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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讯 |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目次及摘要

历史地理研究资讯 · 公众号 · 历史 · 2025-01-26 07:30

正文

2025年第1期目次及摘要

特稿

周平包崇许：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主体重塑

石硕：认知错误是如何发生的?——《枪炮、病菌与钢铁》研究人类发明案例的启示

教育部名栏

中国边疆学研究

本期学科主持:马大正研究员

李治亭：清代“大一统”理论解说

方天建邹健祥：清代“大一统”的抵边书写——基于云南边境府州志的考察

语言国情研究

本期学科主持:李艳教授

李艳董潇逸：“语言是生产力”视角下的语言产业元行业研究

高传智戈兆一：数字交互式国际中文教育产品供需状况与供给策略研究

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

宋培军：再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兼议对中华文明一体性的意义

韩玉洁王立胜：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与人类文明意义

法学研究

彭中礼高原：指导性案例效力的层次构造——以权威理论为视角

王刚：《刑法修正案(十二)》语境下行贿罪特殊从宽情节规范适用实证研究

社会学研究

户晓辉：滕尼斯的习俗观及其自由张力

李正宇：现代意大利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国家建构——以博伊托的纪念物思想为中心

教育学研究

浦丽娟张月等：新时代中小学校长胜任力的多维评价与提升路径

杨磊：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正义的理性表征:一个整全性分析框架

历史学研究

高楠：北宋前期的纳粟令格与富民捐输

特稿

周平包崇许：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主体重塑

民族复兴是国家发展目标的一种历史性、文化性、道义性的表述，并被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来加以推动。要对这样的战略安排的内涵进行准确把握，对复兴主体的认知就不能只停留在笼统描述的层面上，而必须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和准确的界定。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形成和演变，但承载民族复兴历史任务的是今天的中华民族。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中，作为复兴主体的中华民族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为了有效地推进民族复兴并产生更大的效益，就必须把复兴主体的塑造纳入复兴战略中谋划，并通过具体的措施来促进复兴主体朝着优化内部结构、强化自我意识、增强整体功能和提升民族形象方向发展。这样的主体重塑不仅能为民族复兴提供助力，而且能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中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塑造。而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就必须重构民族叙事、创新民族理论和加强政策推动。

石硕：认知错误是如何发生的？——《枪炮、病菌与钢铁》研究人类发明案例的启示

人类文明的演进，与发明密切相关。对于发明，传统看法是人们的需要促成了发明的产生，换言之，“需要乃发明之母”。这一观点看去天经地义，似无问题。但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通过对众多发明案例的系统梳理与分析，却得出两个完全不同的认识：一，在众多发明案例中，因需要而产生的发明只占极少一部分，绝大部分发明并非因需要而产生，相反，而是发明催生了需要，即“发明常常是需要之母，而不是相反”。二，将发明归咎于某一天才人物即“英雄史观”往往是后世的杜撰，发明“不是靠孤立的英雄行为”，而是技术长期积累、发展的结果。

教育部名栏

中国边疆学研究

李治亭：清代“大一统”理论解说

“大一统”作为政治思想理念，构成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也是维护国家统一、中华民族内向凝聚的一条生命线。文章对“大一统”的内涵、“大一统”理念的重要性、清代如何实践“大一统”及取得哪些进展进行了阐释。认为准确解释“大一统”是打开中国历史之门的一把钥匙，不识“大一统”，难识清史真貌，给不出科学的评价。清代创建新“大一统”理论并全面推行，付诸治国实践，取得一系列的历史性突破，凝结成巩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共同体意识。

方天建邹健祥：清代“大一统”的抵边书写——基于云南边境府州志的考察

历史书写的载体主要以文献的形式呈现，既有官方的书写工具载体，也有私人的表述方式。考察清代“大一统”抵边的历史书写问题，需要参照大量官方文献。而承载着清代官方“大一统”意志的方志，无疑是考察清代“大一统”抵边历史书写的重要文献路径。方志编纂，为清代“大一统”工程的重要体现形式，彰显着一统天下的王朝意志。历史上被称为徼外僻壤的云南边境地区，在清之前，几无官修志书备考，然自康熙朝始，随着方志编纂工程的推进，具有历史意义的正式性方志纷纷呈现，成为推广“大一统”的重要载体，彰显清王朝思想抵边、疆域抵边和文化抵边的“大一统”实践方式，为清代云南边境府州县书写“大一统”的重要历史表述形式。

语言国情研究

李艳董潇逸：“语言是生产力”视角下的语言产业元行业研究

面对技术变革与消费需求变化，语言产业如何更好地发挥生产力功能是亟待深入思考的问题。对比各语言行业的产值规模、分析各语言行业在整个语言产业中的占比及其对其他语言行业的辐射带动功能，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9个语言行业间的关系脉络。语言技术行业既是语言产业更好地发挥生产力功能的重要引擎，也是国家科技生产力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基于语言技术行业的特性与功能，可以将其称为语言产业中的“元行业”。文章旨在围绕语言产业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作为“元行业”的语言技术行业的产品构成、产值规模、行业功能等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有效发挥语言技术行业在语言产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引擎功能进行深入探讨。

高传智戈兆一：数字交互式国际中文教育产品供需状况与供给策略研究

当前在国际中文教育发展中，亟待建立产品观、成本观与市场观。伴随着数字交互技术发展，教育传播方式在快速变化，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应用呈加速趋势。在此背景下，有必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数字交互式中文教学产品，从对终端需求的调查分析入手，探寻有效供给的可行之策。研究基于对应用于移动端的53种中文学习数字交互软件的产品定位、教学内容、功能类型、运营模式、用户评价的调查，对用户的消费需求及消费行为特征做出分析，并就如何实现有效供给进行了探讨。建议根据对目标国家的研究，定制式打造数字交互式中文学习产品；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动态更新，把握受众心理创新数字交互教学方式；深化多方合作实现联动共赢，优化配套服务提升学习体验；“强强联手”拓宽产品传播渠道，“借船出海”增强市场覆盖率。

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

宋培军：再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兼议对中华文明一体性的意义

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民族领域的重大改革任务，是学界尤其是历史学界、民族学界的重要研究课题。方国瑜先生1963年发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演讲与文章后，1982年又有重要修改，由此与费孝通构成历史学与民族学的学术对话。方国瑜提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可谓是《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过程中出现的另一种声音，也可谓是针对把中国史等同于汉族史、历代王朝史的观点提出的第三种命题——中国历史疆域秦汉形成并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据此，其核心思想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一个范围、两个基点、三个方面，即：中国历史以秦汉以降历代中原统一王朝之经济、文化、政治联系的社会整体为范围，社会整体性以政权统一性为前提，政权统一性以社会整体性为基础，表现为汉族作为中华民族核心与其他各族具有共同利益、汉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心与其他各族文化具有共同文化、边疆与内地具有完全主权三个方面。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其核心要义是中国国家的整体性、中华文明的一体性，对于推进新时代民族领域重大改革具有重大实践价值。

韩玉洁王立胜：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与人类文明意义

理解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不仅要从既定的宏观思想源流中加以分析，还应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历史实践中加以考察。中华文明通过三重历史开新完成了现代转型：通过对古代文明的批判继承实现了文明更新，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互鉴中实现了文明融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适应实现了文明新生。由此，中华文明实现了“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变，这一转变同样具有人类文明意义。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完成打破了“中心-边缘”的文明发展格局，开辟了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前景；扬弃了资本“自否定”的发展逻辑，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协调模式发展；突破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片面发展现状，彰显了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向度；释放了新质生产力自由发展的空间，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法学研究

彭中礼高原：指导性案例效力的层次构造——以权威理论为视角

自案例指导制度实施以来，学界对指导性案例效力问题的争议较大，一直未有定论。通过构建合理的权威理论模型，分析和梳理不同权威对指导性案例效力形成的影响和贡献可知，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呈现三阶结构。一是因充分的理论权威衍生的社会价值和司法价值而形成的应然效力，体现为一种价值拘束力；二是由最高权力机关行使规范性权威而生成的法定效力，即既可以具有法律效力而作为裁判依据使用，也可以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只能作为裁判理由使用，体现为一种授权性自由裁量行为的对象或内容；三是由最高司法机关行使最高权力机关授予其的授权行为的权威而形成的实践效力，即只能作为裁判理由引述，而不得作为裁判依据引用，但应当负有偏离时的报批和论证义务。指导性案例各种类型的效力在司法实践中的影响力往往是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形成了复合型、位阶性的实践关系。

王刚：《刑法修正案（十二）》语境下行贿罪特殊从宽情节规范适用实证研究

党中央确定的“受贿行贿一起查”决策部署，蕴含从严惩治行贿罪的指导思想。基于此，《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罪的法定刑和量刑情节作出修改。在司法实践方面，过去我国行贿罪量刑过轻，甚至存在不当出罪现象，特殊从宽情节认定和适用中的问题是重要原因。实证分析表明，行贿罪特殊从宽情节存在文书表述不一致、认定标准不统一、从宽功能不明确、减轻处罚与免除处罚界限不清晰、从宽效果不协调以及多个从宽情节并存时处理失当等问题。对行贿罪特殊从宽情节进行教义学分析，提出严格按照刑法规定进行表述、准确理解和统一适用刑法规定、明确特殊从宽情节的从宽功能、相对统一地把握特殊从宽情节的从宽幅度、妥善处理多个从宽量刑情节并存现象等建议，以期规范特殊从宽情节的司法适用，促进《刑法修正案（十二）》立法目的的实现。

社会学研究

户晓辉：滕尼斯的习俗观及其自由张力

滕尼斯是在论题和概念上都非常接近民俗学及其经典范式的社会学家。按照滕尼斯的基本划分，共同体关系产生于自然形成的生存意志，社会关系产生于人为造成的抉择意志，于是，习俗与共同体似乎具有天然的依附关系。在他看来，Sitte（习俗）具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客观性质的简单事实，即习惯于做某事；二是指人自己给出的规则或规范；三是对某种意愿或意志的表达，这种含义最少得到关注却最值得关注。由生存意志产生的共同体及其习俗虽然有自由，却基本上是一种实体性自由或质料性自由，并非形式性自由。因而，个体意志要想自由，就必须从共同体以及习俗中脱颖而出，经历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涅槃重生，由此产生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及其形式性自由。

李正宇：现代意大利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国家建构——以博伊托的纪念物思想为中心

在意大利，“纪念物”作为“文化遗产”的前概念被用来指涉保护和修复的对象，具有长久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学术积淀。博伊托是意大利著名的建筑师和作家，主张推行纪念物的“国家风格”和“语文学式修复”，确立了纪念物保护的准则，是现代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的奠基人。借助政治哲学家汉娜· 阿伦特关于人类根本性活动的理论，纪念物作为“工作”产物的本质得以揭示。博伊托的纪念物思想以服务国家建构为宗旨，一方面坚持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保存其纪念意义；另一方面强调以民族为中心，发挥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对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教育学研究

浦丽娟,张月,杨柳玉,郑勤红：新时代中小学校长胜任力的多维评价与提升路径

中小学校长肩负着新时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具有良好胜任力的中小学校长是实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借鉴胜任力相关理论和方法，选取西部地区的代表性省份——云南为研究对象，以参加云南省“万名校长培训计划”项目培训的学员及云南省各州（市）、县（市、区）教育体育局领导、中小学校长、副校长等人员为研究样本，通过360度反馈、大样本多阶段调查等方法以及验证性因素分析统计方法构建中小学校长胜任力模型，并以中小学校长工作绩效评价为检验标准，验证中小学校长胜任力模型的有效性。面对新时代发展背景对校长胜任力提出的新要求，可以通过体制保障、个体内驱力、激励手段、外部支持路径提升中小学校长的胜任力。

杨磊：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正义的理性表征：一个整全性分析框架

职业教育高考作为从普通高考中独立出来的类型化教育考试制度，其必须彰显一种新式的教育正义，即要以一种更加正义的形式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再分配。以罗尔斯“原初状态”为逻辑前提，认为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正义是一种包含分配正义、承认正义、能力正义的复合型正义，且需要同时满足自由平等原则、机会公平原则、禀赋差异原则。而制度正义由理念到落实则需要一种完备的正义论分析工具，即包含形式正义、实质正义、程序正义、感知正义四种理想化表征为一体的分析框架作为理论支点，以此变革教育评价的底层逻辑，重新定义什么是公平的教育评价机制。

历史学研究

高楠：北宋前期的纳粟令格与富民捐输

北宋前期，每遇水旱饥馑等灾害，宋政府通常会颁布纳粟令格。这些纳粟诏令，每每强调民户纳粟自愿。纳粟令格的覆盖范围，与受灾地域对应，灾伤州军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不同，入粟起纳点亦有所区别。官府往往以纳粟令格为法定依据，以官爵、免役等优惠条件，劝诱富民赈济、赈粜或赈贷。对于纳粟令格，富民群体中既不乏主动响应者，又有不为所动者。从纳粟令格的内容来看，影响富民纳粟选择和官方劝分实效的因素有很多，譬如，纳粟人资格问题，入粟标准过高，赈济、赈粜、赈贷等赈灾方式的差异，恩泽宣敕中的“进纳”二字，等等。对此，宋朝廷的解决办法或是调整入粟标准，或是扩大纳粟主体，或是删去进纳制词中的“进纳”二字，等等。这些措施反映出宋政府在救灾问题上对于进纳财物的依赖，展示了宋代地方的受灾情况、财政状况、民间财富力量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重要程度，以及宋廷处理基层社会突发问题的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