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就下了通知，说统统不让干了，你看在这院子里拉线的工人，关了门，他们吃啥，我吃啥？” 望着自家场院里堆积如山的电线和电机零件，天津市静海区子牙镇东子牙村的村民李成愁眉紧锁。
李成口中的通知，是今年4月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天津后，“未达到环保标准”的大小作坊收到的关停整改命令。6月1日，综合执法队还向每家作坊下发通知，要求6月20日前清理所有残存的固体垃圾并关停作坊，否则将“一刀切”断水断电。
村民们收到的限期关停整改通知。（摄影：沈源）
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循环产业园区，像李成家这样靠拆解“洋垃圾”为生的大小作坊已存在一二十年。但在近期，小作坊们迎来了“史上最严”大整顿。
“洋垃圾”进入中国已有30余年，“循环经济”产业更成为许多人发家致富的路子，处理洋垃圾的园区和作坊遍布天津、山东、浙江、广东等沿海省市。但在带来不菲经济利益的同时，伴随“洋垃圾”而来的灰色产业链和环境污染，也逐渐成为不可承受之重。
2016年中国进口垃圾逾730万公吨，总值达37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约56%。（网络图）
7月18日，中国正式通知世界贸易组织（WTO），从今年底开始，中国将禁止进口包括废弃塑胶、废纸、电子垃圾在内的24种固废“洋垃圾”。
相比洋垃圾禁令，李成更关心眼下如何处理巨资购进的原材料。督察组派出的综合执法队4月就将子牙镇的作坊贴上了封条。李家的场院内，剥线机仍在“咔啦咔啦”地转动，十几名工人娴熟地将院子里剩下的电线送进闸口。“黑天白天倒班干，起码把这些线都拉出来再说。”
综合执法队一直在子牙镇上驻扎，皮卡车每个白天都不定时地穿梭在各个被查封的作坊间。李成和其他村民不得不一边偷偷开工，一边派人站岗放哨，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李成总能在综合执法队敲门前，将未处理完的原料堆进院子里原先的办公室，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6月底，执法队的踪影不再出现，为了那尚未处理完的原材料，四五家作坊又偷偷开启了自己的剥线机。
截至七月初，李成和几家有“存货”的村民都已将手中的原材料全数暗中处理并分销到河北的提炼作坊。不过，村里没来得及清理干净的小作坊也不在少数，“没日没夜地干，那也干不完啊。”
李成的作坊最主要的业务是拉线。所谓 “拉线”，是将从国外进口的废旧电线、电机、变压器等拆解，并对分解后的金属和塑料外壳二次分销以赚取差价。
在子牙镇，第一个吃螃蟹的是李成的远房亲戚张林。1993年，看到亲戚在广东“赚了大钱”的张林，想起临近天津港堆积的固体废料，把心一横，撂下锄头借钱买了三台剥线机，一干就是20多年。
处理一个集装箱的废料能有数万元的赚头，这在90年代无疑是一笔巨款。张林赚到第一桶金后，临近的村民也纷纷效仿。尽管光是购进原材料就需要十几万的资金，可一番东拼西借之后，靠着自家场院和几台吱吱呀呀作响的剥线机，每个村都办起了几十家拉线作坊。“拆废”鼎盛时，仅东子牙村就有近百户人家开起作坊。
经过处理拆下来的铜和塑料皮，会运到河北完成进一步的炼制加工。一个月下来，每个小作坊最少都能处理两个集装箱的货物。铜价波动幅度不大时，每处理一个集装箱25吨的货物，可以净赚5万元。村民们成了事实上的“小企业主”。
子牙镇小作坊内剥下来准备出售的铜线芯。（摄影：沈源）
根据1995年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从事固体废物处理的企业必须取得合格的环评资质才能开办工厂。然而，办厂必需的营业许可、处理固体废料需认证的环保资质、进口废料所需的许可证，在这里都难觅踪影。“咱这厂子就这么点地方，大家都觉得没必要办这个许可证，也不知道环保审批的重要性，而且根本没人来查嘛。”
工人的权益也难以保障。来自四川、东北等地的工人，在这里黑白颠倒地工作，每天的报酬约为100元。除了劳动合同，只有一份作坊主给他们购买的意外保险。
起初多数村民甚至没有给工人们购买意外保险，直到7年前一名工人的左手被剥线机切断。李成直言，“拉掉手的事儿不少见，可他们不干这个，能去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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