新注意到她。她是犹太人，看起来像来自东方的梦幻人物，她写现代的、极富表现力的诗——在纳粹眼中，这一切都罪不可赦。《人民观察家报》恼羞成怒：“贝都因酋长的女儿得了克莱斯特文学奖！”几个男人迅速出现在她的酒店前等她，他们辱骂她、推搡她，直到她摔得倒地不起。有一次摔倒时，她狠狠地咬到了舌头，不得不缝了几针，成了一位被缝上舌头的女诗人。

《阿图尔·阿诺尼穆斯和他的父辈》也惹上了麻烦。去年春天，剧本终于完成时，大导演和剧院总监们蜂拥而至。古斯塔夫·哈通反应最快，他从达姆施塔特来信说他有多么欣喜，希望她把首演的权利给他，她同意了。随后，她还同意了马克斯·莱因哈特和莱奥波德·耶斯纳将分别在柏林的德国剧院和御林广场剧院这两个国内最好的舞台上演该剧。两人都只能排在哈通的首演后，而一般像莱因哈特和耶斯纳这样的明星可不愿意等。

然而，前天，哈通心情沉重地给她写了信：很遗憾，他不得不推迟首演。目前，他正在达姆施塔特艰难地反抗纳粹党，因为他把布莱希特的《屠宰场的圣约翰娜》列入了演出计划，也因为他的剧院被认为雇了太多犹太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推出《阿图尔·阿诺尼穆斯和他的父辈》，一部犹太女人创作的剧，就会让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雪上加霜。这像是在公然挑衅，眼下他做不到，请她再等等。

所以，她现在把赌注押到了席勒剧院，耶斯纳正在那儿排练。商定的首演时间或是 2 月 12 日，或是 2 月 19 日，但还没确定。无论如何，耶斯纳为这部剧投入的心血让她感动。希特勒上台之后，它正好能展现出非同寻常的意义。《阿图尔·阿诺尼穆斯和他的父辈》讲述了近百年前发生在威斯特法伦一个村庄里的反犹大屠杀。在一个犹太地主、他极富魅力的小儿子阿图尔·阿诺尼穆斯和帕德博恩主教的共同努力下，情势最终险为夷。最后一幕中，睿智的主教表率性地参加了地主家的逾越节晚餐，并为以色列人民祈神赐福。当纳粹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在德国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时，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却在她的剧中赞美宗教的和解。耶斯纳是犹太人，也是个政治上很清醒的戏剧人，难怪他向她保证，拍戏时会投入“巨巨巨巨巨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