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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2009年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陈平原教授在题为《波诡云谲的追忆、阐释与重构》的文章（《读书》2009年第9期）中梳理了1949—1999间五四运动逢十周年庆的主流报刊概貌。他以“关键词”的形式提炼了这五十年间的言述脉络：
一九四九年：革命路线
一九五九年：思想改造
一九六九年：知识分子再教育
一九七九年：解放思想
一九八九年：体制改革
一九九九年：振兴中华
然而，在2009年主流报刊的纪念文字里，我们已经很难提炼出这样的“关键词”，关于“五四”的纪念，已经变成像这场运动本身那样众声喧哗（参见《话题2009》）。
说起“五四”，一般人心里都会有两种印象，一种印象是“还我青岛”的旗帜，赵家楼的火光；另一种印象是《新青年》打倒文言，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以及林琴南盼望有个“伟丈夫”来扫除这帮子新文化人。
▲ 胡适
不管胡适晚年多么强调这是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两场运动，前者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但平心而论，这两场运动之间，内在的逻辑是相似的。
今年是“文学革命”100周年，文学革命发动的标志，正是1917年的两篇文章：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两篇文章的激烈程度相差甚远。偏爱传统又主修西方文学的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平和地叙及《文学改良刍议》，却大肆吐槽《文学革命论》：
紧接着《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的下一期，他就在《新青年》上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给胡适捧场，内容泼辣，文字浮夸异常。陈独秀这篇文章，以文学知识和立论态度来讲，真可谓集无知与不负责任之大成，其精神上和胡适那篇劝人不要用陈腔滥调，不要作无病呻吟的文章可谓背道而驰……列举了这三大主义以后，陈独秀就把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作一个简短的、流水账式的交代，说中国文学一向是操纵在迂腐而晦涩的贵族文学家、古典文学家和山林文学家的手里。
▲ 陈独秀
但从文章的传播效果来看，正是《文学革命论》而非《文学改良刍议》给了《新青年》的主要拟想读者——青年学生与旧文学家以极大的刺激，扩大了《新青年》的影响，也将“新旧之争”变成了一个社会话题。
此后的“王敬轩”双簧信，以及《新青年》上一系列的通信，用今日传播研究之眼光视之，毫无例外都是“炒作”。想当“舆论家”的胡适不赞成搞“双簧信”这种不够光明正大的手段，他主张“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种平等讨论的主张马上遭到陈独秀激烈的驳斥：“白话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新青年》3卷3号，通信）
更狠的论述策略是五四运动前《每周评论》刊登《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搜集了五家报纸对于“北大驱逐教员”谣言的批评。但是这五家报纸并未将此谣言与林纾等旧文学家联系起来，只是指责“今之当局者”。
但陈独秀在文后的按语中称：“这班国故党中，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新申报》里《荆生》的著者林琴南，和《神州日报》的通信记者张厚载两人。”一个月后，他更是直斥：“林纾本来想借重武力压倒新派的人，那晓得他的伟丈夫不替他作主。他老羞成怒，听说他又去运动他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新文学后来取得了主流地位，像《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这样的史著就会直接写道“林纾等人散布的北大驱逐陈独秀、钱玄同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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