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宏翔
《收获》长篇小说2024春卷刊载周宏翔长篇《当燃》
像急流一样，是不可驯服
沈轶伦
1935年3月，上海的街头出现了一家锦江川菜馆。起初店面不大，不过生意很好，上海滩的头面人物纷纷来捧场。1936年，同样以锦江命名的锦江茶室又在上海挂牌营业。饭店背后的老板，叫董竹君，1900年生于上海，出身一个底层的寒微之家，她的前半生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网文：北伐军四川总司令夏之时救她于水火，带她出国受教育、让她做锦衣玉食的夫人，她的后半生，是开启“大女主爽文”的戏剧照进现实：当看到作风日趋保守封建、对孩子重男轻女的丈夫，她毅然离开豪宅，独自返乡，作为一个离婚带着四个女儿的单亲妈妈在上海自食其力。而上海这座精彩的舞台也回馈了她——锦江后来的故事，上海人家喻户晓：新中国成立后，董竹君将全部资产上交国家，两店成为今日锦江饭店前身，这家诞生于上海，又是用四川地名命名的锦江饭店，是新中国第一家国宾馆。
董竹君在其创办的锦江川菜馆前留影
2024年的春天，当获悉《收获》杂志即将发表《当燃》前，周宏翔到位于巨鹿路的上海市作家协会和编辑老师见面。我们在这个街区吃了一顿饭。这个街区，正是锦江饭店所在。
电视剧《世纪人生：董竹君传奇》剧照
衡量一个城市的价值，有许多参考值：GPD、高楼率、人均绿化面积，还有安全指数。在全球安全城市排行榜中，上海经常位列中国内地第一。这里所说的安全，当时是基于治安上的考虑，也由此带来另一个看不见的心理坐标系：这是否是一座女性友好城市。一个女人在天黑后能不能独自上街散步？一个单身的女人是否会因社会非议而不得不被迫结婚？以及在升学和升职通道上，女性是否会因为性别而被排斥？那道看不见的天花板会被舆论默认、允许还是会被拆除、推倒？这些，亦是衡量一座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指标。这个问题，不同人心中有各自的答案，差不多一百年，也是身处上海，作为女性前辈的董竹君用精彩的人生回答了一次。现在，周宏翔用他笔下的重庆姑娘们又回答了一次。
我们相聚在上海最春寒料峭的季节，街边标志性的梧桐初展叶片，濛濛细雨中，我们绕着街区散步，说起这些路的来历，说起董竹君在上海贫民窟长大，又在四川度过脱胎换骨的婚姻生活，说起周宏翔笔下的女性，那些说着爽脆方言的重庆姑娘，说起书里书外的人，百年前和百年后的女性，在时空中奇妙交叠走过的痕迹。
巴蜀与魔都，成为双城对照组，照亮这些女性在生活中摸索着向前。她们都在婚恋中遇到困难，她们都独立而通透，一早就知道这世上没有白马王子也没有救世主，她们也都选择在上海开饭店/茶室/口水鸡快闪店，并有自信以此手艺闯一条出路。在虚构的世界和在现实的世界，滚烫的食欲就如生机勃勃女性力量的另一载体，从四川盆地凭着一股生猛劲冲过来，最终在上海汇入东海。那燃动于舌尖上如火焰的味觉体验，就是她们的精神写照。
她们就像急流一样，是不可驯服。
《当燃》里的女性力量，来的并不是理所当然。每一份勇敢背后，都有其可溯之源：来自离异家庭的程斐然与丈夫琴瑟和谐，但因为债务问题不得不办理离婚。方晓棠因为父母的施压不得不放弃去上海外企工作的机会，在创业过程中屡次受到长辈的阻扰。姚淇的母亲为了再婚，强制把女儿送去陌生城市寄宿，在得知女儿坠入风尘后，又执意脱离母女关系……年轻的女士们，是书中着墨最多的主角，但本身并不具有主角光环，她们会在无意之中毁坏父母的婚姻、会因为权衡利弊结束一段感情、会纠结、会犹豫、会被诱惑、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而最终，像河流一样，在受挤压处越发涌动，在遇到逆境时寻找顺流，她们会自净、会为选择买单，也像河流一样，川流不息，不舍昼夜，向前走，不回头。
这群土生土长的巴蜀姑娘，她们吃重庆菜、说重庆话、手挽手路过重庆一个个标志性地标，但她们又在言谈中，始终向往东海之滨的上海，对她们来说，上海似乎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理想彼岸，是一个远离乡土中国的现代商业城市，这里更重视规则而非人情，更重视个人能力而非裙带关系，这里更重视契约精神而非脸面人情。所以，坐在上海的街头细细念这部小说是有趣的体验，你身处别人梦寐以求的城市，那是否在这里一切都真的梦想成真？
还是要问董竹君。一百年的上海与今天不同，但在商场上遇到的挑战和在人性上遇到的试炼恐怕逻辑相似。上海不易居，商场如战场，董竹君开设锦江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她曾被背叛、曾遇到经济困难、她身处的上海五方杂陈、还有黑白两道，更不用说她经历战乱，几乎丧命，要能维持周转实属不易。倘若今天我们的“当燃”口水鸡真的在上海开店成功会如何？姑娘们在梦想之地，一样会遭遇重重困难。真实人生里，恐怕没有一个时刻是能说“公主王子从此幸福生活在一起再无烦恼的”，但不要紧，因为即便身处烦恼之河，我们永远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也许回头看时，我们可以说轻舟已过万重山，那连绵起伏一山放出一山拦的，最终成为我们人生的风景而非桎梏。
董竹君是了不起的。一个关于她的故事里说，“有一次，鲁迅先生在一所暑期学校演讲，题目是《上海文艺之一瞥》，她就带了四个女儿去听，明知她们都听不懂，但为了让她们在进步思想的氛围中受到熏陶，还是让她们坐在最后一排乖乖地听着。回来的路上孩子们不断地问七问八，做母亲的心里特别高兴。”
想到她在上海的时候，这座城市大先生也在，是神奇的。想到那些历史的光线中，我们渺小如尘埃的生命互相吸引、激励、见证过，也是神奇的。想到书里的姑娘们互相成为人生的支持，和母亲达成跨越代沟的赏识，是神奇的。百年后的人们会如何回望我们所处的时代，会如何评价今天的巴蜀姑娘和上海女性呢？谁知道呢？但有一点是，我们走出了灶台、走出了厨房、走出了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走出了被规训的第二性，这一点上海和重庆的天空下，是心同此理的。
锦江饭店，作为新中国第一家国宾馆，甫一开幕，就接到任务：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放在锦江饭店举行，并选定建设小礼堂。1959年4月，正是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举行。1960年3月，毛泽东在锦江饭店专门宴请上海的革新能手、劳模代表，称赞上海技术革命搞得很好，提出要从工人中培养大学生、工程师和作家。在他的倡议下，第一批工人工程师在上海诞生。1972年，也是在锦江小礼堂，《中美联合公报》在此诞生。董竹君一直活到1997年去世。以上这些历史节点她都看到了。想到这一点，怎么不让人大喊一声“当燃”呢！
都说女人如水。水涓滴秀气，柔软如斯，但水也最宽阔壮丽、澎湃涌动，能席卷一切，能孕育一切，能承受一切，能激荡一切。周宏翔写出了重庆的水汽，也写出了上海的水力，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女性生命的水位。
而关照她们，也能映照出两性共同遇到的人生困境。我们在水一方，在水中央，目睹生命的潮起潮涌，看岁月浪奔浪流。
本文作者简介；
沈轶伦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如果上海的墙会说话》《隔壁的上海人》《似是故人来》《说宁波话的上海人》等非虚构著作。短篇小说发表于《上海文学》《西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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