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北大毕业买不起学区房的时代，读书还能改变命运吗？

撰文  |  李小天

焦虑，当然是真切的

和一些在北京读书、工作的年轻人交流，他们都是著名学府的毕业生或者准毕业生，但讲起自己的生活和心情，几乎都和焦虑有关。在与他们的对话中，能感受到他们难以纾解的压力，和时不我与的困顿。

小玥是2015届北京某著名高校中文系的硕士毕业生，在体制内工作，毕业一年后和男友筹备买房。众所周知，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北京房价以惊人的速度急剧攀升，他们无可奈何地成为了高房价的“接盘侠”：“2016年初，我们手里的钱还能多买三四十平米的房。我和先生都是2015年毕业，去年年中户口才下来，眼睁睁地看着房价失控却毫无办法。看着一天一个价的链家网，我们俩傻眼：怎么会这样呢，只是晚毕业了一年而已啊，就要多掏200万？”

他们还是狠狠心决定“上车”，于2016年年底完成了网签，购置了一套小房子。而为了这个在熙熙攘攘、光怪陆离的城市里，一个可以被称为“家”的地方，他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不仅是两人被压在银行利息五指山下三十年，这套房子还掏空了双方父母前半生的所有积蓄。“交易过程赶上了春节，我们也各自回家筹钱。我和先生家都是三四线小城体制内普通家庭，我妈把她和我爸所有的银行卡倒腾出来，打到我和先生准备付首付的卡上。他们的银行卡余额转眼只剩几千零头。我心里难过，我妈安慰我说，没事儿，爸妈还能再挣再攒。又自责道，唉，只能给你们买这么小的房了。看着故乡平静而平淡的街道，真想找个地方嚎啕。我考上大学那年，爸妈送我到学校门口，三个人脸上都是喜悦的光彩。他们也未必能想到吧，十年以后，我又杀将了回来，掏空了他们。尽管我真的不愿意。”

然而有了房子也不代表就有了安全感。签过合同后，小玥又惶惶难安，担心自己在房价最高位买了房子，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在签合同后，我已经失眠了整整一个礼拜了，心里虚得简直像开了个洞，觉得房子哪里哪里都有毛病，觉得冲动是魔鬼。在这个变动的朝令夕改的时代里，坐稳了奴隶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谁都没法比谁多一点安全感。”

其实相较于其他的北漂青年，小玥已经算得上相当幸运，在毕业两年内就先后解决了户口、房子这些重大问题。但她说，严酷的生存压力和渺茫未知的前路时刻提醒着她，对北京而言，她仍是个“异乡人”。可选择留在这里，给自己、家人和今后的孩子一个未来，那就意味着她不得不进入一个永无止境的“打怪升级”的残酷游戏，前行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强烈的危机感与恐慌，但这种生活看不到终点，谁也不知道要在焦虑和不安中挣扎多久。

买了房的人依旧焦虑着，买不起房子的人更无法幸免。同样毕业于名校的小歆，永远忘不了她深夜十点半独自乘坐十六站地铁回合租房的那个夜晚。那一晚，她和领导参加饭局直到深夜，不会喝酒的她却被灌到头晕腿软，为了醒酒一直猛吃东西涨到胃里难受。而回到合租房，她还要继续她的兼职——给中学生批改作业。微薄的薪资收入让她不得不做兼职才能勉强支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费用。

这是小歆毕业后的第一年，毕业那年，为了户口，她进了北京的事业单位，虽然薪资不具有竞争力，但小歆认为这份工作会相对清闲稳定，自己仍有余裕自我提升。但入职后才发现，本来是以记者岗位被招聘进去的她，却每天在报销、复印、接打电话等行政琐事中耗费精力，还要同时兼顾采访、写稿的本职工作。工作强度很大，待遇却无法保证她能够在北京体面地生活。家乡年过半百的父母还在为给她攒齐首付而努力奋斗，独自漂泊在北京的她，没有房子、没有积蓄、没有爱情，原本的理想也被每日的奔波劳累稀释得模糊不清。小歆开始每晚失眠。“感觉自己一直都在认真努力地生活，念最好的学校，找能留在北京的工作，可我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

而这个问题，或许没有人能给出真正的答案。

每一次，都还是会选择奋斗

相较于毕业生们买房的压力，对于2017届的应届毕业生来说，找到一个足以让自己发挥所长、经济独立的工作，才是眼下的当务之急。毕竟，一年一度的“最难就业年”在考验着每一个青年人。

今年从北大毕业的十一杨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去年的九月份开始求职，目标是做中学老师，因为生性喜欢孩子，且认为做一名教师传道授业解惑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求职阶段，他先后向北京市各大著名中学投简历，譬如人大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但投出的简历无一例外地石沉大海、杳无音信。“非常焦虑，甚至一度想离开北京，只有每天读书让自己平静下来，借此忘记求职不顺的苦恼”。

而后，他发现身边的博士师兄师姐们也在与硕士生竞争中学老师的职位，不由感慨北京的生存压力，开始寻找其他城市的机会。他投了一份简历给杭州的某重点中学，很快收到面试的通知，去杭州试讲之后，校方立即给出了录用的明确意向，并开出年薪20万+的薪资。但权衡思量后，十一杨还是决定回北京继续求职，婉拒了杭州某中学的留用请求。“那个老校长非常诚恳地挽留我，和北京中学的倨傲形成强烈的对比，我心中很不好意思，不由感慨，二线城市相较于北上广，对待人才的态度实在友好谦和太多。但没办法，资源都在北京，我年轻的时候还不想离开北京”。

提到他不想离开北京的理由，十一杨说，他生性懒散，不爱争抢，如果早早地回了家乡或者生存压力不太大的其他城市，可能很快就会地适应舒适安逸的生活，人生也失去了更多的可能。留在北京，因为这里优秀的人才太多，自己可以见贤思齐，有更多进步的空间。“如果五年内，我还是觉得有漂泊感，才会选择离开北京，去南方，比如杭州，深圳，成都这些更有温度的城市。”

“北上广”依旧无可替代？

——尽管自认懒散消极，但十一杨仍和大多数名校毕业生一样，把“离开北上广”作为失落后妥协的备胎选项。拒斥安逸、不断进步仿佛是名校学子们一直以来信奉的逻辑，但留在北京、拿到户口、买上房子……这些究竟是他们心甘情愿为之奋斗的结果，还是恐惧被时代潮流甩下而不得已的挣扎？

毕业于清华大学、在北京某知名高校任辅导员的小瑜最近也陷入了对未来的忧虑之中。工作两年多的她，日益觉得琐碎繁杂的工作内容令她不堪其扰。工作沦为彻底的自我消耗，没有成长和提升的空间，而她并不甘愿自己泯于众人。

最近她在考虑继续回学校读博士学位，未必因为多么热爱学术，而是因为不愿在庸堕乏味的生活里虚掷人生。每天回到租来的房子里，即便身心俱疲她也要继续坚持背几个单词，有时手拿着单词书就已入睡。第二天闹钟响起，她依然精神抖擞地起床梳洗，“像战士一样全副武装，视死如归般地将自己投掷到地铁的人山人海里。没办法，人首先要生存，理想才能有所附丽”。

看着这些从小在“别人家孩子”的赞美声中成长起来的名校学子们，我意识到他们其实始终经受着世俗价值体系严苛的审视与评判。奋斗，就这样成为他们在世俗期望和自我追求的双重压力下，最终的选择。

智识的价值在哪里？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小玥所就读的中国语言文学系，会将“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这样的语句印在系衫上，发给每一个新入学的中文系学子；小玥也曾在开学典礼上，和众多同学一起齐声高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象牙塔赋予他们的理想与担当：不受庸碌俗世的桎梏，树立超然物外、兼济天下的志向与宏愿。

但毕业后面对冰冷残忍的现实世界，小玥深觉，或许只有先服从于既定的秩序与规则，在适度地妥协之后，才有资格一点点接近最初的梦想。“个人在时代中是多么渺茫如蚁，被历史的洪流所裹挟，在有本事迎面对抗时代之前，不得不先向它低头”。但她也在忧虑，这个时代的青年人仅仅应付衣食住行的生存刚需就已经精疲力竭，是否还有余力去创造新的文明？是否还有能力去修正和改变社会的畸形与弊病？这或许是很多年青人共同的无奈与隐忧。

小瑜经常会回想起在学校读书求学的日子，尽管现实粗粝，但让她更为认可知识和教育的价值，她确信那是足以使自己受益终生的宝贵财富。“终其一生，我可能都会去探索人生的意义这些看似虚无缥缈的东西。当然也会有物质的贫乏和现实的残酷所带来的无力感，但知识赋予我一种自知与理性，能够确保自己清楚什么是最想要的，也让我能够有足够的智识，在有限的生命里获得它。”

时代的潮水汹涌猛烈，所有人都被裹挟其中，在窒息感中挣扎乏力。但也有人表达了更为激进的态度，看到一位毕业于北大的师弟认为，名校毕业生更应该以家国为己任，在更宏观的视角下反思与批判社会的不公平与制度的不合理，不应因自身没有成为既得利益者而期期艾艾、泪水涟涟，在期望社会回馈之前，要先付出与贡献，“身不饥寒，天未尝负我；学无长进，我何以对天”。

是的，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这或许是颠扑不灭的事实。回首二十世纪，面对国破家亡的青年志士们为解放、平等、民主、自由而前仆后继；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创伤与幻灭让西方诞生“垮掉的一代”，他们放浪形骸、吸毒纵欲，用身体对抗世俗陈规与机器文明；历时25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让数以百万的青年被迫将青春献祭给山麓与荒原，在政治的拨弄下成为令人唏嘘的牺牲品，留下难以痊愈的精神阵痛。而如今的青年人所承受的，也是这个时代所设置的考验，只是桎梏换成了房价，换成了资本。

知识这么看似孱弱无力的东西，究竟给予了人类什么？或许就是对永恒苦难的共情与悲悯，是对世俗价值观的反思与警惕。这让人类免于自哀自怜，免受庸碌之苦，不必在淹没众生的时代洪流中随波逐流、精疲力竭。而这洪流或许就像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的猛虎，我们受之胁迫、与之对抗、但最终将其克服、与之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