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百年｜笔谈：请回答，1919

北大青年 · 公众号 · 人物 · 2019-05-03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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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博妍　基础医学院2016级本科生

1919年5月4日，因为不满巴黎和会对于山东问题的谈判结果及北洋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行径，来自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北京十三所学校的三千余名学生齐聚天安门前进行示威，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主张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等；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就此爆发，并迅速吸引了全国各界群众的参与，史称“五四运动”。

此刻，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从4月29日至5月4日，《北大青年》将推出六篇稿件，以纪念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回溯百年来中国历史对其绵延不绝的薪火传承。我们将重走五四路，看看百年前那场风暴所席卷过的街道如今的样貌；我们将对话专家学者，探讨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我们将前往百年纪念系列活动的现场，记录当代青年人的热情与朝气；我们将铭记五四精神，书写北大青年们的意气与风格。

纪念往昔是为了更好的展望未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口号已经在燕园回响了百年，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去年与北大师生的座谈会中对青年学子提出“爱国、励志、求真、力行”的期待。我们立足于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历史节点，聆听百年前青年的奋力呼喊，在今天喧哗的时代寻找属于当代青年的坦荡前途。

1919年5月2日，一篇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的时评刊登在了北京《晨报》的“代论”专栏。在这篇文章中，林长民以悲愤的口吻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很快，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山东将由日本接管的消息传遍了全国。

当晚，北大校长蔡元培召集《新潮》杂志社主编傅斯年、《国民》杂志社主编许德珩等学生代表，告知政府已密电授意中国代表在合约上签字。消息一出，群情激愤。5月3日，一千余名北大学生及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的三院礼堂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议定在5月4日举行游行示威以示抗议。

为筹备次日的游行，不少学生通宵未眠。罗家伦仅用十五分钟，便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印在集会时散发的传单上，许德珩更是将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单撕成条状来制作书写标语用的白旗。

5月4日下午，在傅斯年、许德珩等人的领导下，各校学生三千余人冲破军警阻挠，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队伍行进至赵家楼时，情绪激动的学生冲入曹宅放火并痛打了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事件发生。随后大批警察和士兵赶到，逮捕了包括许德珩在内的32名学生（其中有20人为北京大学学生）。

在狱中，准备慷慨赴死的许德珩写下绝命诗：“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救国自千秋。”牢房环境极其恶劣，被捕学生还时常受到警察和狱卒的折辱，但32名学生无一供出其他参与游行同学的名字。更有千余名学生得知同学被捕，自愿对此次事件负责，试图代替他们入狱。

三十年后，1947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在民主广场举行五四运动纪念活动，当时已在北大任教的许德珩应邀讲演。当讲到当时同学们的表现时，他动容地说，“这是北大精神，北大精神是负责的精神，是为国家人民负责去干，干了自己担当的精神。”

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力并非偶然。自1916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之后，便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向全社会广聘有识之士为北大教员，不问门派、不问出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派人物更是以北大为主阵地将新文化运动发扬光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思想，早已在许多北大师生的心中扎根。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1953年，北京大学将校庆日定在5月4日。

1919年5月4日的清晨，当北大的游行队伍集结于北大红楼后面的空场时，蔡元培曾为了学生的安全考虑劝阻，“有什么问题，我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要求。”但眼看群情激愤难平，他便没有力阻。游行爆发后，时任教育总长傅增湘曾给他打电话，令他负责召回学生，蔡元培直言相告：“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拒绝前去教育部商议息事宁人之策。得知学生被捕后，蔡元培前后奔走，全力营救；5月7日，被捕学生释放，蔡元培又带着全校师生在红楼外的广场上迎接。

自然，五四是全国高校的五四，而青年更是举国之青年。如果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仅北大一隅有火种，十三亿人间仅剩这万余名有希望，那“国将不国”只是时间问题。五四精神的火苗虽是在北大点燃，但最终却是燃烧到华夏大地的千千万万青年人之中。

站立于百年之后，稍稍冷却了热血，再回望1919年的那个五四，我们不难发现：百年来，在一遍遍地歌咏、怀念与追慕中，“五四”一词之于中国人的意义其实早已远远超越了五四本身。我们之所以把五四这一天定为青年节，长久地去纪念它，是因为我们深深地怀念这在中华文明史上堪称奇迹的一帧：在那样一个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时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中，那样一群羽翼未丰但锋芒已露的青年，正以自己的一抔热血为筹码，去全力扭转着时代的乾坤。

历史缓缓推进至2019年。抬眼看去，五四前辈们的夙愿可谓是实现了：眼下的这个中国和平、安定、富强，我们不必去时刻面对是否该舍弃血肉之躯以成全家国理想的艰难抉择，不问富贵闻达、但求一世安稳成为了被一部分人推崇的人生志向。某种意义上，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个人的幸福。

然而，青年人似乎依然生活得并不平顺：毕竟在这个时代，怨忿、不满、暴力，无不有着能轻而易举地碾碎个人命运的能力；工作、学业、婚恋，似乎最平淡的日常有时也会带来令人难以喘息的压力；悲观、犬儒、戾气，种种负面情绪在各大公共平台上暗流涌动。当一切宏大和神圣的东西都被消解时，平凡仿佛成为了理想本身。书本和课堂教给我们太多的道理，可如何过好这一生，依然是一道没有通解的难题。我们会困惑，会怀疑：有时，独善其身已属勉强，兼济天下的理想何去何从？百年之后，曾经“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呼号依然被反复提及，但精神上的指引该如何落实为脚下的步伐？

答案，终究还要从1919年的那个仲春去寻。

当我们回望民国时期，常常会化用《双城记》中的一句话来评价：“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民国的“坏”，在于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于外是主权沦丧，任列强宰割；于内则是军阀割据，法治废弛。以当时的国际环境，在名目为一战战胜国的“和平会议”、实质为列强瓜分利益的鸿门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几无话语权。而以当时的社会环境，聚众游行、冲击官邸的行为，称之为“冒死”并不是夸张。

而民国的“好”，则在于有着这样一群心系家国的知识分子。是他们擎擎如炬的思想和人格，撕裂了笼罩在中华民族上空的万丈阴霾。

不免想起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瞿秋白是江南人氏，在青青柳色盈盈碧水之间长养出一副清癯的容颜。他旧学功底深厚，更有着一身才情，作文、作诗、治学、治印、绘画、翻译，均有所成。梁衡先生在《觅渡》中形容他“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然而，这样一个典型的旧式文人、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参加了五四运动，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再后来当了中共的总书记，年仅三十六岁便被捕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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