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奠定现代国家治理根基，他的变法如何影响至今？

最近一些年来，叶老师专注于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先后出版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华夏主义—华夏体系大智慧》《老子全解》《老子政治哲学》《中国大战略》等极具学术分量的专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叶老师在本书后记中所言，他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关注不是出于一时的兴趣，而是有其全面、深刻的思考。叶老师的研究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开始，到华夏主义，再到老子和商鞅，是一个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不断深化和扩展，由表及里的过程。可以说，《治道》一书的出版，更是把叶自成老师对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叶自成

纵观《治道》全书，思想宏大，视野广阔，分析细密，引人入胜，对商鞅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本身，其思想与实践的内在逻辑，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阐述，使读者对商鞅的贡献有了具体而全面的认识和理解，以事实证明了本书的两个基本观点，即 商鞅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也是现代国家体制的奠基人 。

做到这一点，可以说就已经奠定了本书的学术地位。但叶自成老师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实际上，叶老师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始终是在与西方政治思想与 政治制度的比较中，在时代的高度和现实的关切中展开的。这样一种视角，使《治道》一书完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著作，而成为一种思想创新的杰出成果。在这个方面，我想谈一谈叶老师对于商鞅法治思想的探讨，这也是《治道》一书的主题之一。

按照流行的观点，传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人治国家。因此，尽管中国出现过 以商鞅为代表的、强调依法而治的法家思想，但法家所提倡的严刑峻法，也不过 最终沦为人治的手段。叶自成老师在《治道》一书中以商鞅本人的思想，辅之以 大量的史实，证明了这种观点的偏颇。

叶老师认为，从根本上说，商鞅并不认为国家是君主个人的国家，而是天下人的国家，而这一点，就决定了商鞅所思所为，并非为了强化和巩固君主个人的权势，而是要保证君主能够有效行使国家权力，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

就此而言，君主本人也只具有工具性的意义。正因此， 商鞅的改革，对君主的权力进行了各种方面的约束和限制 。这种限制，既体现在要求君主成为守治的表率，也体现在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分散，即防止君主大权独揽、独断专行等方面。

叶老师认为，秦国在商鞅治下迅速强大，恰恰证明了商鞅这一套法治思想与实践的成功；而统一中国之后的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恰恰是因为秦始皇，特别是二世胡亥完全背离和抛弃了商鞅的法治成果。叶老师在本书及两篇余论中，对法治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以西方标准对非西方国家的思想与实践进行判断。法治问题上也一样。西方的思想与制度被奉为法治的唯一标准，而与之不同的则被一概称为人治。但人们忽略了的是， 西方的思想与制度来自西方具体的历史实践，从而必然带有西方历史的特殊性和适应性 ，所以既不应该，也不可能简单地被提升为某种普适性的标准。

不可否认近代以来西方的法治理论与实践取得了比较长足的进步，但西方对法治的探索也有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其成就远非一蹴而就，未来同样不可能一帆风顺。在中西方的法治问题上还有一种“出身论”，即认为西方有法治是因为有古希腊的法治思想与实践，而中国历史的开端不存在此类思想与实践，所以注定只能走人治之道。这种观点就近于荒诞了。

反过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出比较明显的人治特征，而且至今为止还留有明显的影响，但这也不能证明中国历史上就不存在法治的思 想和实践。关键是我们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比照和剪裁中国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商鞅这个个案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正如叶自成老师所言， 法治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体系，不能只强调某个或者某些方面的因素，而且法治也可能有多种形式和体现 。换言之，法治不是一个有与无的问题，更多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也就是多与少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商鞅的变法，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法治水平。当然，商鞅的思想与实践并非无可指责。

叶老师在书中也非常客观地指出了商鞅思想中六个方面的重大缺陷。可能正是因为这些缺陷的存在，使得商鞅的法治不可持久，从而体现出对个人的高度依赖。这就如同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制对其领袖伯里克里存在着一种高度依赖一样。但是，这不能被认为是商鞅的失败，而只能说明商鞅开启的法治实践尚处于一种起步阶段，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精细化，可惜的是汉代以后的中国走向了另外一条发展道路。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方才显出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和了解商鞅，发掘其思想价值的重要性。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叶老师认为中国的法治乃“商鞅未竟之业”。

最后，我希望强调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提倡要建立政治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对这个说法，我想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政治学是科学，科学有科学的话语体系。 中国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中国的思想与中国的实践对这个话语体系做出贡献，但不能自外于这个体系。 正如在法治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把西方的思想与实践相对化，不将其视为普适的标准与规范，但也不应该将其视为法治问题上的“西方话语体系”。如果这样，那可能不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

西方也罢，中国也罢，应该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共同对人类的法治思想与实践做出各自不可替代的贡献。作为学者，我们的任务是多多少少能够超越自身的文化背景，对这些不同的贡献进行综合与提炼，使之成为真正具有普适性的科学。我想，这也是《治道》一书所体现出来的叶老师作为一位真正的学者的态度与境界。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 影响深远的大变革

不仅助力秦国崛起为强国

更有着 开启制度现代化 的创新意义

今天中国国家治理的许多特点

可以归功于这个历史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