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约瑟夫·艾本斯坦说：“势利眼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比较。”所以，无论是豪门贵胄还是贩夫走卒，无论是社会名流还是凡夫俗子，人人都摆脱不了骨子里的势利心理。

在以知识为业，或者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中，知识素养自然成为攀比的核心。遗憾的是，美国知识分子们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底蕴很不自信，不过这也给了势利心态一个机会。艾本斯坦分析了美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势利心，比如苏珊·桑塔格，用一个严肃、精致、法国化的知识分子包装，在美国获得远超过她成就的声名；又比如美国学术界和文化圈的“贵族”《纽约书评》，建立了一个品位高雅，智力优越的乌托邦，把为它撰稿的作家们打造成了神圣的人物......

知识分子势利眼，与少数幸运儿

约瑟夫·艾本斯坦

懂得知识并不是为了互相攀比谁更广博，何况无论我多么博闻强识，总有人知道得比我更多。虽然我对自己的文化素养颇有几分自信，但我仍然时不时犯错，即使是晚年。几年前我还闹了个大笑话，把现代希腊诗人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斯姓的重音读错了，最后承蒙一位懂多国语言的朋友私下向我纠正了这个错误，我还记得他那毫无嘲弄之意的甜美笑容。另一次有位朋友（同样不是势利眼）告诉我，我们都认识的一位熟人最近接手了一家出售油画、印刷品和石版画的画廊。画廊倒是开在富丽堂皇的酒店里，但他既不会读 “Genre”（从法语借鉴的外来词，意为“流派”）一词，也不会读画家修拉的名字。后来，我在恭贺这位朋友事业发达的时候,感到十分难为情。

在智性生活当中人人都是初学者。生于书香世家一般会有那么一点点优势，不过在美国，出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却是白丁之家的后代，也许是因为知识匮乏的幼年生活让他们对知识倍加渴望。想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你必须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从识字辨音开始，慢慢积累丰厚的文化素养，最后拥有一种辨别出色的思想、人物与有价值的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在学校里学不到，也不来自于书本，它是你勤恳的思考、对心灵生活的热爱，还有锱铢累积各类文化知识而最终取得的结果。

《纽约书评：争鸣五十年》纪录片导演马丁斯科塞斯。

这些听起来都很令人神往，但势利心态是如何侵入的呢？这是因为务实而有野心的美国知识分子总感觉脚下的土地不够坚实，让人心悸不安。这种心态具有历史渊源。在芝大读书的时候，我像填鸭一般往脑子里塞入各种各样的大师名姓和各种形式的新知识（至少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不过我始终清楚地认识到一点：若论知识与文化的积淀，欧洲远胜于美国。欧洲人脚下是一片历史悠久的土地，曾经孕育了无数思想大师与艺术巨擘。过去一百年中，欧洲诸国遭受了极权主义和纳粹主义带来的深重灾难，却诞生了奥威尔、加缪、萨特、波伏娃、西罗内、凯斯特勒、汉娜·阿伦特、雅思贝尔斯等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而他们的美国同行相比之下分量全无，好像一群刚进城的乡巴佬。

哲学家西德尼·胡克有一次告诉我,他不觉得汉娜·阿伦特多有智慧，只是美国知识分子被她的德式教育背景（她懂好几国语言，还懂古希腊语）和欧式洞见给吓倒了。也许胡克说得对，一提到阿伦特，人们就会想到她的德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假如她生在美国，那么她的光辉立刻会黯淡不少。

美国教育界一度无比推崇所谓的布鲁姆伯利文化圈——主要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雷顿·斯特拉奇、瓦内萨·贝尔、E.M. 福斯特、罗杰·弗雷等人。这群知识分子孱弱怯懦、眼高于顶、世界观势利得令人发指。美国学者对他们研究得越细，越会发现他们学术成果的含金量越稀薄。不过总有那么一类知识分子永远对他们乐此不疲。当时美国知识分子的很多势利行为都源自在欧洲同行面前产生的文化自卑感。

可是即使近几十年来美国已经在绘画、文学、音乐和电影方面独占鳌头，成为当代艺术与文化领域不折不扣的主场，但美国知识分子仍然觉得低人一等，这尤其可叹可笑。一些到欧洲讨生活的美国知识分子，但凡仿效欧式知识分子有点成就，就能赢得全世界的奖赏和奉承。

布鲁姆伯利文化圈成员合影

我们不妨势利地评价一下苏珊·桑塔格： 她的声名远超过她的成就 ，与她的散文、故事、小说和电影创作给那些愿意拨冗欣赏的人们带来的审美愉悦不成比例。桑塔格的散文缺乏个性，英国小说家约翰·韦恩说她的文章读起来像“翻译体——就是在青年时期从欧洲小说英译本里学来的堆砌辞藻的风格”。埃德蒙·威尔逊批评她的文风“漫漶无际、自命不凡、艰涩无比”。

苏珊·桑塔格的创作思想显然以表达苦恼心绪为主，类似法国作家塞缪尔·贝克特，不过她的苦恼多是故作姿态。桑塔格的才华逊于贝克特，但生活上的铺张程度却高过他。她唯一鲜明的创作技巧就是缺乏幽默。然而在有文化修养的阶层当中（原谅我没在文化修养这个词上加双引号），桑塔格的名气不逊于任何美国作家。

她的魅力究竟从何而来呢？我认为答案就在于她将势利心态和自我推销的技巧成功地结合了起来（卡尔·罗利森和丽莎·帕多克合著的《苏珊·桑塔格：偶像的诞生》一书中对后者有极为精彩的披露）。桑塔格的出版商将她精心包装成一个深邃、美丽、前卫、法国化的严肃知识分子，而桑塔格恰好也是一位激进而时髦的作家——年轻时确实给人一种融欧式知识分子与迷人的美国女性为一体的印象。

苏珊·桑塔格

但有趣之处就在于苏珊·桑塔格在美国之外从来没有流行过。与她合作过的第一个英国出版商因为作品销量太低而和她解约了。她在法国也不吃香，这没什么奇怪的，她那套模仿而来的法式知识分子做派，在法国遍地都是。她的左翼政治观点树立得太晚——直到 1982 年，她才放弃了原本的政治立场，重新以反极权主义者的姿态出现，这让她沦为那些持异见的苏联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笑柄。她在意大利也不太受重视，只有在美国这个追捧欧洲文化的势利心态以及文化自卑感挥之不去的地方，她才能够获得现有的成功。以色列作家尤拉米·卡纽克对她的评价是：“ 苏珊·桑塔格把美国利用到了极致。 ”

苏珊·桑塔格为《纽约书评》杂志撰稿多年。如果谁想要以一个单独的机构作为切入点研究美国知识分子的势利，那么最好的办法大概就是熟读这份政治/文化双周刊的目录和撰稿人名单。这本杂志从 1962 年创刊,就有一股很浓重的势利色彩（其时正值纽约报界大罢工，《纽约时报》和《书评》杂志暂时停刊，《纽约书评》借机创刊），初期撰稿人包括 W. H.  奥登、艾德蒙·威尔逊、罗伯特·洛威尔、玛丽·麦卡锡、以塞亚·伯林，还有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通常是他的搭档罗伯特·克拉夫顿对他的访谈）。

这些作家不仅站在美国文化金字塔的巅峰，而且带有优质知识分子的标签——奉行全球主义思想、眼界宽广, 还拥有英式文化品味和人脉背景。如果文化也能分出阶级的话，那么《纽约书评》无疑属于文化界的上流阶层。

《纽约书评》创刊号，此为五十周年影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