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活着。”
我的朋友韵白，今天凌晨三点在朋友圈里感慨。
他是一位记者，供职于武汉某报社。疫情不严重之时前往东北探亲，大年初一，从新闻里发觉形势不对，一场醉酒后独自离去，找到民宿自我隔离——昨天是他隔离期结束的第一天，所幸，没有中招。
惶恐散去，他投入了远程办公。
2月2日起，武汉开启“四类人员”的集中收治与隔离工作，包括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昨天开始，韵白参与其中，负责部分信息整理工作。
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工作模式。从昨天凌晨5点开始，他的电话铃声就没有停止过。人们诉说着相似的故事，他此前在媒体报道里见过很多次，然而，只有在电话里亲自听到，他才真正明白了这场疫情对于这座城市、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伤害。
截至今天凌晨三点，他已经接到300多个来电。手机显示，他还有几百个未接电话、几百条微信和QQ好友添加申请。
他尽可能详细地登记着信息，也与无力感作着斗争。比如上午11点半，他在忙碌间得知，昨晚刚刚登记完的一位阿姨已经去世了。
以下是他的自述：
凌晨两点，40多岁的杨女士向我打来求助电话。当时她和父亲就坐在医院走廊里，他们来医院整整10天了，没有床位。这是社区诊所给的建议，耗在医院，总比在社区强。
她是单亲妈妈、独生女，10天来，只留下6岁儿子和七旬母亲在家，无暇顾及。父亲已经有多日未进食，自己还是昨天早上草草吃了点早餐。
我说，“您要坚强，你倒下了可就真倒下了。”她说，在父亲面前她仍然会露出笑容。电话那头，她疲惫不堪。
明明确诊，父亲有时候意识已经有点模糊了，为何得不到救治？床位，根源还是在床位。可是，社区始终说，要经过核酸检测确诊才能够协调床位，而她在医院排了好几天，还不知道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个死循环，杨把我当作救命稻草。而我，除了让她坚强，再也说不出一个字了。
谭是一位医生，更是一个儿子。
父亲确诊数日，仍无床位治疗，更别说氧气瓶。他很无奈，更怕父亲责怪。作为急诊科医生，他说自己会努力抢救更多的生命，来获得上天的原谅，以及换取父亲的健康。
可是，他又是如此的理智，哭诉着央求我帮帮他。凌晨一点半了，谭医生让我早点休息，他要去做下一趟手术了。
“如果可以，希望先救我妈妈。”李子高度疑似，在等待核酸检测。她的母亲已经呼吸困难，却只能母女在家隔离，相依为命。
她怕母亲活不过明天，我在做信息统计时，她说如果只能报一个上去，就把她的名字删掉。
“我是有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电话接通，吴爹爹开头便报党龄。接着他说“活了68年了，也差不多了，但我不想耗死。”
吴爹爹放心不下老伴，知青时相爱，膝下无儿女，两人携手一起走过多年风雨。自己撒手离开倒也干脆，可眼下老伴儿也疑似感染，这让他如何放心得下？
登记完信息，素未谋面的吴爹爹跟我连说了5声“再见”，我哽咽一时说不出话来。
在集中隔离酒店里，英子觉得自己和母亲是被社区抛弃的。酒店里，什么也没有，连希望的火苗都在慢慢熄灭。
英子会像往常一样给母亲唱歌，逗母亲开心。一转头，眼泪就不停地流。
在不远的家里，孩子，丈夫和父亲还在等待着母女两回去。收到去酒店隔离的消息时，她原本是满怀信心的。
“我不想死去。”她告诉我。
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
恐惧，是从4日凌晨5时到现在，我接听到的300多求助电话里，每一个人都流露出的共同情绪。
他们是大学老师、白领，是子女、是朋友。
有一个确诊患者，他的至亲、同事、朋友，还有或许在生命中几乎快要忘记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给我打了电话，帮他作登记。
他如果知道了，肯定会十分开心，病也会好大半。
我是个普通人，也会恐惧。
我是名记者，可我羞愧于直到今天，我才对他们抱以同情。我很惭愧。
昨日立春了，我很想念坐402慢悠悠地过长江二桥。然后在五福路附近，要上一份热干面、一个面窝，在街头树下，于素不相识的人围坐在塑胶板凳上过早的日子。
偶尔不小心碰到了，武汉人会笑着说“冒得事”。
武汉加油，奥利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