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图书馆蓟门法史书苑（2024年9月13日 新华社图）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张晋藩
战国时期，法家的主要代表韩非总结了各国进行的经济、政治和法制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得出了“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的结论。这个结论对秦以后的历史发展起着重要的警示作用。正像官吏有良吏与酷吏之分，法律也有善法与恶法之别。“奉法者强，则国强”之法，必须是善法，如果奉“恶法”，不仅不会国强，反而会招致亡国之祸。宋王安石说:“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悦之，则曰亦不足矣。”这方面的史例是很多的。所谓“善法”，应该具备以下的标志:
其一，循变协时，法律与历史的进步潮流相适应。
早在《尚书·吕刑》当中，便有“刑罚世轻世重”的记载。《周礼·秋官·司寇》进一步提出根据不同形势制定和适用不同的法典，“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主张变法改制的法家，更强调法因时势而变的可变性。慎到说:“守法而不变则衰。”商鞅说:“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他还说:“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韩非在总结历史经验和传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做出总结性的概括，说:“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之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法家的法与时转、因势而立法的观点，反映了进化的历史观和以经验为基础的实证精神。只有所立之法符合社会国家的发展需要，方可以称之为良法。法从实际需要而制定，又根据实际的变动而删修，这就是所谓“循变协时”的法律发展的轨迹。
上述法家的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例如，明人张居正说:“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清康熙帝说:“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因革损益，期于尽善，原无数百年不敝之法。”至清朝末期，国势衰微，民族危机日渐深重，变法之声日益尘上，论者多援法家旧说。如，龚自珍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魏源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冯桂芬说:“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弈貊吾师之。”康有为说:“圣人之为治法也，随时而变义，时移而法亦移。”梁启超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需要指出的是，法家虽然主张“法与时转”的可变性，但与此同时也认为法律制定之后应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反对数变。韩非子指出:“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他甚至尖锐地指出:“法禁易变，号令数下者，可亡也。”后世持此论者亦颇多。如，唐人吴兢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宋人欧阳修说:“言多变则不信，令频改则难从。”
其二，公平、公正是善法最重要的属性。
《说文》曰:“灋者，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为了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的属性，古代思想家常以度量衡器的公平、公正与法律相比拟。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又说:“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以度量衡器比拟法律的公平、公正，对后世也极有影响。唐时，魏征认为，“且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贵在宽平”，只有公平正直，才是“理国要道”。唐太宗时，以法为“国之权衡”“时之准绳”，凡“人有所犯，一断于律”。
除此之外，慎到、韩非对法的公平、公正属性也多有精彩的论断。慎到说:“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所以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韩非在论证人有所犯皆须平等地接受法律制裁时，特别指出:“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他又说:“圣人之为法也，所平不夷矫不直也。”韩非认为，古代圣人之所以制定法律、实行法治，其目的就在于“平不夷矫不直”，实现社会公正和公平。
其三，重德化，简刑罚。
早在周初，周公便针对商末“重刑辟”招致亡国的教训，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治国方略，由此带来了数百年的稳定统治。至汉时起，“德主刑辅”已成为立法的指导原则，形成了徳刑互补的法律结构。在为历史所称道的法典中，都以重德化、简刑罚为特征。唐太宗时，重视发挥德礼的教化作用。他说:“盖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者出治为本，而德又礼之本也。后世之为治者，德礼有愧，教化不先，非惟德礼不能使民有耻且格，而政刑亦不能使民免而无耻矣，甚而至于罪丽于十恶尚忍言之哉。”唐太宗特别强调:“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在这个思想指导下，《贞观律》中“减大辟者九十二，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并删去“兄弟连坐俱死”之法，“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以上三点是古代善法的基本特征。可见，只有奉善法，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如何奉法，才能发挥法律的作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也多有论述:
其一，不以私害法。
慎子说:“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商鞅更从治、乱两个方面分析了私与法的关系，他说:“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不以私害法，则治。”由于法是“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只有认真执法，才可以发挥法的公平性价值。中国古代思想家多以度量衡器来比喻法的客观、公正、公平。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又说:“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蜀汉诸葛亮严行法制，但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如同诸葛亮所说:“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
其二，在上位者敬法、奉法、行法。
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非议商鞅变法，由于太子是君嗣，遂刑其师傅。结果，秦人皆遵法不敢违反，“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汉文帝时，一人“犯跸”，文帝欲加以重刑，但廷尉张释之只判处罚金四两。文帝有所责难，张释之对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张释之的意见终于使汉文帝折服，由是开启了文景之治的先河。
与此相反，隋文帝时欲于“六月棒杀人”——这违背了汉以来秋冬行刑的传统法律精神，因此大理寺少卿赵绰力谏:“季夏之月，天地长成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然而，文帝却强辩说:“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此例一开，文帝逐渐走上了“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的毁法之路。既然皇帝以言代法，法外施刑，官吏们也窥察圣意，构煽大狱，陷害无辜。史书曰:“每有诏狱，专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则案以重抵，无殊罪而死者，不可胜数”;“其临终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埋下了隋二世而亡的危机。
其三，法贵诚信。
古人将信与诚联系在一起，所谓“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国家的法律政令重诚信，才具有权威性，所谓“政令信者强”。商鞅变法时主张信赏必罚，他说:“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唐太宗曾欲重惩一假冒资荫的司户参军，大理寺少卿戴胄依法谏阻，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他希望太宗能够“忍小忿而存大信”。太宗终于为其所折服，并表示:“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宋王安石曾经赋诗赞美商鞅信赏必罚:“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其四，善法与良吏相结合。
选任贤吏执行善法，是奉法的重要条件。唐时，白居易面对中唐以后法纪败坏、奸吏迭出的局面，发出了“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的慨叹。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没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一大批贤吏严于执法，《贞观律》也很难实施。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书中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提出，单纯任法“未足以治天下”，是“治之弊也”，但是只任人而废法，是“治道之蠹也”，结论就是“择人而授以法，使之遵焉”，“进长者以司刑狱，而使守画一之法。”五四运动时期，共产主义先驱者李大钊有现实针对性地阐述了法治与人治的统一性。他认为，“国之存也，存于法，……国而一日离于法，则丧厥权威”，但“若惩人治之弊，而专任法律，与监法治之弊，而纯恃英雄，厥失维均，未易轩轾”。他一方面强调，“溯本穷源，以杀迷信人治之根性，……盖此性不除终难以运用立宪政体于美满之境”，另一方面又阐明，“法律死物也，苟无人以持之，不能以自行”，“故宜取自用其才而能适法之人”。可见，治法为本，治吏为用，本用结合，即是法与吏的统一。
以上可见，古今的历史都雄辩地证明了制定与社会发展相契合而又公平、公正、公开反映民众基本利益的法律称得上是善法。这确实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命运的大事。正因为如此，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或亲自组织大臣立法，或亲自笔削立法初稿，以示慎重。例如，北魏孝文帝鉴于“律令不具，奸吏用法，致有轻重”，不仅多次修律，而且亲自执笔定拟。史书说:“孝文用夏变俗，其于律令，至躬自下笔，凡有疑义，亲临决之，后世称焉。”明朝《大明律》修订后，修律官刘惟谦在《进大明律表》中也说:“每一篇成，辄缮书上奏揭于西庑之壁，(太祖)亲御翰墨为之裁定。”由此，可以进一步说明治法为国之本。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为了发挥法律的治世功能，还要求君主和百官奉法行法。韩非所说的“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是总结了战国以前漫长的政治历史、法制历史的经验而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对后世起着悠久的警示作用，对于实行依法治国的当代也具有镜鉴的价值。
摘选自：
书名：依法治国与法史镜鉴
作者：张晋藩
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