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在坦桑尼亚阿鲁沙召开了以“语言、人与环境，为了更美好的世界”为主题的第10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这是世界语大会第一次在非洲举办，好似补齐了“世界”之义的拼图。
诞生于1887年的世界语，代表了百多年间人类对世界主义的种种畅想与实践。19世纪资本主义急剧扩张和与之相伴的技术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认知模式与交往模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使世界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如作更深入的探寻，我们会发现，世界主义也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论述的“想象的共同体”有关。安德森认为，印刷资本主义勃兴中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内容是去神圣化——正是印刷术的同一性和可重复性，“使自然世界和权力世界都抹去了神圣的色彩”，拉丁文在欧洲各地的行政语言地位也逐渐被地方语言取代，知识不再局限于少数人、少数阶级。而去神圣化在晚清以降的中国语境中也有明显展演，这就是与世界语同时发端、更为我们熟知的白话文运动。
1911年吴天民《奉天世界语学社发生之历史》中说：
“西人作书与我国人作书迟速不同，西人每日可写二三万，我国人至速亦不过三四千，非机械之不灵动也，因我国习俗以作字不工为不敬……我国文字向以神圣视，一旦骤欲变更，必有非之者。故本司虽有此意，蓄之数年未敢表白于世也。今诸君创立此世界语学社，亦无非欲求其文字之简便，俾得通行于全球，文字相通可造世界平和，其理至确。” 去神圣化是现代世界确立过程中的共同诉求，而在中国语境中，其不仅与救亡图存相关，还有特殊指向：去文言化—去儒家化—将语言文字化繁为简—启蒙—把中国从中世纪的统治哲学及统治语体中解救出来。文辞是知识的载体，通过白话文、国语、音读等表述格式而构建的统一过程，也是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共同体自我认同型构的典型过程。这一连串的现代方案，均为近代中国语体改革起源阶段的世俗化努力。
世界语在晚清，还有一个饶有趣味的面相——即清廷的世界语努力。过去我们了解的，多是革命派在晚清传播世界语。如刘师培、钱玄同请大杉荣讲授世界语，刘师培、何震在日本创办《天义报》《衡报》鼓吹世界语，刘师培1909年在上海开办世界语讲习所；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在巴黎办《新世纪周刊》，宣传世界语。但其实清廷也在致力于宣传世界语：吴天民主掌的奉天世界语学社，即为当时清政府一机关。
清廷之支持世界语，且以“奉天”为名，是因其亦有“进入世界”的愿望。参与其事的主要是满人官员，他们积极推动派学员学习世界语。清廷对世界语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避免他者对知识的垄断。革命者提倡世界语，是为使中国以无差别的方式进入世界，他们的世界主义是革命的，是用于消解对专制、儒学的强调。从晚清不同人群对世界主义的征用，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主义身上的多元意义。
进入民国时期，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殊。世界语诞生和传入之初，并非没有政治指向，但主要还是语言问题。到了“五四”前后，基本上就不再是“语言革命”，而是转向了“革命语言”。世界语与民族解放运动诉求的结合，有了更强的政治色彩。例如，用世界语传扬中山先生的思想：
“要知道欲达到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最先的功（工）作非从世界语入手不可。为什么要从世界语入手呢？……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就是大同主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使世界上的人们看待同类如同兄弟一般，倘若言语不通，那末你说的话我不懂，我说的话你不懂，大家瞠目相对，非但是十分困难，恐怕因此就会发生种种的隔膜、重重的猜疑，以及种种不和平的现像（象），所以世界语是一种极好实现民族主义的利器。”（崔观鑫《世界语与中国之关系》，1927）另一部分世界语者则走上了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中共早期组织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世界语亦是该校开设的课程之一。1920年俄国记者斯托帕尼在该社教授世界语，最主要的目的是用世界语宣传马克思主义。斯托帕尼还在上海新华学校附设世界语夜校、特设世界语寒假补习科，并曾在这一年邀请正忙于筹建中共的陈独秀、沈玄庐到校演讲。世界语及其中国传播者在中共早期织织力量与领导力量的汇聚中起到过最初的关联与串接作用。时人论述世界语与工人的关系：
“马克思说‘各国无产阶级者都当一致联合’，如其要和各国同志联合，那就有提倡世界的必要！……世界语和工人们更是不当分离。要结合全世界劳工的团体，除了世界语再没有更适当的工具了。”（袁寿田《工人与世界语关系的深切》，1924）这亦如列宁所说，世界语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拉丁语”，是工人阶级的语言，可促使工人实现真正的联合。曾有学者分析过世界语为中学生、师范生和实业学校学生所带来的希望（邓军《制造“希望”：1920年代中等生的世界语想象》，2017）。与此同时，192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思潮由重个人向重集体，由重文化向重政治的转变，世界主义的内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前的提倡者，更多是搭载它使中国进入以欧西为目的地的世界，此后的提倡者则更多指向以民族独立为旨归的国际主义：“在Esperanto未出世以前，确乎没有办法。现在Esperanto易学易懂，运用又灵便，的确是弱小民族联络的最好工具。”（施仲南《从国际上观察世界语的功用》，1930）1933年9月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第二次大会上曾喊出过“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1938年5月在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延安世界语者协会，中国的世界语运动“跳出了‘中立主义’的坟墓而获得新生，它高举着‘为民族解放而世界语’的旗帜……世界语，它成为了前进的国际主义者言语的桥梁，它成为了千百万奴隶大众的传声筒，它成为了全世界弱小民族互相联络团结的工具”。世界语迎向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延安世界语者协会成立大会宣言》）的烈风。
世界语虽然从未获得真正意义的普及，但它也并没有“博物馆化”，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持续承载、传导人类关于真与善的合众理想。而它的中国之旅——去神圣化、与族群界分的关联，以及从语言革命到革命语言，折射了世界主义在不同时空中的复杂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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