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维规︱振叶寻根辨形象——文学形象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

18世纪的一幅描绘世界不同民族的荷兰版画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5年2期， 责任编辑吴忌， 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对于“形象学”（Imagologie）这个词，很多读者首先是经由米兰·昆德拉的《不朽》一书而知晓的。这部长篇小说第三部分中的一个标题便是Imagologie，昆德拉惊叹：“形象学！这个了不起的新词是谁最先想出来的？”[1]在昆德拉那里，这个概念指政治人物在社会上引发意识形态化效应的一种形式，形象制造者的威力——也就是形象在当今社会的威力——能影响我们的政治观点、审美趣味和行为。然而，对于作为学术概念的“形象学”或“比较文学形象学”，许多人在进入21世纪时还一无所知[2]。Imagologie由两个部分组成：拉丁词Imago意为“形象”，源于古希腊语的后缀logie则表示“学说”。“比较文学形象学”概念由狄泽林克（Hugo Dyserinck）在20世纪60年代引入文学研究，他依托之前法国比较文学在研究文学中确立的他国形象的传统，革新了形象研究的方法。尽管形象研究在战后法国比较文学中已经站稳脚跟，但它成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则要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主要以德国亚琛科技大学哲学系比较文学研究所的狄泽林克代表的学术研究而著称，即被称为“亚琛纲领”或“亚琛学派”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狄泽林克也因此被视为欧洲的“形象学之父”[3]和“形象学的权威理论家和实践者”[4]。

在晚近学术研究中，感受和书写相异性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论题。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方向，比较文学形象学有自己的考察对象，中心认识旨趣是文学、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中的他国形象及其结构（结构研究）、根源（起源研究）和作用（影响研究）。不同的着眼点和研究维度的结合，使形象学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尽管形象学发端于文学研究，但在当今许多文化研究领域中，比如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翻译学或媒介学，越来越多学者对文化表述、文化认同和国族形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探讨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的起源、发展和建构。这不仅拓宽了形象学的用武之地，也推进了形象学的进一步发展。形象学已经成为文化研究中的跨学科研究方向，旨在探讨一种文化、国族、群体对自我和他者的想象和认知。

自狄泽林克倡导比较文学形象学以来的近六十年时间里，形象学对文学文本中的国家或民族相异性问题的探讨和阐释逐渐发展成熟，在专业内赢得了应有的地位。但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文本分析依托于诸多文化研究理论及方法，形象学在很大程度上退居次要地位，因为在新锐的文化研究理论中，“文学”作为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的一部分，只能扮演次要角色。由于理论、视角和人物层见叠出，加之形象研究也采用其他研究方向的一些基本术语、深受阐释学或文化研究的影响，比较文学形象学几乎成了文化研究方向的文学研究中的一种辅助方法。尽管形象学似乎在文学研究的泛文化潮流中被边缘化，但它仍被视为比较文学中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国际学界仍在尝试为形象学寻找新的定位，包括对传统研究方案（亚琛纲领）的传承。在文化研究主导的文学研究的势头之下，形象学仍在继续发展，证明其还有现实意义和价值。作为一种对文化相异性和身份经验的跨学科文学研究，它依然是探索文学亦即文化中的他者与自我的重要途径[5]。

1993年，《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发表了狄泽林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发展》[6]一文，当为形象学进入中国的起点。嗣后，孟华陆续译介了法国学者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和莫哈（Jean⁃Marc Moura）的相关论文[7]，她主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8]一书更是为形象学在中国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该书主要涵盖的是法国学者的文章，导致中国学界在论及形象学理论和方法时，言必提巴柔、莫哈，视他们为当代形象学的正宗甚至是创立者。巴柔和他的学生莫哈的形象学探索无疑有其独特之处，例如他们将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保罗·利科等法国学者的著名理论运用于形象研究，显示出新的研究可能性。然而，他们的学说并非当代形象学理论的主流。此外，单从时间上说，当亚琛学派开始兴盛时，巴柔本人也坦承，形象学是“一个在法国受到冷落的研究方向”；“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所进行的研究，即文学形象学，目前已有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法国或许是个例外”[9]。巴柔的学术研究涉猎颇广，文学形象学理论只是他的兴趣之一。至于莫哈，形象学只是他的学术生涯中的一个“插曲”：他在博士论文写作以及毕业后的一段短暂时间内跟随巴柔进行形象学研究。

中国比较文学专业对形象学理论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法国学者的著述，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比较文学形象学》重点译介的法国成果被视作西方形象学的系统介绍和关键文本，但其中不少观点实际上只是一家之见。必须看到的是，狄泽林克不仅因开创比较文学形象学而成为这个研究方向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而且在后来的几十年间，他的形象学理论对国际学界中的这一专业方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10]。总体看来，目前中国的比较文学专业学者对形象学的历史、方法和概念的认识还有待深入。形象学进入中国已有三十年之久，但学界流行的很多说法常常是有欠缺的。笔者以为，既然形象学是一种外来的理论和方法，应先对其本来面目有基本认识，然后谈“本土化”，再谈如何使之具有中国特色。鉴于此，有必要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来龙去脉做一个大概梳理。

本文将以形象学的历史发展为线索，探讨其理论建设和研究方法。首先，围绕形象学研究的重要人物展开讨论，狄泽林克以及亚琛学派是论述重点；其次，文学形象学有法国“血统”，论述形象学之滥觞，法国是应有之题，更不必说曾经的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在形象研究领域的引领作用；再次，在形象学“登堂入室”之后，巴黎三大（新索邦）的巴柔、莫哈提出了他们的形象学理论和方法，有必要对之进行简要阐发；最后，在对形象学总体认识的基础上，阐发其理论、视角和方法之大要。

早期近代以来，陌生地域成为文学作品的题材来源之一，其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是15世纪末至20世纪欧洲的殖民意识。莱尔森指出，欧洲国家对“本国”“外国”形象的兴趣以及对关乎形象的哲学、文学乃至文学研究的关注，有其“考古”和“前史”。他论及斯卡利杰（Julius Caesar Scaliger），后者的著作催生出对不同国家的欧洲人的性格特征进行描述和分类的传统，促进了后来欧洲各种民族特征之模式化观念的发展。在18、19世纪，从这些民族属性或特征中生发的人类学哲学或本体论范畴，主要来自赫尔德、威廉·洪堡、施莱格尔兄弟、格林兄弟、黑格尔、费希特的理论，各种民族特征被视为相关民族或国家的“灵魂”（Seele）或“民族精神”（Volksgeist）。人文科学的发展最终导向研究欧洲各国语言和文学的学科的建立，形象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进入其前史。广为流传的民族形象和定见曾长期被视为种族群体的固有特性，其主要代表是丹纳的实证主义决定论，他在《英国文学史》一书中断定，任何文化产物都是由种族、环境和时代决定的。关于“国族归属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雷南（Ernest Renan）在著名演讲《何谓国族？》（Qu’est⁃ce qu’une nation?）中提出了他的唯意志论观点：“民族性”不是给定的，公民当能决定自己的国族归属。莱尔森从这类视角中见出“形象学之前史”（pre⁃history of imagology）[11]。

19世纪末，最早的比较文学教席在法国设立，比较文学由此开始了对文学中的外族形象的研究。显然，形象学的前史与比较文学的出现和发展有关。法国在比较文学的建立和早先的形象研究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形象研究尤其在法国比较文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12]。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巴尔登斯贝格（Fernand Baldensperger）、阿扎尔（Paul Hazard）等学者于1921年创办《比较文学评论》（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他们对文学怀有浓厚的历史意识，不仅对国族形象很感兴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视之为历史事实。这一研究方向在“二战”之后不久便获得突破，实现了向形象研究的“正式”转向[13]。加雷（Jean⁃Marie Carré）和他的学生基亚（Marius⁃François Guyard）的著述可被视为20世纪中期的形象研究之范例，它们并非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而是向往各欧洲国家及人民的和平共处。

与阿扎尔、梵·第根一样，加雷也是巴尔登斯贝格的学生，且为20世纪最重要的法国比较文学家之一。他相信“民族性”的存在，但并不认为它是天生的，而是一个民族的历史造就的。他在专著《美国形象》（Images d’Amerique, 1927）和《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1800—1940）》（Les écrivains français et le mirage allemande: 1800-1940, 1947）中使用了“形象”（image）、“幻象”（mirage）、“偏见”（préjugé）等概念，但没有对它们给出确切的定义。对他来说，比较文学家的任务是研究不同民族或国家的相互看法，以便把幻象与客观、真实的形象区分开来，并用“正确”的形象取代“错误”的形象。

加雷在为基亚的《比较文学》（1951）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试图批判性地评估战后法国比较文学的状况。他一方面指摘比较文学在方法论上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却在实证意义上评判一些研究，视之为国际“精神”关系即“事实联系”研究，例如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之间有过的关系。同时，加雷论及这种文化间关系的历史变迁，并批评了诸多“影响研究”。在他看来，比较文学的未来属于对不同民族或国家间的（文化）“关系研究”，例如研究英国人和法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形象和幻象[14]。

基亚也把形象研究视为比较文学极有前景的研究领域。他在《比较文学》（1951）第八章中专门研究了外国人形象，即“人们所看到的外国”（L’étranger tel qu’on le voit）。在他看来，形象及幻象研究是新的比较文学最重要的任务，他呼吁法国学者共同开垦这片空地，因为它比任何地方都富饶，能为文学史书写做出最宝贵的贡献。此外，这个比较学科的研究对象已经超越文学领域，有助于不同民族的人更好地了解自己以及彼此的错误认识，有利于国家间的和平共处，这对“二战”结束不久的那个年代来说尤为重要[15]。

中国比较文学界通常认为加雷最先提出比较文学应注重“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和想象中的相互认知”[16]，并认定这是他提出的形象学研究的“基本原则”。然而，称之为“基本原则”肯定是不准确的，因为加雷只是在倡导一种研究方向，即形象研究。加雷因所谓的“基本原则”而常被中国学界称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奠基者，殊不知形象研究当时还远不是“专门之学”，“学”须有理论支撑，即对形象之性质和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已有明确认识，这在当时还无从说起。中国学界常把具体的形象研究与形象学混为一谈。此外，究竟是谁“最先”，亦不可轻易断言，加雷的老师巴尔登斯贝格之辈已经关注形象问题。“一战”后已有人开始从事“他国形象”的接受史研究，“尤其是巴尔登斯贝格当时竭力倡导这个崭新的视角”[17]。不仅如此，甚至在比较文学力争其独立学科地位时，苏黎世大学第一任比较文学讲座教授贝兹（Louis⁃Paul Betz）已在1896年的论文《关于比较文学史的性质、任务与意义的批评研究》中援引歌德的观点，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相互评价纳入比较文学的主要任务：“探索民族和民族是怎样互相观察的：赞赏和指责，接受或抵制，模仿和歪曲，理解或不理解，口陈肝胆或巧言令色。”[18]

对于加雷为基亚著《比较文学》所写的《前言》，美国比较文学的领军人物韦勒克（René Wellek）很快以《比较文学概念》（1953）一文做出回应，由此引起的论争导致后来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对垒。韦勒克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新批评”的支持者，对基亚将形象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的做法提出激烈批评，他深究形象研究之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察方法，批评其僵化的实证主义-决定论方法，质疑社会学和心理分析在文学考察中占据上风的状况。他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立场出发，认为“异国形象”研究属于“外部研究”，更多属于“社会学或普通历史学”和“民族心理学”[19]。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1958）则被视为美国学派的基石，这篇檄文站在审美优先的立场上，严厉批判加雷和基亚的形象研究属于“比较民族心理学”等范畴，与“文学性”（literariness）[20]即文本内涵研究无关，过于偏向政治学，最终沦为政治学的辅助工具。

“‘形象学’作为新的研究方向”[21]跃跃欲试时遭到韦勒克的激烈反对，引发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讨论与形象研究的危机，随即导致比较文学分裂为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尽管形象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德国都有所发展，但在英美的学术研究中从未站稳脚跟。在接下来的近十年里，“关于‘他国形象’的讨论也逐渐偃旗息鼓”[22]。换言之，当20世纪中期在英美文学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主义运动甚嚣尘上时，法国学派被韦勒克、雷马克（Henry Remak）、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等人打下去，已无两派之争可言，甚至连法国比较文学界名宿、长期担任索邦大学比较文学讲座教授的艾田蒲（René Étiemble）也在批判法国学派之列[23]，加雷和基亚曾寄予厚望的形象研究也随之被打入冷宫。艾田蒲后来也在巴黎三大（新索邦）任教，他作为巴柔的前辈学者具有很大影响，由此才会有前文说及的巴柔的断言：形象学是“一个在法国受到冷落的研究方向”。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彼时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间的鸿沟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形象研究的国际传播和影响[24]。

狄泽林克于1949年在德国马尔堡大学的罗曼语言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后，曾在索邦大学的巴尔登斯贝格那里研修比较文学。他最早在比较文学领域发表的文章倚重以加雷为首的法国阵营，直接介入美、法比较文学之争。20世纪50年代末，当法国学派的形象研究遭到韦勒克等人的沉重打击时，狄泽林克确立了自己的终身志业：形象学。1966年，他在《阿卡迪亚（德国比较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形象”与“幻象”问题及其在比较文学中的研究》一文，实现了形象学的真正突破，也使形象研究“死而复生”，该文因而被誉为“形象学宣言”[25]。他也是20世纪60年代唯一质疑韦勒克观点的学者，捍卫了国族形象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合法性：首先，形象或幻象不仅确实存在于诸多文学作品，而且意义非凡，乃文学研究分析作品时不可忽视的内容，形象学的许多着眼点实际上向来属于文学研究范畴；其次，文学社会学正在获得广泛认可，其研究功能有益于解决跨学科问题；最后，人们应当认识到形象在作品外译和域外传播、接受及批评中的重要影响[26]。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狄泽林克撰写了许多关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论的文章，从“超国界”（supranational）立场出发，探讨了文学中的国家或民族的自我形象和他者形象。

在辨析美国学派的文本内涵研究以及与韦勒克的观点交锋中，狄泽林克和亚琛学派的研究纲领脱颖而出[27]。他在20世纪60年代创办了亚琛科技大学哲学系比较文学研究所，被视为形象研究的革新者和形象学的创始人。在形象学的发展进程中，狄泽林克是第一位在方法论和观念上越过障碍的人，他的根本成就是让形象研究在文学研究中重获重要性，现代的、有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形象学的历史也因此始于1966、1967年[28]。他借用曾在多所欧洲大学任教的匈牙利裔民族心理学家布拉赫费尔特（Oliver Brachfeld）运用的Imagologie一词，在亚琛科技大学1967—1968学期的教学和研究中首次引入“比较文学形象学”概念，使形象研究得以恢复其先前在比较文学中的领先地位[29]。他对自己为何采用“比较文学形象学”这一名称做过如下解释：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狄泽林克致力于进一步发展和勾勒形象学方法，西方比较文学界也逐渐认可了Imagologie这一概念。

在《论“形象”与“幻象”问题及其在比较文学中的研究》中，狄泽林克视形象研究为比较文学最重要的分支，并阐述了新的形象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除了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他的理论思考也关注接受美学和跨学科视角。他并未对加雷和基亚的术语进行重大修正，而是添加了一些术语，如“套话”“想象”“幻想”“偏见”。他在理论上建立了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形象学。在他看来，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在文学研究中，民族性都应被视为虚幻的意识形态建构，国族形象及其系统会左右人的行为。因此，人们应以跨学科的方式进行形象研究，形象研究者的任务始终是揭露形象的意识形态特征，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暂时兑现的思维模式而已”[31]。

在狄泽林克看来，形象学能为“彻底对‘民族性’概念做相对化处理”[32]做出贡献，即严格与实证主义的民族心理学保持距离，这明显区别于20世纪上半叶形象研究中强烈的实证主义倾向。当时这一研究方向主要是清点文学作品中关于国族的刻板形象，多半采用题材史研究方法，列举长串的形象清单，忽略形象的主观性和建构性。当时的形象研究者的基本假设是民族性“确实”存在，形象乃客观社会现实的反映，并在作家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得到“正确”再现。自1945年起，这种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而形象学的新转向，即注重形象研究的历史和文化视角，则是狄泽林克的功劳[33]。人们清楚地看到，形象学与“民族性”概念、气候理论或性格学说等18、19世纪属于一般世界知识的观念截然不同。由此，形象研究从题材史方向的类型及“要素”清点转向对形象的结构分析[34]。

“形象学”概念的基本前提依托于认知理论与极端的构成主义，认为人在社会和文化上共同建构自身的现实；个体和社会群体在认知过程中并非摹写事实，而是通过语言描写建构主观、从众的世界图景。在20世纪70年代，狄泽林克用“形象”指称文学作品中对外国人或陌生人的描述。在后来的著述中，他又将之拓展为对立、互补的国族“他者形象”和“自我形象”，最终超越纯粹的文学形象学研究，越发强调形象学的政治、社会文化和人类学视角[35]。狄泽林克首先将重点放在理论建构及其论证和传播上，旨在实现形象学的真正突破，之后一直致力于形象学研究的理论更新、巩固和普及。在他看来，形象学阐释的任务一方面是探究那些对理解作品而言必不可少的形象，另一方面是考察形象超出作品内涵的文学之外的意义，例如作品在原初语境外的接受或形象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狄泽林克将“去意识形态化”“去神秘化”“文化中立”和“超国界”作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基本原则，这些概念在他那里既指向学术思维也涉及社会想象，所以必须将它们放在一起考察。狄泽林克成功实现了对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之跨学科方法的去意识形态化，以他的形象学理论和实践“为解构国家亦即民族范畴的思维做出了重要贡献”[36]。

20世纪60年代以来，形象研究的新定位尤其应归功于狄泽林克[37]。亚琛纲领问世后，狄泽林克和他的弟子们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形象学家，并且依然是当今西方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和实践的主流。他们在诸多领域不断耕耘，涉及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本体论、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及具体研究方案，既有作品内涵的形象学研究，亦有作品外的形象功能探讨。狄泽林克的弟子或追随者，如莱尔森（Joep Leerssen）、贝勒（Manfred Beller）、菲舍尔（Manfred Fischer）等学者，都努力发展和细化了狄泽林克原初的形象学设想。

亚琛学派成名后，不少欧洲学者也开始研究形象学问题，特别是德语国家的学者。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理论及方法与亚琛学派没有显著差异，通常还是承接狄泽林克的理论展开讨论。狄泽林克等人超越传统的民族心理学思维模式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尤其重视钩稽国家和民族形象之起源和效应的历史关联。形象学探究文学文本的方法基于明显的超国界视域。菲舍尔指出，与民族文学研究专业不同，比较文学的特征是采用跨越语言的方法，从超国界立场和超国族旨趣出发，探索多语种对象。此种研究视点指向多种语言相遇之处，通过对诸多文学或者某一部分文学的比较和各种关系的研究，把欧洲文学呈现为一种“辩证现象”，但并不因跨越民族文学界线而使单一文学失去合法地位[38]。

狄泽林克作为“亚琛学派的精神领袖（spiritus rector）”[39]对形象学做出巨大贡献，为了向他表示敬意，贝勒和莱尔森主编了形象学专业手册《形象学：国族特性的文化建构与文学表征概论》（Imagology: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s. A Critical Survey, 2007），这部专著是晚近西方形象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贝勒和莱尔森在该书《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形象学尽管根植于比较文学的专门研究，但跨越文学研究的领域，因此，将形象学置于更宽广的人文、社会科学中进行跨学科研究，不仅重要而且很有必要；他们还明确将形象学看作研究文学中的国家/民族形象及其各种表征形式的批判理论和方法[40]。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出狄泽林克的意识形态批判的诉求被传续至今。莱尔森和贝勒试图在该书中区分常被用作同义词的术语，如“形象”“俗套”“神话”“套话”“象征”“惯用语”“偏见”，但这并不容易，因为这些跨学科术语本来就是模棱两可的。

阿姆斯特丹大学欧洲文学教授莱尔森是狄泽林克弟子中的佼佼者之一，他在形象学理论和实践中成果丰硕，并自1992年起和狄泽林克共同主持著名的英、法、德语系列丛书“形象学研究：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认同研究”（Studia Imagologica: Amsterdam Studies on Cultural Identity），有计划地将“比较文学形象学”朝着宽泛的文学概念推进，为形象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莱尔森的形象学研究注重对国家/民族形象与其文学表现间的关联进行历史考察，他明确指出，见之于文学的形象（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不仅是虚构的，即想象出来的，可表现为套话、惯用语和俗套，而且是可变的，常有“形象”与“反像”的对立形式，例如18、19世纪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英国人形象”：“易怒的人”和“冷漠的人”（“约翰牛”和“英国绅士”）[41]。

曾在波恩大学和意大利的帕维亚、墨西拿、贝尔加莫等多所大学任教的贝勒是比较文学家和日耳曼语言文学家，他认为形象学的研究目的当为“描绘、揭示、分析民族成见与民族形象的起源、形成过程和功能，让人理性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他论及“形象”“偏见”“老生常谈”等术语，但也使用“套话”“惯用语”“熟套”等。他将凝结在文学中的“形象”定义为他者的心态缩影，有其家庭、群体、部落、民族或种族归属特征[42]。贝勒更偏好使用的术语是“俗套”“惯用语”，因为它们更具有文学研究特色[43]。他认为，惯用语、套话、俗套等常见的修辞手法“以词语和句子的形式在我们的头脑中表现形象”，对形象的文学加工、概括可以让人识别极为复杂的陌生人印象[44]。

菲舍尔是较早在形象学领域跟随狄泽林克的弟子，对形象学的研究任务做过如下总体区分：（一）研究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与国族有关的他者形象和自我形象，以及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文学史中的所有相关内容，致力于研究方法及理论的建设、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去意识形态化；（二）解释文学中和文学外的形象的结构、起源和效应，“这种关系中至少有一个极点是文学的”；（三）充分认识国际文学交流和理解中形象之意识形态功能的修正可能性，以对之进行去意识形态化处理[45]。与狄泽林克不同，菲舍尔的形象学理论更注重文本阐释本身，而非形象的政治维度。他将形象学定义为“对于理解文学文本及其创作过程具有意义的民族形象的研究”[46]，尤其需要关注“那些关乎国家/民族形象的文字如何同国家、人民及其文化和精神成就联系在一起，并在整体上被看作毋庸置疑的典型特征”[47]。

如前所述，在狄泽林克的大力倡导以及他的弟子或追随者的共同努力下，形象学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成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此后，巴柔和莫哈也先后加入形象学研究行列并发展出自己的形象学概念，巴柔的“文化集体想象物”（l’imaginaire culturelle）[48]等概念尤为引人注目，所以在比较文学形象学方兴未艾时，说及法国的形象学研究，人们首先会想到巴柔，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了形象学理论文章，很快便在西方形象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巴柔、莫哈受到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形象研究的法国比较文学传统。法国毕竟是这一研究方向的发源地，中国学者甚至会错误地把他们与历史上的法国学派连在一起，或者干脆把当代法国的形象学研究也称为“法国学派”。

在此先做一个对比：形象学因狄泽林克的倡导而得以最终确立，他也多年致力于形象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晚年还将形象学卓有成效地运用于欧洲文化研究[49]。巴柔是巴黎三大的比较文学教授和《比较文学评论》的主编之一，他的学术研究主要涉及比较文学的历史和方法、小说类型研究和文化现象研究（如“异域情调”“殖民地文学”以及文学中的“形象”），涵盖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世界的文化和文学。相较之下，文学形象学理论只是巴柔诸多学术兴趣中的一个方面，他试图用多层次、跨学科方法来查考流行的后殖民文学文本和其中的特定国族形象[50]。

巴柔提出的形象学理论及方法的哲学基础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人类学，他融合福柯、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新史学”的思想与方法，借鉴结构人类学、话语分析以及神话研究、心态史、思想史和民族学的概念工具，他的杂合概念因而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在他运用的术语中，除了“形象”“套话”“神话”等常见概念外，还有从“新史学”中借用的“文化形象类集”（imagerie culturelle）概念（他在多篇文章中强调了这一“借用”），引入的“社会/文化集体想象物”（l’imaginaire social/culturelle）概念。“文化集体想象物”（l’imaginaire culturelle）可谓巴柔的专利，也是人们说到巴氏形象学理论就会想到的概念。这个上位概念表示形象的整体，由形象、套话、神话等成分组成，强调想象力在创造文化形象、套话和神话时的重要作用。

社会集体想象物由文化集体想象物中有关他者与自我的话语组成，表现为文化认同与他异性的对立。巴柔认为，形象是社会或文化决定的外国人或陌生人的表征，并非仅出现在文学文本中。他把这种形象看作关于异国或他者的整体看法，所有层面的形象之结构都近乎神话，用的是象征性话语和套话。就方法论而言，这些形象都是文化想象的一部分，通向特定的分析方法，所以用结构人类学、符号学和“新史学”来考察形象可达成互补，但也不能忽视形象的文学特征。同时他认为，“我们研究的集体想象物好似剧场，是一个以形象化（我们且接受这个文字游戏）方式自我表达的地方，即一个社会借助形象及其描述来自我观察、自我定义、自我梦想的方式（尤以文学为甚）”[51]。

巴柔认为，形象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创建一种方法，以研究文本中的形象以及创作这类文本的“想法”。他指出，当我们对某种文化有正面看法时，就会有认同感；若认为某种文化很生疏，就会与之保持距离。这些关系很可能以过激的形式出现，例如“恐惧”（过度疏离）或“痴迷”（过分着迷）。这类文化间的态度会导致模式化观念，比如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法国人“言说”的西班牙负面形象“大多关于寒酸的客栈、难以下咽的饭菜、拦路抢劫的强盗”或《卡门》中勾引人的蛇蝎美人[52]。他特别关注“套话”（stéréotype），视之为形象的基本形式。套话是泛泛而论的标识，把简单的事实说成普遍现象。根据文本及其涉及的问题所产生的想象，套话往往游移于两种想象之间，一种是类似意识形态的“社会”想象，另一种是以某种形式（如形象、主题、神话、隐喻）表现出的“象征性”想象。尽管巴柔和许多学者一样，把关于国家或种族的刻板印象视为意识形态，但与认知社会心理学中的套话研究不同，他认为套话是凝结特定文化象征的话语元素。套话是定义“他者”的载体，是任何时候都有效的集体知识的表达，且永远关乎文化的等级、道德或社会规范[53]。

巴柔将诸多独特的法国思想和方法融入形象学理论，他的结构-符号-历史阐释方法具有较强的哲学性或形而上的分析，加上一些难以定义的跨学科概念（“形象”“神话”“套话”等，特别是“文化集体想象物”），都加大了具体文本解析的难度。若狄泽林克的著述给人以“老派”的感觉，那么巴柔的著述则以理论性见长，但常有艰涩的表述，亦有不少令人眼花缭乱之处。他没有充分区分“形象”“套话”“神话”等术语的关系，它们与“文化集体想象物”的关系也不够明确。正是他的“文化集体想象物”等形象学术语，在西方遭到一些同行的诟病[54]。他在《形象学：研究评估，视角反思》一文中回应了这些批评，竭力为自己使用的术语辩护[55]。

莫哈自然站在他的老师一边，认为巴柔采用的术语和方法精准且有创新性。在他看来，巴柔在形象本身、形象与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关系、文本分析方法三个层面上的理论思考，满足了形象学的假设。但他也指出，巴柔的视角与以往的形象学研究并无太大差别，即从三个方面考察形象：外国人形象（陌生人/他者）、一个国家（文化或社会）的形象、某个作者建构的形象。然而，第一、第三个方面暗藏着危险：形象要么被视为现实的反映，要么被视为与社会无关的虚构的文学[56]，这显然不符合莫哈对形象学的设想。

文学形象学是莫哈最早关注的领域，他在巴柔的指导下从事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于1992年发表专著《当代法国文学中的第三世界形象》[57]。他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自己的形象学理论，后来主要转向后殖民法语文学和“异域情调”（exotisme）研究，在为法语世界引入后殖民理论上做出了不小的贡献[58]。莫哈的形象学借鉴了保罗·利科的阐释学方法，特别是后者对形象和想象的反思，即对社会想象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视角的反思，以及“想象力的生产和再生产”（l’imagination productrice et reproductrice）理论。利科对“形象”和“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定义是莫哈解释形象学的哲学基础。因此，社会或文化传递的外国人/陌生人之文学形象，不会被视为现实的反映，或者传统的认识论范畴中的所谓“现实写照”。莫哈认为，利科的理论有助于辨认文学文本中的陌生人形象的语义和功能。

我们可以根据莫哈的《文学形象学：历史与批判》（1992）一文来分析他的形象学观点。基于利科的社会集体想象理论，莫哈分析了文学中的外国人形象的类型。社会集体想象在文学文本中以两种形式出现：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意识形态式形象是建构者按照自身文化的价值观和对社会模式的想象而塑造的异国形象，乌托邦式形象则是作者或群体根据自己的独特看法而塑造的异国形象。与利科一样，莫哈认为意识形态对某个群体形成自我形象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乌托邦具有社会颠覆功能[59]。也就是说，文学中以他者/陌生人形象出现的社会集体想象，不是发挥其意识形态的维护和整合功能，就是由于不满现状而显示其乌托邦的离心和颠覆功能。在莫哈看来，形象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与乌托邦颠覆功能之间的对立，恰能对应于拉丁语代词“alter”vs.“alius”（“他者”的两种说法）含义中的辩证对立及张力[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