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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迁之前，我们从没有把一个在世俗意义上失败的英雄，在精神上拔到如此高的境界。此时的司马迁，已经不以成败、也不以地位高低来评价人物，而是以一种精神价值来作评判。不管是项羽还是李广，他们对人生都有一种不计成败的全身心的投入，这种投入，是一种体现生命价值的激情，是一种生命的活力，也像是希腊人沉醉其中的酒神精神。”
文｜艾江涛
图｜蔡小川
10月下旬的关中平原。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鸿门堡村一片静谧，田野里庄稼已经收获，路旁的柿子树和石榴树，红彤彤的果实颇为喜人。沿着村中的水泥路一路上坡，就是被称为鸿门宴遗址的一处景点。90岁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学理还记得，与如今人造景观的颇具规模不同，上世纪80年代他刚到这里时，“实际上啥都没有，只能说这个地方叫鸿门，往南就是骊山，往北就到新丰。临潼人把这个地方搞起来了，项羽、刘邦用水泥塑的像，很粗糙”。
20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早已隐入尘烟，留给人们的只有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的精彩叙述。尽管今天的人们已很难从这处人造景观感受到更多的历史气息，但可以确定，汉元年（前206年）十二月，秦朝灭亡两个月后，影响天下格局的那场著名宴会确实就发生在骊山脚下延伸向渭河的这块鸿门坂上。
坂，即为坡地，在黄土高原上，比它面积更大的、为水流所切割出的高而平的坡地，则称为原。秦岭，与它延伸向渭河的坡地，还有渭河两岸的平原，构成关中的三级地形，从东往西依次分布着鸿门坂、芷阳原、白鹿原、龙首原、神禾原等大大小小的台地。据王学理考证，刘邦当年10万军队驻守的霸上就在白鹿原北端，浐河与灞河交汇处往北的地方。连接霸上与鸿门之间的道路，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古道基础上拓宽修整的驰道。这条道路由咸阳沿渭河东出函谷关，并黄河南岸行，经三川郡洛阳，走陈留（今河南开封陈留镇）过砀郡，经泗水郡彭城（今江苏徐州），直抵东海郡朐县（今江苏连云港）。这条大体沿今天陇海铁路而行的三川东海道，是贯穿帝国东西的交通大动脉，秦始皇数次东巡，楚汉相争长期拉锯，基本都沿着这条大道展开。
荥阳广武山，楚河汉界古战场，从汉王城向北望就是东流而去的黄河，隔着广武涧东边就是霸王城。汉二年（前205年）到汉四年（前203年）十月，项羽和刘邦曾在此反复拉锯长达两年四个月公元前206年的那个冬天，历史为何会在鸿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一年，26岁的项羽，刚刚在5个月前接受了秦军主帅章邯的投降，前一年，他在巨鹿破釜沉舟，大破秦将王离率领的北部军主力。灭秦主战场上的巨大成功，使诸路反秦诸侯无不对项羽服服帖帖。然而，当项羽率领40万联军朝咸阳进发时，内心却充满愤怒与焦虑。他对叔叔项梁所立的楚怀王始终心有不满，这位怀王不但不同意自己向西率军直取咸阳的请求，还安插一位长于权谋却不懂军事的宋义当自己的领导，如果不是杀掉他取而代之，哪有后来巨鹿之战的胜利？更大的麻烦在于，前线传来消息，刘邦在两月前已经攻入咸阳，如果按照出发前与怀王的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那么自己浴血奋战建立的不世功勋，反而要被刘邦窃取？果然，函谷关已被刘邦派人守了起来，项羽命令自己的前锋英布攻取函谷关，一路西进，驻军鸿门，做好攻击刘邦的准备。
50岁的刘邦，一度沉浸于攻下咸阳的喜悦，好色享乐的他不但住进咸阳宫中，还叫人驻守函谷关，防止联军西进。后来听取张良、樊哙的建议，才查封府库，还军霸上。他尚且不知道的是，正因为他不寻常的表现，引起了项羽身边谋士范增的警惕，范增向项羽进言：“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一场足以攻灭刘邦的大战，似乎已经一触即发。
霸王城残存的南墙下边的山路，由于不断受到南摆的黄河侵蚀，汉王城和霸王城遗址仅存南城墙部分《项羽本纪》中，司马迁第一次为我们正面描写了在鸿门宴上，日后即将拉开楚汉相争序幕的两位主角项羽和刘邦的差别：一位是少年气盛但却显得稚嫩犹疑的军事天才，一位则是老奸巨猾已显王者气象的强大对手。千载以下，人们阅读这篇著述，想见其人，难免好奇，以史家实录精神著称的司马迁，如何能将他近百年前的这些历史场景写得如此具体生动？他又为何对项羽情有独钟，不但浓墨重彩地描写这位失败的英雄，还将他列入本纪之中？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十月，36岁的郎中将司马迁刚刚结束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的行程，便赶到洛阳，去见快要死去的父亲司马谈。病榻之上，父亲拉着他的手，流泪叮嘱道：“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也就是说，书写秦亡汉兴以来的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本就是父亲司马谈留给他的遗愿，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他日后写作《史记》的初衷。《史记》130篇中，有23篇与楚汉相争有关，这也能看出司马迁对这段历史的看重。
在历史学者李开元看来，司马迁在《史记》写作中经历了思想的转变：“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愿，这是没有问题的。他最初记这些事，都是从光明的正面的一面看，他感觉自己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要歌颂这个时代。但‘李陵之祸’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觉得这个时代并非都是光明伟大，很多事情需要重新思考。他深入到历史的古今之变，深入到人物的生命价值。他对待项羽就是这样，不以成败论英雄，更多地关注人物的历史作用、人格魅力和生命价值。”
司马迁在20岁左右，在父亲指引下，曾用将近两年多时间漫游东南。在这趟游历中，他前往齐都临淄，再经薛县到彭城（今江苏徐州）和丰沛一带（今江苏丰县和沛县），到这些秦末楚汉相争交战频繁的地方，访问故老，了解当年那些历史人物的传闻轶事。司马迁在《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的“太史公曰”中说：“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这里说的“他广”，正是樊哙的孙子樊他广。据李开元研究，司马迁正是在这一游历时期与樊他广结识，樊哙鸿门宴救驾的事情，是樊哙家世代相传的光荣历史，司马迁通过樊他广的讲述，才能将那场宴会的细节描述得绘声绘色。
霸王城中铁铸的“战马嘶鸣”关于那场宴会，千百年来，人们围绕项伯是否为卧底，项羽为何不杀刘邦的话题，争论不休。要理解这些问题，需要回到秦汉之际的那个时代。李开元更愿意将始于秦汉之际、终于汉景帝末年的这50多年时间，称为“后战国时代”。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是，养士之风又来，游侠再盛。这种游侠的时代精神，正如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所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鸿门宴前，项伯为报答张良的救命之恩，私下将项羽即将攻打刘邦的消息告诉张良，张良听后不愿不辞而别，将之告诉刘邦，使其做出应对。项伯无疑是那个时代游侠一类人物，豪侠而重感情，以今人眼光来看，并不容易理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在《从封建到大一统：中的历史中国》一书中，专门分析了鸿门宴上的项伯与项羽：“实际上，私义到公法的演变，从战国末期延续到唐朝，是一个渐进消长的漫长过程，汉唐社会迷人的侠义之风，就是其表现形态之一。所以，项伯将私义看得比什么都重，这既不是对项羽的不忠，也不能说他是潜伏的刘邦内奸。这就是项羽明知道项伯把军情泄露给张良，也给予理解与宽容的道理，项羽身上也有相同的气质。”
李开元认为，人们往往忽略了鸿门宴的和解背景，宴前，刘邦通过项伯，已和项羽谈判讲和：刘邦将咸阳及关中移交项羽，投降刘邦的秦王婴、秦朝的官吏和军队，全部交由项羽处理，刘邦只领本部人马，暂驻霸上，随同联军各部统一听从项羽指挥。鸿门宴上，项羽不杀刘邦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刘邦完全接受了项羽的讲和条件，做了最大限度的隐忍屈服。
在一号宫殿遗址山丘上望去的秦咸阳宫遗址区一天午后，我们站在咸阳秦宫一号宫殿遗址已经回填的土丘上面，感慨秦王朝苦心经营100多年的宫室就此化为尘烟。王学理在上世纪60年代初便对秦宫遗址做过考古发掘，他告诉我们，从目前对秦宫遗址的考古发掘看，多半都有经过火烧的红烧土。秦亡时，渭河南岸用作朝宫的阿房宫，当时只建了前殿地基和作为工程指挥部的前殿阿房，前殿阿房遗址中也发现了红烧土。“项羽肯定也到了渭河南岸，能烧的都烧了。项羽到了秦始皇陵，他没有挖掘陵墓，但把秦始皇陵的地面建筑破坏了。”王学理说。
90岁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学理，曾参加并主持过秦都咸阳、秦始皇陵园与兵马俑坑等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鸿门宴后，项羽达至功业的巅峰。作为楚国贵族，项羽对秦国身怀国仇家恨。就像他在接受章邯投降后坑杀20万秦军一样，这次进入咸阳后，他杀了秦王婴，大肆掠夺秦宫珍宝，纵火烧毁秦宫。一切作为，似乎都显出他的鲁莽年轻、政治上的不成熟，也表明他压根就没有定都关中的想法，他的梦想就是荣归故里，建立起自己主持下封王建国的天下秩序。不久，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以秦帝国的郡为单位，将天下分割为19个王国。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谈起这段历史时说：“项羽焚烧咸阳，造成几十万人无家可归，对秦文化造成那么大的破坏，他后来的失败，和这些都有关系。”项羽肯定没想到，在不久拉开序幕的楚汉相争中，始终给予刘邦坚定支持的正是秦人，最后将他追击到乌江渡口的也是归顺刘邦的秦军骑兵。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司马迁为何将项羽写入本纪？在李开元看来，这正是司马迁了不起的地方。“司马迁有一个很特殊的观念，他承认在秦汉之间还有一个过渡的王朝，就是楚。这个主宰天下很短暂的王朝，代表就是项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刘邦本身就属于楚军、楚国的一部分。刘邦打败项羽取得天下后，极力想淡化这个事实。后来到了班固他们，就干脆不承认秦汉之间楚的存在了。”
楚汉相争期间的重要遗址从郑州出发，沿西北方向驱车30多公里，就到了被称为楚河汉界的古战场。在黄河南岸的广武山上，项羽驻守的霸王城和刘邦驻守的汉王城，一东一西，曾隔着广武涧长期对峙。如今，随着不断南摆的黄河的侵蚀，当年的两座城址都只剩下南墙一段夯土城墙。据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考证，在古代，黄河并非像如今紧靠广武山北麓向东流去，至迟在唐宋以前，黄河距广武山麓还相当遥远。
进入霸王城，沿着山间小道走到沟壑依然深宽的广武涧旁，对面就是汉王城遗址，黄河之水至此河道平缓，宛若玉带一路东去。隔涧而望，不由让人遥想，当年项羽将刘邦老父置于案上，与刘邦隔涧喊话，并将其一箭射伤的情形。这条广武涧，被当地人称为鸿沟，山间如今还竖立着巨大的铁架，上面写有“鸿沟”两字。事实上，楚汉双方后来在议和中提出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的“鸿沟”，并非这里，而是指战国时期魏国开挖的那条北起荥阳，南至中牟、开封，流入淮河支流颍水的人工运河。
霸王城旁边就是霸王村。田间一位年迈的农妇正在向游客兜售刚从地里挖出的红薯，她告诉我，她今年70多了，从汉王城旁边的村子嫁到霸王村，一直生活在这里，在地里干活儿时还经常能挖出箭镞。后来，她还特地带我到家中看她挖出的箭镞，并告诉我霸王箭和汉王箭的区别：前者个头更大，形制更为粗壮。眼前这些裹着泥土的箭头早已锈迹斑斑，我们从老人热情的讲述中，判断不了这些发掘物和楚汉战争历史的关系，但能感受到这段历史在当地人日常生活中占据的位置。
荥阳楚汉相争古战场附近霸王村，村民在地里干活时捡取的箭镞汉二年（前205年）到汉四年（前203年）十月，项羽和刘邦曾在此连续作战，反复拉锯长达两年四个月，这也是楚汉相争中历时最长的一个阶段。
彭城之战，是项羽在巨鹿之战后取得的又一军事巅峰，溃不成军的刘邦联军被杀20多万。刘邦一路奔逃的狼狈情形，我们在司马迁《项羽本纪》中可以读到。说起来，项羽虽然定都彭城，但并没有在那儿驻扎多久，反而长期在广武山一线作战。徐州的南山上，至今还保留着名为戏马台的遗址，据说项羽曾在这里筑台检阅部队。进入这一游人如织的景区，院中项羽像英姿飒爽，颇为年轻，与一路所见的诸多项羽雕像相比，似乎最能契合我对项羽的想象。曾任徐州博物馆馆长的李银德告诉我，在彭城广场的金鹰商场下面，是曾经考古发掘的西汉楚国宫殿遗址，这些宫殿当与西楚霸王项羽都城宫殿有关。北宋时期，苏轼担任徐州知州时，州府有霸王厅，相传人不敢坐，苏轼将它拆掉盖了一座黄楼，并在《答范淳甫诗》中记录此事：“重瞳遗迹已尘埃，唯有黄楼临泗水。”可知当年楚都，已在宋代消失其最后一缕余晖。
项羽为何选择定都彭城这一交通发达又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以他不世出的军事才华，难道看不出这里并非都城之选吗？历史地理学者史念海曾指出，项羽的选择更多出于经济考虑，因为彭城附近就是产粮之区，水陆两方面的交通又极为便利，正因如此，楚汉相争中，项羽的粮饷从来不曾发生过恐慌。或许，项羽有些过于自信自己在军事上的安排，以为将自己最大的对手刘邦困于汉中，又派秦军的三位降将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在关中镇守各路要道，天下足以安定，不曾想到局势变化如此之快。
在荥阳对峙期间，尽管项羽不断取得局部胜利，多次攻陷荥阳，一度逼迫刘邦不得不让大将纪信假扮自己归降，自己则狼狈逃窜。可每当项羽要向西进一步扩大胜利时，彭越便在后方捣乱，他不得不一次次奔袭于荥阳与后方之间，疲惫不堪。
荥阳故城（今郑州市古荥镇）残存的一段城墙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隆文告诉我，荥阳的重要性，在于附近黄河边有占据当时全国粮食储存量百分之七十的粮仓：敖仓。项羽曾占据敖仓却为何没有派重兵驻守，“有一种说法，因为这个粮仓积粟，粟是小米，南方人不吃小米吃大米，所以项羽打下来以后没有守它，等他后来意识到错误，再去抢夺，却不好夺回来了。”陈隆文说。
李开元分析楚汉相争时，特别注意到项羽和刘邦两个集团的不同出身所带来的差异。“项羽集团保留了很多上层贵族社会的遗风，贵族讲出身，讲道义，讲信义，相对于刘邦集团来说，不怎么接地气。刘邦集团总的来说来自下层社会与低级官吏，不太受伦理道德约束，更多讲的是利益。项伯是项羽的伯父，相当于项氏家族的族长，项羽在内的诸项都听他的，但刘邦连家族的约束都没有，更玩得开。我们为什么说刘邦无耻，就是说一个人廉耻心比较低，只要有利，什么都可以干，老父亲也可以不要。换句话说，如果刘邦把项伯绑起来，项羽绝对不会说你把项伯宰了，给我分一口。从刘邦的角度出发，这是他在底层社会的生存法则。”李开元说。
历史学家李开元，曾花费十多年时间重走秦汉之际的重要遗迹，以《秦崩》《楚亡》《汉兴》三部曲，重建那一时期的历史叙述然而，恰恰由于项羽杀了怀王，让他在政治上陷入最大的被动。李开元认同苏东坡在《论项羽范增》中的观点，认为在对待义帝（楚怀王）的态度分歧，才导致项羽猜疑范增，而非司马迁所记述的那个拙劣的反间计。项羽一意孤行杀死义帝，要以项氏取代熊氏入主楚国，完成楚国正统交替，虽然符合项氏家族的利益，却失却人心和道义的制高点。
但与项羽相比，刘邦失信的记录显然更多。当年夺取关中时，刘邦与赵高合谋杀秦二世共王关中，却在与秦军约降后突然进攻。与之如出一辙，汉四年（前203年），当项羽和刘邦约和，项羽释放刘太公和吕后等人后，刘邦马上撕毁合约，追击楚军。
历史的吊诡在于，贵族出身的项羽讲求道义，却因杀义帝失去天下道义；军事天才的项羽，70多战未尝败绩，却因垓下一战，而丧国身死。
败退垓下陷入重围之前，项羽的军队曾在楚国曾经的首都陈县北边的固陵（今河南淮阳北），大败刘邦的追军。原因在于刘邦军当时是一支孤军，而他从不曾以自己的力量正面打败过项羽。可当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派遣使者分封韩信为齐王、彭越为魏王后，三支军队联合进军，再加上镇守九江郡的楚将周殷反楚归汉，迎回英布，断绝项羽退守淮南的打算之后，项羽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
据李开元的意见，垓下古战场，在今安徽省固镇县和灵璧县之间沱河边的淮北原野上，这也是习惯野战的项羽主动选择的决战场地。在如今灵璧县韦集镇老庄胡村的田野上，还竖着一块“垓下古战场遗址”的宿州市文保单位石碑。关于垓下遗址的具体位置，学界向有争议，不过随着上世纪70年代来不断的考古发掘，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距老庄胡村近10公里、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濠城镇垓下村的古城遗址，为当年项羽据守的垓下遗址。这里曾出土大量铜箭镞、铁箭镞和蚁鼻钱。如今这里作为安徽省省级考古遗址公园，除了入口处巨大的项羽抱着自刎而死的虞姬徒唤奈何的雕像，公园里人头攒动，一片花海和新建的屋舍，已很难让人想象，2000多年前那场惨烈的楚汉决战就发生在此。
乌江流入长江之处。当年30岁的项羽不肯过江东，自刎于附近的乌江亭一向惜墨如金的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用了将近1000字，描写项羽从垓下突围到乌江自刎的过程。在垓下的四面楚歌中，英雄身边的美人虞姬登场。入夜之后，项羽在营帐中一边痛饮，一边对着虞姬悲歌慷慨：“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司马迁只写道：“歌数阕，美人和之。”后世文人则根据这段文字，为虞姬补上一首《和项王歌》：“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一时间，营帐中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距垓下遗址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虞姬墓。我们在项羽的老家，宿迁市的项王故里也听到项羽和虞姬的传说。经过司马迁的记述，霸王别姬的故事传诵千载，尽管《史记》并无记载虞姬之死，虞姬拔剑自刎的记述，来自西汉陆贾写的《楚汉春秋》。
安徽灵璧县垓下遗址附近的虞姬墓当天夜里，项羽率领800骑，突围而出。天亮以后，发现项羽逃走，刘邦下令灌婴率领5000骑兵追击。这5000骑兵，正是当年彭城之战后，刘邦意识到项羽骑兵突袭的威力，才在归降秦军基础上所成立的。渡过淮河后，项羽的随骑剩下百余骑，到阴陵（今安徽定远县永康镇古城村）后，由于被农人指错路，项羽的骑兵陷入沼泽，被灌婴军追上。不得已，项羽继续往东到了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东南方），这时随骑只剩28骑。面对数千追兵，项羽知道难以逃脱，索性进行了一次教科书式的战斗，以证明“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他把28人分成4队，相约从四面冲到山的东面，分三处汇合。冲下去后，项羽果然完成突围、斩将、刈旗三件事情，仅仅损失两人，令众人叹服。
项羽突围的最后一站是乌江亭（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乌江是通往长江的一条小河，乌江亭就设在这个船舶商旅往来停靠的要道上。面对乌江亭长划来的小船，项羽拒绝了登船渡江的建议，并把乌骓马送给亭长，然后和随从殊死步战。项羽一人又杀了数十汉军，自己也身负十几处创伤。这时，他看到对面汉军中出现一个熟人吕马童的身影，随后冲他喊道：“我听说汉王用黄金千斤，封邑万户悬赏征求我的脑袋，我就把这份好处送你吧！”说罢自刎而死。项羽死后，急于领赏的汉军互相踩踏而死几十人。项羽的尸体最后被五人所分，这五人后来都被刘邦封侯。
司马迁为何能对项羽之死记述如此之详，宛如身处现场？李开元在阅读这段记述时，注意到司马迁在东城之战中，忽然提到秦军中一个叫杨喜的将领，被项羽连人带马吓退好几里，后来分到项羽尸体被封为赤泉侯的也是这位杨喜。杨喜的五代孙杨敞，正是司马迁的女婿。李开元推测，与樊哙一样，杨喜必然将自己一生中的高光时刻讲述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司马迁很可能根据杨敞家族流传的口述，才生动复原了项羽之死的细节。
乌江边上纪念项羽的霸王灵祠乌江边上至今设有项羽灵祠，我们到达的时候，已是黄昏，细雨连绵，沿着乌江走出不远，就是长江。夜雨飘摇，江风凄冷，30岁的项羽在江边自刎时，如同他当年进入咸阳时，也是在一个冬天。四年过去，天地翻覆。
《项羽本纪》“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在肯定项羽功绩同时，也对他提出严厉批评：“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然而，人们从司马迁的笔触中，仍能处处感到他对项羽的同情与称颂。
项羽这样一位失败的英雄何以动人，司马迁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什么？李开元说：“在司马迁之前，我们从没有把一个在世俗意义上失败的英雄，在精神上拔到如此高的境界。此时的司马迁，已经不以成败，也不以地位高低来评价人物，而是以一种精神价值来作评判。不管是项羽还是李广，他们对人生都有一种不计成败的全身心的投入，这种投入，是一种体现生命价值的激情，是一种生命的活力，也像是希腊人沉醉其中的酒神精神。”
李开元并不认同后世文人过于强调司马迁对项羽和刘邦的对比，在他看来，司马迁将刘邦许多可笑的地方记录下来，并非嘲讽，而是出于对真实的追求。刘邦和项羽同处那个古风犹存的时代，出身底层的刘邦青年时代本就是游侠，按照游侠的那套游戏规则，他既不遵守以前的法律，也不遵守普通的伦理道德。与刘邦相比，贵族出身的项羽，更多残留着过去那个时代的印痕。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人们怀念项羽，毋宁说怀念中华民族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活力张扬、英雄并起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正如易中天所说，其实结束得更早——“事实上，自从越王勾践杀死了大夫文种，苏秦和张仪靠诈骗和权谋出将入相，一个时代便已终结。那个被终结的时代充满英雄气概和贵族精神，就像虎和豹；后来的时代却像狼和羊，崇尚利欲和权欲，越来越粗鄙而平庸。”项羽这样的人物更像那个遥远时代的回响。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45期。本文写作参考李开元著《秦崩》《楚亡》《汉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韩昇著《从封建到大一统：中的历史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易中天著《秦并天下》，浙江文艺出版社；季镇淮著《司马迁》，北京出版社；王子今《秦汉彭城的交通地位》、李开元《论叙事中的口述传承——司马迁与樊他广和杨敞》等论文，感谢王子今、徐卫民、师永涛、胡耀飞、陈乐保、程薇、王健等老师对采访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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