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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评《忧郁的秩序》｜回忆我的导师亚当·麦基翁

上海书评 · 公众号 · 读书 · 2025-03-19 13:08

正文

“麦基翁难题”

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 1965-2017）不过年长我数岁，却是我的导师。理论上讲，我也可以声称是他的开山大弟子。他在中国学中文的时候，老师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字，叫“麦开文”，他觉得不舒服，就没有用。尊重他的个人意愿，我在这篇文章里也如同他生前一样，称他为“亚当”。

亚当的家世我不大清楚，只记得他曾经提过，他们家族主要居住在美国中部的汽车城，他所有的堂兄弟（或表兄弟）很早就会开车，他却对汽车不感兴趣，走上了学术道路，这属于家族的一个异数吧。亚当的博士学位是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的，其导师是个“大牛”，在学界声名显赫。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中还有中国学术界非常尊重的一位老牌学者，那就是《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的作者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艾恺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学生，资历很老，以研究梁漱溟而著名，和亚当很谈得来。我后来碰见艾恺的时候，特地请他为我题词：“这个世界会好吗？”

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亚当先在费城的一所学校教了一年书，然后到了波士顿的东北大学历史系任教。东北大学历史系当时正在推动全球史的项目，建立了世界史中心（World History Center），主任是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教授。亚当的博士论文比较了秘鲁、芝加哥和夏威夷的华人移民，全球史的框架与视野已经隐约可见，这对他拿到东北大学历史系教职很有帮助。这篇论文研究了二十世纪初从中国南方到秘鲁、芝加哥和夏威夷的移民，其中有一些全球的视角和亮点，但整篇论文还是偏向比较研究。因此，在将论文修订为专著出版时，亚当花了很多精力，采用“网络”这个概念来突显移民的全球模式。后来曼宁教授把亚当在写博士论文时碰到的困惑归纳为“麦基翁难题 ”（McKeown’s dilemma）。曼宁教授解释说，一些对全球史感兴趣的博士研究生总会面临着同样的难题：究竟是先作一篇比较研究的博士论文而后找机会来阐述其中的全球联系，还是花更多时间调整结构来彰显全球模式？这当然是两难的选择。

亚当是最早把离散人群（diaspora）这个概念应用到华人移民研究中的学者（之一），他的华人移民研究很快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与赞赏。有一次他从新加坡开会回来，非常高兴地跟我分享了在那里得到的礼遇。这是一个学者因自己的学术而产生的由衷自豪，那也是他最开心的一段学术时光。《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便是他进一步以全球的角度研究全球移民特别是亚洲移民的作品。简单地说，这本书考察了护照，或者说个人国际身份之标准化和全球化的进程。

边境与国际秩序的构建

先有国家，再有边境；先有边境，再有移民；边境的管控，也就是对移民的认证（其中关键为拒绝“非法”移民，允许“合法”移民，即所谓“自由”移民的规范化），天然就是民族国家的本质体现。这是多数人接受的显而易见的常识。然而，这个常识并不正确。实际上，边境与民族国家——后者是现代世界的基石——互为建构（mutual-constitutive）。由边境管控出发，于是有了护照这个国际标准化的公民身份证件，后者是基于个人-民族国家这个纽带而建立起来的全球秩序之表现与象征。这个秩序——包括个人身份的认证（护照与签证）、海关等——在全球范围的兴起与推广，这一全球史的话题便是本书的议题。全书以十九世纪下半期美国对华人移民的边境控制为切入点，全景式地论述了边境的全球化、护照的全球化，或者说，海关的全球化。

除了导论与结论，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共十二章。第一部分“转型中的边境”追溯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大规模移民的兴起和新的监管流程。第二部分“想象边境”和第三部分“强化边境”是全书的重点，考察了现代移民控制的法律和实践。首先，亚当揭示了现代移民控制原则是如何从十九世纪末白人国家对亚洲移民的限制而演变形成的。民族和“文明”的概念取代了个人，成为“普遍”权利之主体，而边境则成为这种权利需要得到承认的界限。其次，他着重阐述了美国《排华法案》的执行，彰显了美国政府针对亚洲移民而执行边境管制新原则的开拓性角色。这些章节涉及在国家和个人的世界中建立现代移民控制的制度轨迹。第四部分为“泛化边境”，顾名思义，追踪了这些原则和实践在二十世纪初的全球传播。亚当指出，如果某个国家的文化和社会基础没有准备好接受边境管控的基本合法性，那么，边境管控原则的传播就不可能实现。在这样的前提下，哪怕是针对边境管控的抗议运动，如甘地在非洲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只针对管控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不是移民管控的一般原则。全球性的边境由此落地生根。

亚当到波士顿的东北大学任职后，着力于华人移民的全球史研究，换句话说，就是在全球比较、联系与互动的视野下考察近代中国的华人移民，这构成了本书中的一个核心内容。亚当的基本观点是，西方学者此前关注了跨大西洋的欧洲移民，却忽视了同等规模的跨印度洋、太平洋的亚洲移民，以及东北亚的移民。如果把明清时期云南的移民置于世界范围内，则可以提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为什么几乎在同一时期内，明朝、俄罗斯帝国以及欧洲各帝国分别向西南边疆、西伯利亚与美洲推进，它们是否属于同一个全球性进程？在这背后，有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力量存在？或者它们之间有无相关性可言？”这一点，亚当很早就跟我提过，我也把他的问题写进了我的博士论文，特在此说明。

亚当在《忧郁的秩序》中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他指出：边境管控是主权之基础观念，也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它使得国家在空间上有形，可以触摸，也使得东西方之间文明与落后、自由与专制这个二元结构得以形成。他阐述说，所谓“自由移民”（free migrants），并非天然的，而是政府干预的产物，并成为中西“文明”与“不文明”两分法的基础。正是这些制度与理念，诱使我们想象自己是“自由、自主、自治的个体” （第3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前往本国的华人移民之管控，尤其是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的通过与执行，成为西方以至全世界国家移民管控的模式，成为各国抄写的“作业本”。在这个意义上，华人移民塑造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边境，塑造了现代国际秩序。

这些讨论，很明显地带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此点亚当并不讳言。他在书中直接谈到了福柯对他的影响。实际上，边界界定民族国家这样的思维，同样贯穿了我的博士论文《季风之北，彩云之南》（ Between Winds and Clouds: The Making of Yunnan ）。边缘/边界/边疆冲击、塑造、修订中心，边缘/边界/边疆的形成意味着中心的形成、中心的表征与中心的局限，这是对历史书写中各种中心主义的反思、批判与修正。当然，我的主线比较简单，亚当处理的议题庞大复杂，从观念、意识形态到移民、法律、制度、政府与外交等，难度大很多。

如果说，亚当的第一本专著《华人移民网络与文化变迁：秘鲁、芝加哥与夏威夷，1900-1936》（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 Peru, Chicago, and Hawaii 1900-1936 ）之研究，还是基于比较与联系，尚未臻至“全球”，《忧郁的秩序》一书在空间和主题的选择上都突破了比较与联系，体现了全球意义上的研究对象、进程、内容与讨论。全书处处闪烁着激情洋溢的思辨，从“自由移民”的定义与管控窥视并探索了民族国家的全球化构建这一宏大主题。

《忧郁的秩序》是一部卓越的全球史著作。书出版后，亚当曾经到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亚洲研究所访学，我当时任教的历史系也请他就此书做了一个讲座。我在提问时就说：这本书肯定要得世界史领域的图书奖（后来如我预言，此书获得了2009年美国世界史学会的年度图书奖[the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s Bentley Book Prize]）；不过，我的问题是，本书回顾了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石的国际体系对移民的控制，或者反过来说，移民特别是亚洲移民对这个体系的建立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那么，动植物、疾病和信息是否有同样或类似的进程与作用？亚当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探索的话题。

波士顿的邂逅

杨斌评《忧郁的秩序》｜回忆我的导师亚当·麦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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