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陈宗周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左林右狸频道转发此文除了向陈宗周先生致敬外，也感谢刘韧、朱芳文两位老师产出了如此高质量的文本，更感谢此文对后辈微不足道的努力仍然加以记叙，文中提到的《沸腾新十年》将于8月付梓，陈宗周老师是这本书的总顾问，他的全程关注也是我们前行的力量，再次致以深深地谢意！
一、我不能攀登科学高峰了
1953年春，重庆市西南税管局宿舍大院。5岁的陈宗周仰着头，看墙壁上的告示，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好多汉字，端详许久，认不全，他猜是人名，然后突发奇想，爸爸妈妈的名字是不是也在上面？很快，他从家里找到户口本，折身返回，比照户口本和告示，一笔一画，最终得以印证，这让他很兴奋。多年后，那张告示榜，成了陈宗周童年最深的记忆。
宗周在上海出生，没几个月大，就跟着父母一路奔波，由上海，经湘潭，过洞庭湖，最终落脚重庆。
陈父一生颇为坎坷，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民国政府做税务官，1930年代末，任四川省富顺县税务局局长，1946年解放战争开打前回东北，任三个省的税务局局长。1948年，跟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1949年没去台湾，之所以留下，一是认为国民党太腐败，身在税务系统更容易看清这一点。二是宗周的弟弟宗光即将出生，一家人不愿奔波劳苦。建国不久，陈父任职西南税务管理局，主编西南税法，还担任西南税务培训班的班主任，为新中国培训税务干部。
陈母是四川人，与陈父在东北结婚。解放后努力干革命，曾被评为全市劳模，还作为调干生，在四川财经学院
（现西南财经大学）
念国民经济与统计，那是一套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治理方式。改革开放前，重庆日化系统的工厂建厂工作，陈母几乎都有参与。
父母工作忙，无暇顾全四个子女的学习和生活，长子宗周不得不学会照顾自己。大人没时间管，宗周无忧无虑，跳房子、滚铁环，都玩过。最开心的还是读书。父亲带他去税务局的图书室，他几乎翻遍所有的画本，识字后，常常一个人从住处米亭子跑到解放碑的新华书店，那儿有新出版的单行本苏联小说，他最喜欢讽刺小说。1950年代，正是中国和苏联老大哥的“蜜月期”，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加上权力的“助推”，全国各地形成一股苏联文学热，很好地弥补了当时社会阅读视野狭窄的现实。
宗周7岁读重庆大同路小学，没两年，父亲被划为右派，母亲从区委下到工厂做工人。宗周最直接的感受，是不停的换学校换住处，短短几年，换了4所小学和4处住所。有段时间，母子几个住曾家岩，恰好在周公馆对面，房子很好很高档，但很快就被某领导找借口调换，逼到别处，父亲还在农村改造，母亲只能忍气吞声。
父亲被划为右派，只因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考试用人。第二句，不要事事学苏联。第三句，光明伟大的事，不要自己说，要让别人说。1979年平反时，这些说法又被承认是对的，不构成右派言论。可惜，20多年的光阴一去不返。
家庭出身的压力，小宗周也感受得到。同龄娃儿骂他“右派右派，像个妖怪。”他不喜欢骂人，也不知道怎么骂，总不能说“右派右派，不像妖怪”吧？为了维护父母，他跟人打架。只有打，才能回击。日后回忆，他认为赢多输少，毕竟，自己挥舞着正义的拳头。但再正义的拳头也抹不去那道阴影，“家庭出身不好”的帽子，戴在头上有多沉重，是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
母亲担心儿子上不了初中，跟他讲高尔基的故事，鼓励他自学，还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幸运的是，从重庆实验小学
（后改名重庆市人和街小学）
毕业后，宗周还是进了重庆四十一中，这所学校后来恢复旧名巴蜀中学，以名人辈出闻名。2013年，巴蜀中学值80周年校庆，推出“杰出校友”名单，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著名物理学家刘寄星以及陈宗周等数十人名列其上。
不幸的是，陈宗周在班里有点孤立，跟几个走读生勉强聊几句，与那些住读生，则像两个世界，无话可谈。其中，既有出身原因，也有性格原因，更是社会与学校氛围使然。在那特殊的“三年困难时期”，连学校足球场都做了菜园，种牛皮菜，作粮食充饥。可是，还有位同学，居然告诉别人，他家吃荷兰炼乳。现实，比讽刺小说更为讽刺。
同学眼里的陈宗周，是另一副样子。“开学第一天，他在桌上画了一道三八线，稍一过界，他举拳就打。”多年之后的一次同学会上，任育浦还记得这个男同桌很难接触，不敢跟他说话，不过，“他做几何题，辅助线画的非常好。”任父当时是个比较大的干部，在陈眼里，任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没法交往。
他也想有所改变。入团申请书，提过很多次，但是，写简历要与家人划清界限，令他痛苦，感觉备受侮辱。宗周不滑头，不瞒报，有一说一，最后当然没有结果。彼时，陈宗周自觉唯一出路，是努力学习，读高中，上大学。
（陈宗周自重庆四十一中毕业。）
1964年夏，陈宗周从班主任手上接过一张“不录取通知书”，一时无法接受，失声痛哭，一边哭，一边念叨——“我不能攀登科学高峰了，我不能攀登科学高峰了！”老师听完，默默无言。说不录取出乎意外，也不合理，只是宗周不愿承认，念念不忘自己是初中部数学竞赛第一名，作文比赛第三名，甚至连长跑都是第四名。
当时的社会，总号召青少年勇攀科学高峰。这种召唤，从小刻在宗周骨子里，抹不去。今天再回忆，他仍黯然，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梦想依然是当科学家。
班主任名叫周天应，后来成了重庆很有名的化学老师，他也多次提醒陈宗周，如果考不上高中怎么办？16岁的陈宗周怎会想到这个问题早有别的答案。
（1968年，陈宗周与何健生。）
哭了两天，不能解决问题。初三毕业生陈宗周去新华书店买了高中课本，还拉来生死兄弟何健生一起自学。第二年，二人再考，成绩都挺好，但只有何被重庆电力学校录取。何父不像陈父，没被明确的划为黑五类，领导认为何这种家庭可以读书。陈宗周继续自学。说是自学，也不算，一是课本找不全。二是许多知识点理解不了，一个人死抠硬记，学不到精髓，顶多搞清楚高中要学什么。三是还得考虑如何养活自己，补贴家用。
二、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
1965年，“工业学大庆”运动依然蓬勃，四川展开石油大会战，相关部门韩信点兵，要求身体健康，有力气，肯吃苦，不问出身。陈宗周们大声高歌“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进了“四川石油钻前二团”。所谓钻前，就是钻井之前，包括修路，平井场，运土石方，这份工作与民工无异，与石油工人无关，要知道，当年全靠人力，没什么工程机械可用。这群年轻人苦中作乐，创造出一个名词：“✕✕工”，既不是合同工，也不是正式工，一个没有身份的“身份”。
半年后，一批表现良好的年轻人，被选入四川石油管理局地质调查处，陈也进了205地震勘探队，还是不明身份的“✕✕工”，还是繁重的体力活，但是，哪怕感受到现代科技的一丝气息，也让他们大喜过望，唱起“是那山谷的风，吹动着我们的头发”这样的《勘探队员之歌》。
1966年5月，连在校学生都放下了书本，无助的陈宗周默默调整自学方向，从高中课本中抽离，开始自学《电工学》和《电子技术》，甚至请母亲买来一本苏联版的《地震勘探》。稍有余暇，也是在阅读中度过，遇到什么读什么，阅读更多，内容更杂。
（1967年，陈宗周与一起钻研无线电技术的好友谭先铭。）
慢慢地，在这段岁月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报刊广播中的宣传已失去兴趣，对官方批判的事物，反而格外关注。批判孔孟之道，让他们了解儒家学说。批判“投降派”宋江，让他们读起了《水浒传》这样的古典名著。反击右倾翻案风，让他们对邓小平的“反动言论”佩服不已，甚至对这位实事求是、善于用朴素语言表述真理的领导人，满心崇敬。这些年轻人，在黑暗中叛逆、摸索、前进。
离地质调查处很近的南充石油汽修厂，有几名年轻的汽车机修工，与陈宗周关系好，听陈抱怨无书可读，顿时萌生“洗劫”学院图书馆的大胆想法。想到就做，他们真的闯进藏书室，拿走一批封禁的翻译图书。周先福是领头人，他招呼大家把禁书全数交给陈宗周，还说了一句让后者终身难忘的话：“你以后当了工程师，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书里，有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它教人发散思考，考虑事情不能只有一个方案，要在多种方案中选择一个。《蓬皮杜传》里的戴高乐令陈印象深刻，一个要求选票超过2/3才肯连任的总统，是何等的骄傲和自信……
那段岁月，因为阅读的乐趣，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不再强烈。令人欣慰的是，物质上已有不错的回报，40多元的工资，大大超出周边许多人。
1971年，陈宗周离开地质调查处，回到重庆，在金属冲压厂做电工，靠着自学的电工知识，评到三级工，工作轻松，工资将近50元，而同时期从农村进厂的同龄人，只能拿18元的学徒工资。知识对收入的贡献，显而易见。
（1981年，陈宗周在重庆日化食品技工学校做电工老师。）
此后，陈宗周陆续在重庆第二轻工业学校、重庆轻工局的食品日化技工学校工作，做电工，做电工代课老师，做图书室管理员，读书，写作……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多年之后，他更加相信母亲说的这句话。
同时，中国社会也在发生深远变化。1976年10月6日，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四人帮被打倒。1978年12月18日，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开始实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新国策。顿时，整个社会，欣欣向荣。
也是在这段时间，陈宗周通过四川省电视大学电子专业自学考试，拿到了“电子专业”大专文凭，甚至还结婚生子，人生，焕然一新。
三、偶然做了编辑
1982年5月的一个下午，陈宗周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参观展览，偶然间看到一张手写招聘广告：重庆市科协的《科学爱好者》杂志招聘编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34岁的陈宗周走进藏身科委5楼的编辑部，见到了60出头的曾昭闿--《科学爱好者》杂志的负责人。后来，陈说，曾老师是他这辈子最要感谢的人。而曾老师也在晚年的自述文章中，把发现陈宗周看成工作经历中令人欣慰的重要事情。
此前，陈写过多篇科普文章，有篇谈英国科学家巴贝奇的原始机械计算机，文章在《重庆日报》发表，还意外地拿到16元钱稿费。更意外的是，那个下午，那篇文章改写了陈的一生，使其从70多个应聘者中脱颖而出。
两个月后，陈宗周报到第一天，还没坐稳，分管领导赵义熙给陈安排了18个版的任务，超过整个编辑部三分之一的工作量。陈赵两人此时还算“陌生”，起码陈不了解赵。赵老师却通过女儿掌握到陈的情况，赵女苏宁与陈同校同级不同班，这位出身“另一个世界”的女同学，对陈的评价颇为客观：很聪明，成绩很好，因为出身不好，没机会念高中。
曾昭闿毕业于中央大学化学系，是编辑部唯一有理工科背景的大学生。赵义熙念的是育才学校。二人都是老党员，吃过不少苦，经历过大风大浪，对年轻人包容。二人都很照顾陈。曾告诫陈：“编辑出版工作一定要细心认真，稿件一定不要出差错。稿件上一处错误，刊物印刷出来，就会变成几万甚至几十万处错误。”
编辑这份工作，有一定“弹性”，一篇文字的质量，通常由投入时间多寡来决定。这对人的自律性，也是一种残酷的考验和磨砺。在曾的示范下，不出错，是折磨陈宗周编辑生涯的基本要求。
（1983年，陈宗周采访科学家茅以升。）
陈也争气，不停地编，不停地写，参与刊物制作的所有流程，组稿、编稿、采访、写稿、校对、排版、打样、印刷、发行、组织活动、搞经营……经验逐渐丰富。1984年，杂志改名《课堂内外》，陈宗周升任编辑室主任，而曾、赵两位前辈即将退休，二老找陈商量。陈自我评估，做内容，他在行，搞管理，他不行。所以，他欢迎新领导。陈对搞管理的基本要求是：能指导下属做正确的事。对此，二老有点失望。赵甚至提醒陈宗周：“如果有一天，你们关系处不好，你怎么办？”陈想也没想，说，“那我走呗”。
自信和谦虚，一体两面，谦虚是外在表现，自信是内在表现，一旦反过来，就变成傲慢了。以前，赵忍不住会批评陈的这种“傲慢”式的自信，他说，“陈宗周同志，你还是谦虚点吧”。但陈没想那么多，他以为，所有人都做得到就事论事，而且，所有事都可以就事论事。
四、为了生存办《电脑报》
1987年夏，陈宗周突然接到通知，从《课堂内外》杂志调任重庆市计算机普及中心做负责人。这个结局既意外又合理。他第一时间想起陈登凡，电话打过去，那边却哈哈大笑，登凡说，“来来来，我们的蜜月开始了”。
陈登凡是重庆市科协普及部部长，比宗周小4岁，多年来，宗周一直称登凡是他“年轻的老领导”。在一次全国性的青少年科技发明与科学论文竞赛上，登凡是重庆的带队干部，宗周是记者，二人结识，彼此印象深刻。登凡是工农兵学员，学化学，中学基础好，知识扎实。宗周服他，有两点原因，首先，登凡尊重他，他能感受得到。其次，登凡为人厚道，值得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