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全球化的断层线 | 2016西方思想年度述评系列之二

文 | 刘擎

按语：作者自2003年起撰写西方思想界的年度综述系列。今年开始由《腾讯·大家》独家首发。鉴于在线阅读的特点，《2016西方思想年度述评》分为四篇连续发表：（1）裂变时刻的来临；（2）全球化的断层线；（3）文化认同的裂痕；（4）民粹主义的威胁。网络版在篇幅上有所删节，并略去了全部文献注释。完整的印刷版将在《学海》杂志2017年第2期刊出。

第一篇点击回顾《裂变时刻的来临》，以下为系列第二篇《全球化的断层线》全文：

************************************

显然，今年的一些重要事件和现象是人们“对全球化深切不安的明显征兆”。《金融时报》主编巴伯（Lionel Barber）分析指出，今年有两个方面的动向值得重视，首先，欧美出现了“一种奉行本土主义、保护主义以及沉湎于文化乡愁的新型政治”，他称之为“第四条道路”。其次，西方民主国家对于全球化的幻灭感越来越普遍。他认为，二战之后的全球化现象由三个阶段性趋势构成：风靡于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时期的“去管制化”（deregulation），1994年“乌干达回合谈判”驱动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以及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

这些趋势的结果是对资本、物资、服务和劳动力逐渐放弃管控，典型体现在欧洲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的形成，并在2007年夏季走向极致。“在2016年，我们终于看到这个（可以称其为全球化2.0版的）时期结束了。”

今年是全球化的负面效应集聚爆发的时刻，但现在要为全球化敲响丧钟或许还为时过早。无论“逆全球化”的趋势多么强劲，这仍然只是故事的一半。构成故事另一半的人群及其力量并未退场，并将重新集结。《经济学人》发表的数据表明，各国认同“全球化力量是好的”这一观点的人群比例几乎都高于其反对者，只有在法国双方的人数几乎相等，而在亚洲国家和地区支持全球化的人群是压倒性的多数。

新一波全球化的独特问题在于造成了一条横跨国界的断层线：所有国家内部都同时存在着全球化的受益者与受挫者，也都出现了全球主义价值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群体。这意味着国家内部对于全球化的分歧日益严重，出现两极化的趋势，也意味着任何政治精英以“人民的名义”顽强抵制或强行推进全球化的举措，实际上只能取悦部分民意而背离另一部分民意，从而将加剧已然严峻的民众分裂与政治极化的困境。

我们可以预见，全球化的进程并不会由此终结，可能在势均力敌的双方不断角力之中以更为曲折的方式展开，也可能在新的妥协中以及更加平衡温和的方案缓慢推进。

全球化的断层线现象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今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经济学新著《全球不平等》（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受到广泛的关注与好评，被认为是在皮克迪（Thomas Piketty）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获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 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与其经济学新著

作者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是出生在南斯拉夫的美籍经济学家，曾在世界银行任职，目前是“卢森堡收入研究中心”纽约办公室的高级研究员。他的研究著作基于经验数据提出了一个长时段不平等的解释模式。

在工业化初期，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阶层间的不平等）是造成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到了工业化后期，国家间的不平等（地域间的不平等）变得更为突出。而自1988年以来，新一轮全球化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却加剧了国内基于阶层的不平等。

米兰诺维奇使用了“公民身份租”（citizenship rent）的概念来说明这种变化。用通俗的语言说，在新一轮全球化之前，一个人在全球收入分布中的位置最主要地取决于其公民身份，或者说在哪个国家工作，这远比做什么工作重要得多；而在全球化之后，公民身份对收入水平仍然非常重要，但其权重有小幅降低（“公民身份租”有所贬值），而从事的职业类别变得相对重要。

米兰诺维奇绘制了一张图表，显示在1988年之后的30年间全球实际收入的累计增长率。在此期间，全球收入增长率的中位数在25%左右，但各阶层的收入增长率出现严重分化。处在全球收入分布45-65%水平的人群（他们是全球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收入增长率最高（增幅在70%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而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以全球标准来衡量仍然属于高收入阶层，处在全球收入分布的80-95%水平（属于前五分之一），但他们在这30年间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或增幅极低。全球收入最高的前1%人群（分布位于99-100%的水平）收入增幅在40%以上。

这里需要区别“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这两个概念。在发达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至今仍然存在着程度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但其差距在全球化过程中持续降低（在2000年之后尤其显著），这主要归功于一些贫穷国家（中国、印度、印尼和巴西等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出现，他们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全球（无论富国还是穷国）的精英，都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大幅度的收入增长。严峻的困境出现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他们在过去30年间的收入增长基本停滞或非常缓慢，与本国富裕阶层以及精英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严重。

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的加剧具有直接的政治影响，在民主体制中往往表达为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民众抗议、社会运动以及党派势力的兴起。福山今年2月在德国柏林的演讲中指出，全球化同时造就了赢家和输家。在美国，受益者是经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而教育水准较低的白人工薪阶层是其受害者，他们形成了对立的两个群体。实际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工薪阶层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他们感到生活变得更为艰难而复杂，成为威权型民粹主义政客的支持者。他后来在《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还指出，美国两大政党都未真正帮助那些全球化中的受挫者。共和党代表着大型跨国公司的利益，支持开放移民和自由贸易的政策，这两方面都会损害白人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民主党则着眼于身份政治问题，在满足多种身份族群诉求的同时，却忽视了白人工薪阶层的诉求。

全球化对发达国家造成的冲击，及其引起的反弹对未来前景的影响，成为许多经济评论家关注的焦点。《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明肖（Wolfgang Munchau）5月发表文章，认为全球化在西方发达国家正陷入失败，并将引起政治反弹。这些国家未能有效地应对全球化造成的各种经济冲击，包括20年来实际平均收入的停滞，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与全球化的交叠效应更为严酷，在过去损害了老一代的工人阶层，而如今对中产阶级下层的技术工作者也构成了威胁。文章引用经济数据表明，欧洲国家中对全球化不满的民众比例正在上升。这是一种警示信号：“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并没有如其所愿，造就一种无人变穷而有人更富的局面。”如果政治家对此无所作为，必将会有民众自发的政治行动。

《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家沃尔夫（Martin Wolf）9月发表文章也指出，全球化进程有濒临崩溃的可能。他同意不平等问题的严重性与敏感性，但认为其他因素，尤其是技术更新与产业升级也对就业和收入造成了负面冲击，不能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全球化。而全球化进程如果停滞不前或者出现逆转，也会损害经济增长并减少全球穷人的发展机遇。我们需要采用不同于以往的内外政策来改善管理机制，推动全球化进程。

在全球化断层线的影响下，未来的全球化必须做出调整。不同立场的学者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著名左翼经济学家的皮克迪11月在法国《世界报》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全球化，并提出另一种全球化的议程。

在他看来，特朗普获胜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过去几十年间积累的经济不平等与地域间差异的爆发，但特朗普对公司利润大幅减税的方案只会加剧这种不平等的趋势。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全球化必须在根本上重新定位”（fundamentally re-oriented），使得国际协议能够回应我们时代面对的重大挑战——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我们需要促进一种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全球化模式。

他主张调整国际贸易的着眼点，贸易自由化不再是主要焦点，“贸易必须再次成为服务于更高目标的手段，它从来不应当变成除此之外的其他东西”。他建议在贸易协议的制定中必须考虑其财政和环境的影响，通过税收和司法监督实施限制。皮克迪认为，“现在到了转变全球化的政治话语的时候了”：贸易是好事，但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也要求公共服务系统、基础建设系统、健康与教育系统，而这些要求本身进而要求一种公平的税收体系。达不到这些要求，特朗普主义将会大行其道。

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12月初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也提出需要反思全球化的得失并为此“重新定位”。他指出，就统计数据而言，2016年世界经济与近几年完全相似，重要的变化在于政治方面。

二战以来西方大多数政治领导人形成了一种共识，认为减少贸易壁垒将将促进繁荣与和平，而当前广泛的反全球化运动标志着这种共识的解体。在非西方国家，土耳其、俄国和印度的领导人呼吁民族自豪感、自身传统的文化价值和优势，而贬低开放性与人权的普世价值。民族主义的复兴与对全球化的抵抗成为普遍现象，这源自许多人群的一种无力感：他们的生活被自身无法可控的力量所侵扰。在地理意义、文化意义上，也在缺乏共享认同的意义上，人们之间的距离感加剧了。他们对其领导人保护自己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人们的不安全感往往会“招致返祖现象”。

二战以来70年的世界，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与挑战，但在人类解放、增进繁荣、延长寿命和减少暴力等方面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进步，而现在所有这些成就都可能处在危险之中。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全球经济对话的方向，转向提升“负责任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为其本身谈论国际一体化。

首先，让国际社会介入这种对话的关键是全球合作，经济外交需要聚焦于一种措施，得以使各国政府扩大扶助国内中产阶级工人的政策范围。其次，需要在防止资本收入逃税方面做出全球努力，从中获得的收益将有助于对中产阶级提供更多的支持。同时，为了防止企业出于躲避更严格的劳动与环境保护标准而转移到别处，需要通过国际对话来建立相关的全球最低标准与协调措施。最后，藩篱与围墙并不能有效地阻止不合意的人员流动。

对于史无前例的难民潮唯一持久的解决方式是创造条件，得以使人们能够留在自己的家园。支持难民来源国的建设获得的全球收益，将会远大于在接受国内部对难民提供有限的支持。萨默斯认为，2016年的诸多事件将被铭记为一个转折点：我们要么从此开始背离全球化，要么开始对全球化的战略做出朝向大众利益的重新定位。而未来几年的选择事关重大。

（未完待续）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