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区药房药师审方和干预—中篇

根据Rupp等人的研究 [3]，纳入了9个零售药店的2周处方，约2.6％的新处方需要药剂师干预。虽然这项研究的样本量很小，存在局限性，但它说明了社区药剂师审核和干预的重要性。在Johnson和Lehmann的研究中[13]，发现儿科处方错误率约为5-27％。但儿科用药错误对儿科患者造成的伤害是成人患者的三倍 [12]。

在Rupp做得一项更大规模的研究中（含89家药店），新处方干预率为1.4-15％，该研究还发现，大型药店的药师干预率为1.7％，而小药店的干预率为2.4％。该研究得出结论，小型药店的药师干预率明显高于大型药店的，而 药师干预率与每小时处方量呈负相关关系 。

另外，Rupp的研究中，这些有问题的新处方中有超过30％的是针对年轻患者（<13岁）和老年人的（> 65岁）。处方药类型（MD，DO，DDS，DPM，APRN，PA）和处方来源也是新处方出现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所有有问题的处方中，手写处方的量远大于电子传输的处方量，因为手写处方无法在线访问患者的个人资料，这意味着开处方者无法看到患者的用药记录。因此， 手写处方需要药剂师的额外关注 ，因为处方传输过程中没有使用药物监测软件。另外，手写处方的误读率高，导致配药错误率高 [7]。

四类需要药师干预的处方问题

❌ “遗漏错误”（45.6％），这类处方缺少成为有效处方的关键要素，比如缺药品名称，剂型，规格，数量或处方者签名或药品执法管理局注册号（DEA）或目前市场上没有规定的规格/剂型。

❌ 需要药师干预的另一个因素是开处方者使用不正确的药物（5.7％）。这类错误与开处方者混淆药品名称听似和写似有关，研究中一个例子是Loniten（米诺地尔），用来“降低胆固醇”。审核药师联系了医生，医生本是为患者开处洛伐他汀（mevinolin），而不是Loniten。另一个例子是利尿剂，吲达帕胺（lozol）和质子泵抑制剂奥美拉唑（lostc）。处方者也常常将Losec与Lasix（呋塞米）混淆。为了尽量减少药品名称的混淆，Merck Sharp和Dohme制药公司将Losec的名称改为Prilosec。

一些研究表明，因严重DDI而住院的人数占总住院人数的3％ [8,9,10,11]。这类处方的干预还包括处方者给有药物过敏史的患者开具致过敏的药物。例如患者对阿莫西林过敏，但开处方者给患者开了Augmentin（注：含阿莫西林的抗生素）；患者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过敏，但处方开具了阿奇霉素。另一个案例是医生开具昂丹司琼治疗手术后的呕吐，患者还服用艾司西酞普兰抗抑郁，患者同时服用这两种药物会增加QTc延长的风险。那么这类DDI经常需要药师的干预，药师需联系开处方者，让他们了解患者的药物治疗方案，过敏和DDI。

药师和开处方者讨论处方的各种顾虑和潜在的问题，开处方者接受药师的建议，书面修改或重新开嘱处方；若不接受药师的建议，药师可发配药物，书面记录开处方者知情并同意使用，并在患者的咨询记录中告知药物相互作用供患者参考。药师也可直接拒绝调配发药并记录理由。

在Backer的研究中 [7]，作者将 DDI相关决定因素分为三类：

▶ 第一个因素是“与处方者的关联”。看多名医生或去多个药房取药的患者比选择单一医生和药店的患者出现更多的DDI事件；

▶ 第二个因素是“药物监控”。如果软件给出很多DDI警告，而药师可能习惯性忽略警告，如果软件无法显示出DDI，药师很难在患者用药前发现药物相互作用。因此，电脑监控软件的质量和灵敏度在社区药房则非常重要。有效的电脑监控程序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相关的警告信号并最大化发出相关的DDI警告，将有助于药师捕获得相互作用信息，并在不中断患者治疗的情况下进行早期干预。

▶ 第三个因素是“药师和药房构成”。这组决定因素受到药房实际工作环境的影响。比如，有的药师在审方过程中记录了DDI干预或在软件中提交记录文件，药房经理可以收集记录信息，并在提高患者护理培训中使用。这也有助于药师之间相互学习，以避免类似的与DDI相关的审方错误。合理关注这些DDI决定因素，将有助于药师避免审方失误，预防相互作用的药物引起的不良事件，从根本上提高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