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科教育要让人学会认识、理解、表达自己和社会的疼痛。面对面的交流打破圈层的壁垒，正是眼下稀缺的公共实践。
文｜刘敏
夜里10点半，《众手揎哗》放映结束后，观众们还留在“前台osf”继续讨论在周二晚上的放映开始之前，青年教师章玉萍一直很忐忑。当晚她要放映一部叫《众手揎哗》的长片，片长90分钟，是她做聋人手语研究的影像记录。这是影片的第一次公开放映，她不知道陌生的观众们会有什么反应。
一年前，这个片子就已经剪辑好了，一直存在章玉萍的硬盘里。章玉萍不是专业的影视从业者，她今年36岁，在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书。当天晚上，广州“前台osf”空间邀请她来做这场讲座，预告发出后，现场来了四五十人。
观众把前台osf的房间坐得满满当当，他们看上去二三十岁，很多人穿着时髦，他们是看到微信推送，主动来参加活动的。这场活动免费，也没有人检票，所有人都准时到了。片子开始放映，大段大段的时间里，屏幕上只有手语，没有声音，房间里也是安静的，偶尔片中有人开玩笑，大家就低声哄笑起来。
青年学者章玉萍（中），第一次把自己的聋人手语研究田野调查记录片《众手揎哗》给公众放映
章玉萍一直在留意观众们的反应，她心里很没底。从学术圈内的评价标准看，章玉萍做的研究非常成功：她从2018年开始在聋人群体做田野调查，研究聋人群体的媒介生活和沟通困境。这个课题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论文刚刚在国内新闻传播学的顶级期刊上发表。
但跳出学术评估体系，这个研究到底能辐射多少人？章玉萍给聋人合作者署名第二、第三作者，但她也明白这种论文署名对圈外人其实没多大价值，只是对他们贡献的承认。她把所有的采访素材重新剪辑，变成了这样一部纪录片：“第一，我希望聋人朋友接受我的访谈后，能收到一个记录，论文他们可能不会读，因为不感兴趣；第二，我希望记录能放到公共空间里，让大众了解聋人的生存状态是什么。”
影片剪辑完，章玉萍一直找不到去哪儿放映。聋人伙伴曾经在武汉和南京的聋人社群内部做过放映，反响很好，但人数有限，没激起什么水花。她也不好意思在自己的课堂上放，“用两节课放自己的纪录片，感觉有点自恋”。
出乎意料的是，前台osf的观众们非常喜欢这部片子。这里的空间可以随意出入，但90分钟后，基本上观众都从头到尾看完了长片。结束后，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离场，一个接一个地提问题：手语有官方和非官方的区别吗？字幕能不能再放大一点？研究者本人的手语现在是什么水平？还有关注聋人的观众提醒章玉萍：很多聋人日常是有听觉的，所以在手语的段落，可以用白噪音，而不是绝对的静音。
映后问答持续了一个小时，夜里10点多了，有一大半的观众还没有走，现场还有两位坐轮椅的残障人士，也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生活故事。章玉萍非常兴奋，没想到观看反响会这么好，章玉萍跟观众们讲起，2018年时，老家房子漏水，移动床铺时，她无意间在床下重新发现一沓20多年前奶奶寄给她的手写信。“亲爱的孙女萍萍……”章玉萍读信读得落泪，已故的奶奶就是位聋人，也是她决定做聋人传播研究的最大动力——这都是学术论文里永远不会写到的信息。
夜里11点，正式散场后，红色的塑料凳被摞起来收好，前台osf又变成了一个开阔的小客厅。留下来的人，有人自己洗了杯子，买了杯葡萄酒（“南法格朗多克干红”，28元/杯）；有个男孩拿了一本书，径直在空地上摊成一个大字，躺了下来，一旁围绕着残障人士，人类学博士生、社工、刚辞职的年轻记者，正聊得热火朝天。
放映结束后椅子被收起来，一个男孩径自带着书躺在地上阅读每天下午3点，梁健华会来到前台osf，钻到二层低矮的隔层里，挤在一个拥挤的电脑屏幕前，开始一天的工作。他是前台osf的三位打理人之一，这里也是他的工作室。
很难定义这家独立艺术空间真正的概念，它不是真正的酒吧、餐厅，但这里白天也做过快闪店，卖饮料。每个月有几个晚上邀请各种青年学者、作家、艺术家来这里做分享。梁健华另有一份工作，是运营黄边站当代艺术研究中心（简称“黄边站”）。另外两位年轻的女性打理人，一位叫子津，在广州给职校生做公益服务；另一位叫万青，是位影像艺术家，她有时会在周一的下午，邀请视障朋友来听电影。
白天路过的人会很迷惑，很难看出这个75平方米的小门市房究竟在做什么。它坐落在广州海珠区的一处80年代住宅楼的门市里，旁边是小食店、中医诊所、造型美肤中心。梁健华指指地面的大块瓷砖：装修来自上一个租户，是一家汗蒸馆。
前台osf 的三位打理人：梁健华、子津、万青（从左至右）
但这里的地理位置其实又很不错。梁健华曾经是广州美院的老师，筹办空间时他和伙伴们就在广美的老校区附近找地点，广州有很多独立空间都租在旧城区的角落里，这些地方房租低，交通又便利。现在这个门市每个月房租6000块，紧挨着地铁昌岗站，是2号线、8号线南北汇集的地方。如果观众要回到遥远的大学城，门口也有很多长线公交车能直达。
青年学者和年轻听众，为什么愿意到这里来对话？
一个原因，是这种面对面的可信赖感。李嘉文是一位独立策展人，她刚刚在澳大利亚拿到第二个硕士学位，毕业论文是研究悉尼的白兔美术馆。这家美术馆是海外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者，也是中澳交流的重要平台。李嘉文留学期间多次去美术馆参观，她在论文中讨论，为什么这些藏品都有一种固有的叙事框架，我们能不能从中国社会自身出发，跳出这种僵局？
回国后，李嘉文想把论文改成一篇中文评论，发在艺术媒体上。但她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话题涉及大量展品的例子，背后是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也跟中国当代艺术兴起的潮流相关，这些信息很难简单浓缩到两三千字的评论里。一旦讲不好，就像无数的网络骂战一样，读者很容易对着标签迅速站队，开始攻击。
但她总觉得那些问题应该被看见，最起码，她应该找地方说一说。8月份，李嘉文在前台osf做了一次小分享，她花了一个多小时，在PPT上详细展示白兔美术馆的展品，列举馆长接受的英文采访、中国艺术家在国内的采访，分析一件艺术品被转译时出现的理解偏差，最后再慢慢引出自己的困惑和批评。
这是一种逻辑清晰，同时也很安全的交流方式。有做艺术家的观众也分享了自己在欧美艺术展上遭遇的刻板印象，也有人表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并不是一个问题。讨论针锋相对，但氛围很平和：在面对面的小空间里，大家会对彼此更有耐心和信任。
来前台osf对话的第二个原因，是社科学者们也需要一种公共实践。
英国开放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唐凌，对这种面向公众的小型学术分享活动并不陌生。从2021年开始，每年暑假，唐凌都会在暨南大学担任夏校的老师，教社会学、电影史和性别研究。第一周课上完，唐凌总会问大家：“我能不能把课堂开放给外面的人？”
这种夏校课程的学生，都是正在欧美高校读本科的中国孩子，十几人的小班课，学费不菲，但所有人都同意把教室开放。每次课程都会有三四个校外的听众加入，如果有人进不了暨大的教室，学生们会帮着刷门禁卡。唐凌说，这些学生本身在读社科专业，就是要对真实的社会有关照，年轻学生们天然认为课堂应该是公开的、可分享的。“文科教育并不是要人掌握一大堆理论黑话，而是要学会认识、理解、表达自己和社会的疼痛。”
“有教无类。”孔子的这句话也对应了唐凌在英国的工作，她所在的开放大学可能是公共教育实践里做得最彻底的大学了，这所学校大多数学生都在校外远距离上课，学费是一般高校的1/3。唐凌发现，她的房东老爷爷、去旅行时的导游，都在开放大学进修过；还有监狱服刑人员、出门困难的残疾人，和被繁重照护工作困在家中的人，都在开放大学上课。有朋友告诉她，自己的父亲是一名货车司机，年轻时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开放大学的教材，最终拿到了本科学位。
唐凌也见过绝对精英化的教育，她是牛津大学的博士，很清楚文化资本如何在精英阶层里不断自我复制。见识过来自不同阶层的学生之后，高等教育最光鲜的一面在她眼里已经被打破了，唐凌说，真正有价值的教育，“都是生命影响生命”。
今年7月，唐凌也在前台osf开了一次讲座，主题是“去增长的生活方式，怎么与爱和关怀联结？”这是她给开放大学撰写的教材中的内容。她提问：为什么和朋友促膝长谈不促进生产力，找心理咨询则算生产力？为什么吃外婆做的菜不怎么促进生产力，吃“外婆家”餐厅算？你去村里听老人们讲自己的故事不算生产力，而付费参加乡村旅游团算——对经济增长、消费增长的追求，真的是一个社会唯一的衡量标准吗？
这样的讨论，很难在标准的大学课堂上出现。当晚大家自发带了葡萄和气泡酒，默默洗好了分给在场的听众。散场后有个女孩给唐凌送了一本韩国的女性主义小说，但不愿意有更多交流，甚至散场时女孩就跟唐凌走在一条小马路的两侧，也不愿意多说一句话。凌晨4点，唐凌突然在微博私信里收到一篇长长的私信，讲述自己的感受。私信正是来自这个女孩，这个敏感的女孩其实只是羞怯。唐凌把这样的分享和回应，视为她作为一名社会学者的工作里最为重要的那部分。
当然也有不买账的观众。在李嘉文那场关于白兔美术馆的分享里，最后有一名观众提问，说：“中国当代艺术就是垃圾，我觉得你们做的所有东西都没价值。”
梁健华主动替李嘉文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是“70后”，从中学开始学美术，见证过中国当代艺术影响力的变化。他解释，当代艺术的自我要求，就是要跟当下有联结，要有公共性。眼下我们确实缺少公众讨论，美术馆基础设施的支持也远远不足，所以很多观众无法阅读、理解当代艺术，无法和它产生共鸣。而很多当代艺术作品也不易直接回应当下的生活。
梁健华曾经是广州美术学院、中山大学的老师，2010年他从高校体制内跳槽出来，到广东时代美术馆做策展人，又加入了黄边站。整个20世纪头10年，正是中国房地产狂飙突进的黄金时期，时代美术馆每年都可以从地产投资方得到充足的运营资金。梁健华所在的黄边站，从2012年开始，创办人请来广州知名的艺术家黄小鹏、徐坦，每周给青年艺术家上课。讨论课期间，年轻艺术家们把头脑中的概念落地成作品，梁健华上楼去美术馆借用资源，就能帮助新人办一场自己的展览。
黄边站当时的活动空间，就是美术馆楼下一处一直没有卖出去的闲置商铺，算下来给每个学员办展，其实只需要500块钱成本。但很多青年艺术家的艺术生涯，就可以在这儿得以练习，真正起步。
另一位年轻的打理人子津是清华的教育学硕士，她今年夏天在城中村租了一处二层的农民房，起名叫“扔石头”，周边紧邻着四个职业技术学校。跟前台osf一样，子津每周也在“扔石头”办各种小活动，召集访客们看脱口秀，一起去爬山，做沙画。活动里常常一半是社会人士或高校本科生、硕士生，还有一半是来自远近职校学电力、机械、会计的职校生。大家坐在一起，其实并不容易看出分别，有时他们也一起来前台osf听讲座。
夜里10点半，《众手揎哗》放映结束后，观众们还留在“前台osf”继续讨论
第三位打理人万青，在做自己的影像拍摄项目。她从中山大学新闻系毕业后，陆陆续续拍了几部关注视障群体的影像作品。这两年，她把很多作品配上了讲解音轨，很多个周一下午，在盲人按摩店不太忙碌的时间，她会走到昌岗站，把视障朋友接到前台osf听电影。
与此同时，很多象牙塔内的学者，也在找教室之外的讨论空间。
章玉萍发现，做一名青年教师，要学会调整自己上课的热情。她做过一次实验，在一堂课上把所有同学的手机收上来。如同一次集体戒断反应，她发现学生们已经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听课了，有人在桌子上画画，有人叠瓶子，有人手拉手在教室后面聊天。“这个画面很搞笑，我一点都不生气，不光是我们的学生，像武大、北大的学生也未必能全身心投入你的课堂，因为诱惑太多了，游戏那么好玩，互联网那么精彩，学生为什么要老老实实听你上课？”
像前台osf这样的公共空间，就变成了一个灵活的接口。章玉萍的第一次放映效果不错，连续几天都收到了详细的观众反馈，很多师友看到了海报，纷纷邀请她去自己的学校做分享。
但不得不提的是，前台osf目前还无法盈利。这个周二的活动，只卖出9杯酒。当晚万青把前台osf收到的打赏分给章玉萍一半，有119.8元。他们日常就靠大家打赏或者捐助。几个月前，前台osf拟了一份筹款信，陆续筹到了几万块，可以勉强支付半年的房租。
不过看起来三个人都不是特别着急。前台osf是2022年12月成立的，再之前好几年，这里曾经是一个叫“上阳台”的集体自治式青年空间，由十多个实践小组分摊房租。更早之前，2016年，是黄边站支付了这里的改造装修。很多微型空间和组织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青年人总在以不同的方式聚合或流失，这个客厅已经开放了8年，它会有自己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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