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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铭的记载一定比史书准确吗?

知乎日报  · 公众号  · 问答  · 2024-12-22 21:00

主要观点总结

文章主要讨论了墓志铭与史书之间的不同和争议,以及墓志铭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文章提到了墓志铭的可信度、功能、历史争议和考古发现,强调了墓志铭对历史的补充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史书的讹误和墓志铭的重要性。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墓志铭与史书的差异和争议

文章讨论了墓志铭和现存史书记载的不完全相符,甚至完全相反的现象。同时提到了关于墓志铭真实性和可信度的讨论,以及关于墓志铭功能的观点。

关键观点2: 墓志铭的历史作用

文章通过举例子的方式说明了墓志铭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它可以帮助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也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补充信息。

关键观点3: 考古发现与墓志铭的关系

文章提到了考古发现中有关墓志铭的实例,如王安石父亲王益的墓志铭的争议和发现,以及元末徐寿辉的国号等问题,说明了墓志铭在历史研究中的实际作用。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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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些年的考古发现中,常常出现墓志铭和现存史书记载不尽相同的现象,有的内容甚至是完全相反。墓志铭的可信度真的比史书高吗?一起来看看答主们的回答吧。



墓志铭的记载一定比史书准确吗?


| 答主:首阳大君

墓志承担的首要功能向来不是记史,而是满足逝者亲眷故旧的情感需求。

所以,墓志行文浮夸才是历来公认存在的问题。

现在用墓志补史、证史,也并非盲目接受其中所谓「新发现」的东西,都是经过考辨的。

仔细想想,但凡能出现在志文里的东西,都是撰者跟主家之间磨合推敲出来的,跟裁剪史料在某种程度上并没什么区别。甚至于,唐宋之后还有「一人两志」的现象。简单的说,就是主家隔了段时间,觉得原来的墓志行文不佳,再请人重写一份志文。

陕西师范大学的唐代史专家拜根兴教授,之前在各种唐代墓志总集里,总共统计出有 28 人存在「一人两志」,这个数据以后随着新发现墓志数量的不断增加肯定还会有变化。


北宋还闹过一场因为写墓志引发的学术论争。

著名古文运动的领袖尹洙(尹师鲁)死后,韩琦、欧阳修分别负责给他写墓表和墓志。然而,欧阳修写的墓志很让尹洙的门生故旧不满,认为其过于简单,根本没有突出尹洙的成绩来。

比如在谈到尹洙文章的时候,欧阳修就只评价了四个字:「简而有法」。

这算啥?

议论一多,逼得欧阳修不得不另作一篇《论尹师鲁墓志》,来对这些争议进行逐条反驳。欧阳修解释称,「简而有法」乃是孔子《春秋》才能当得起的评价,用来形容尹洙,难道不是对他的极高赞誉吗?至于墓志字数少,那是因为尹洙的文章本身也是言简意深,自己是模仿他的文风在致敬!

搞笑的是,这篇「论」比墓志本身字数还要多哈哈哈哈哈哈!欧阳修还在「论」的结尾特别不客气地说了一句:

因谓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

我朋友尹洙要是泉下有知,肯定觉得我的志文写的非常完美。我还管你们这群小子怎么想?


考古则发现了另一桩尘封许久的秘事。

仝相卿 《宋代「一人二志」现象刍议:以王安石父王益墓志为中心》指出,按旧说,当年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死后,王安石是把写墓志的任务交给了曾巩,这就是曾巩文集里收录的《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墓志铭》。巧合的是,2009 年南京将军山发现了王安石父亲王益和兄长王安仁墓。但王益墓中出土的墓志却写明了:「安石以侔友,故来告▢侔▢铭。」

所以,王安石真正放在父亲墓里的墓志铭,并非曾巩写的那篇,而是叫朋友孙侔重新写的。

孙侔此人在《宋史》里有记载:

孙侔,字少述,与王安石、曾巩游,名倾一时。早孤,事母尽孝。志于禄养,故屡举进士。及母病革,自誓终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间,士大夫敬畏之。

可见,孙侔和王安石、曾巩都是好朋友。王安石明显是对曾巩所作墓志不满意,才另外托求熟悉自己家的孙侔干这活。

这种行为其实挺背刺的,而王安石当年求孙侔时写的信,还流传至今,就是王安石文集里的《与孙侔书》。

我们因此能得知王安石对孙侔也耍了心机,他在信里跟孙侔保证,曾巩写的墓志虽然有缺憾,但自己决不会不用,现在只是求孙侔另外给他爹写个立于墓门的墓碣而已。王安石还非常肯定地说,就算曾巩知道了这事,也绝不会怪罪他们:

铭事子固不以此罪我两人者,以事有当然者。且吾两人与子固,岂当相求于形迹间耶?然能不失形迹,亦大善,唯碣宜速见示也。

然而,南京的考古证实了,当年王安石收到孙侔写的墓碣后,毫不留情将曾巩版的墓志抛弃了,直接将孙侔的墓碣文改作墓志文,放到了王益的墓里。

一个个为了一方墓志绞尽脑汁、费尽唇舌,你说这材料如果不经过辨析,能拿来用吗?



| 答主:宁南左侯

那可不一定,墓志铭的春秋笔法那可是太多了,而且基本上都是只写过五关不写走麦城。

但有一点,墓志铭不经意间留下来的记载,确实是能推翻史籍记载的,这点毋庸置疑。

就比如元末徐寿辉的国号,现在往往说是天完,但明玉珍的墓志铭(《玄宫之碑》)却明确说是「宋主」,仅此一点就足以引发史学界的思考了,不敢说推翻因为孤证不立,但这么写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这是肯定的。

无独有偶,宋濂在给鹰扬卫指挥使于光写的《故怀远大将军同知鹰扬卫亲军指挥使司于君墓志铭》里也说「徐寿辉建伪号宋」,这就有意思了,仨元末历史的亲历者,两个政权的人,都不约而同说是「宋」,这能不能推翻不好说,但足以证明这个说法存在。

另外,这块碑里说明玉珍击败肆虐四川的红巾军余部,这事和其他记载能联系起来,问题不大,但里头「傅德错愕败走」的说法,可就关系到见龙卸甲的傅友德同志讳莫如深的早期经历了,这不至于推翻史书的说法,但完全能够提供补充。


事实上,墓志铭对于历史研究的很大一个作用也并非推翻,而是补充。

史籍的记载由于散佚、讹误、篡改,可能会失去本来面目,但墓志铭深埋地下,能够躲过去人为的破坏,把历史像长颈鹿一样包裹在琥珀里,能够尽可能多的留下当时的记录,这是它的价值。

就比如《玄宫之碑》最后开列了中书省左丞孙天祐、右丞刘仁等 18 个人的名字,这里头有十六个名字是不见于任何史料记载的,而明夏政权人物留下来的名字总共不到七十,那就意味着,有将近四分之一的明夏政权人物,是通过这块碑保留下名字和官职的,这种补充力度是很难通过搜寻普通史料发现所能比拟的。


还有一些墓志铭原件可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比如我们老家(也是我家祖上)的一位明末人物岳万阶,本职身份是「整饬陕西靖虏兵粮道」,但在县志的序文上,以及县志艺文志里收录的他的墓志铭里,都写的是「整饬陕西靖远兵粮道」,明朝陕西有靖虏,也有靖远,这是两个地方,明朝也有靖虏兵粮道,但没有靖远兵粮道,清朝避讳胡虏狄羌蛮夷这样的字眼,所以入关之后把靖虏卫改成了靖远卫,但怎么确定他的官职到底是哪个呢?很简单啊,岳万阶的墓 60 年代的发掘了,我奶奶在现场,知道是有墓志铭原件出土的,所以去县文管所库房看一下就知道,到底写的是靖虏还是靖远了。

只可惜,这块墓志铭在文物登记的册本上还有,实物却找不着了,啧啧。


题图来源:《庆余年 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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