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gins, E. T. (2012). Regulatory Focus Theory. In P. A. M. Van Lange, A. W. Kruglanski, & E. T. Higgins,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pp. 483–504). SAGE Publications Ltd.
REGULATORY FOCUS THEORY: THE PARENT OF REGULATORY FIT THEORY
我曾设想，可以将接近理想最终状态视为一种维持（而非破坏）积极结果导向的策略，而将避免与理想最终状态的不匹配视为一种维持消极结果导向的策略。但显然，将渴望策略视为维持促进（Promotion）的策略，将警惕策略视为维持预防（Prevention）的策略，这样的表述更为直观。在20世纪90年代末标签变更之后，我们开始研究人们在追求目标过程中采用的不同策略（e.g., Förster et al., 1998）。例如，在Shah等（1998）的研究中，参与者通过解决绿色字谜来获得分数，而通过解决红色字谜来避免失分。研究发现，对于以促进为焦点的参与者，在绿色字谜（渴望型）上的绩效会优于红色字谜（警惕型），而以预防为焦点的参与者则情况相反。Shah等（1998）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对于以促进为焦点的参与者，当建议策略是尽量找到90%或更多单词（渴望型）时的绩效会优于当建议策略是尽量不漏掉 10% 以上的单词（警惕型）时的绩效。
在Carver和Scheier的系统层面的回避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远离不理想的最终状态应会降低回避强度（Miller, 1959）。而在调节焦点理论的战略层面的回避中，根据“目标逼近效应”（Lewin, 1935; Miller, 1959），以预防为焦点的警惕回避在接近理想最终状态的过程中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动机强度。这些不同的预测在几项研究中得到了检验，这些研究使用了动机强度随时间变化的替代测量指标（如手臂压力；毅力），结果支持了调节焦点理论的预测（Forster et al. 1998, 2001）。
在我们进行“目标逼近效应”研究的同时，我们还进行了其他研究，这些研究表明，促进与渴望、预防与警惕的结合涉及某种兼容性，这种兼容性本身就具有动机意义。早些时候，Lorraine Idson， Nira Liberman和我（Idson et al., 2000）曾进行过研究，让参与者想象购买一本书，并选择用现金支付或用信用卡支付，如果用现金支付，书的价格会更低（Thaler, 1980）。参与者报告了他们如果用现金支付会感觉多好（积极的“成功”结果），或者如果用信用卡支付会感觉多糟（消极的“失败”结果）。这些早期研究发现，积极的“成功”结果所带来的愉悦感对以促进为焦点的参与者比对以预防为焦点的参与者更强烈，即感到高兴比感到平静更强烈，而消极的“失败”结果所带来的痛苦感对以预防为焦点的参与者比对以促进为焦点的参与者更强烈，即感到焦虑与感到沮丧更强烈。
除了衡量参与者对结果的好坏感受之外，我们的新研究还分别评估了愉悦/痛苦的程度以及动机强度（Idson et al., 2004）。例如，在一项通过激发理想或应该来诱导促进焦点或预防焦点的研究中，我们通过询问参与者积极结果会有多令人愉悦，或消极结果会有多令人痛苦来衡量愉悦/痛苦的程度；而动机强度则通过询问参与者在积极结果条件下，他们有多大的动力去实现积极结果，或在消极结果条件下，他们有多大的动力去阻止消极结果的发生来衡量。
我们发现，愉悦/痛苦的程度和动机强度各自对想象结果的感知价值（即其好坏程度）有着显著的独立影响。我们还发现，对于积极的成功结果，促进焦点下的动机强度高于预防焦点；但对于消极的失败结果，预防焦点下的动机强度则高于促进焦点。这些研究表明，在成功或失败是否产生更强的动机方面，促进与预防之间存在不对称性。同时期进行的其他研究也发现了这种不对称性。在促进条件下，成功时的表现优于失败；而在预防条件下，失败时的表现优于成功（Förster et al., 2001; Idson and Higgins, 2000）。这种关于成功与失败的影响在促进与预防之间的不对称性是区分这两个系统的另一个主要特征。而在区分接近与回避系统的模型中并未发现这一特征。这是关于促进系统和预防系统之间差异的一个新发现，这很重要。
早期的绩效研究表明，当使用渴望策略而非警惕策略时，以促进为焦点追求目标能带来更好的绩效，而对于以预防为焦点追求目标则正好相反。现在，对于成功与失败对动机强度的影响又出现了新的不对称性。这是怎么回事呢？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认识到，我们之前发现的情绪强度效应（Idson et al., 2000）反映了动机强度的差异。也就是说，当以促进为焦点的个体在成功后感到愉快时，他们的动机很高；但当他们在失败后感到沮丧时，他们的动机就很低。相反，当以预防为焦点的个体在成功后感到平静时，他们的动机很低；但当他们在失败后感到焦虑时，他们的动机会很高。这些动机强度的差异与早期绩效研究中涉及的渴望和警惕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当以促进为焦点的个体在成功后感到愉快时，他们是渴望的（动机强烈），但在失败后感到沮丧时，他们并不渴望（动机薄弱）。相比之下，当以预防为焦点的个体在失败后感到焦虑时，他们是警惕的（动机强烈），但在成功后感到平静时，他们并不警惕（动机薄弱）。
调节匹配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当人们参与某项活动的方式能够维持（而非破坏）其当前调节焦点时，他们会体验到调节匹配（Higgins, 2000）。渴望的方式维持促进焦点，而警惕的方式维持预防焦点。但调节匹配并不等同于调节焦点，因为它关注的是任何目标追求取向与追求目标时采用的战略方式之间的关系。的确，当我重新考虑我们同期进行的其他研究时，例如关于“有趣”与“重要”的任务指令如何影响绩效的研究（Bianco et al., 2003），我开始意识到调节匹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原则，适用于其他取向和策略。尽管如此，正是对调节焦点理论的特定检验工作导致了调节匹配的发现。调节焦点理论是调节匹配理论的母理论，而这个新的子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开始产生自己的独立研究和发现（Higgins, 2008a, 2009）。在本章末尾，我将讨论母理论与子理论是如何相互受益的。
这篇推送就到先结束啦，下次就是一些应用的介绍以及最后的总结啦。
作者最后提到的几篇经典文章，小可爱们有兴趣可以读读。
Higgins, E.T. (2000) Making a good decision: Value from fit.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1217–1230.Higgins, E.T. (2008a) Regulatory fit. In J.Y. Shah and W.L. Gardner (eds), Handbook of Motivation Science, pp. 356–372. New York: Guilford Press.Higgins, E.T. (2009) Regulatory fit in the goal-pursuit process. In G.B. Moskowitz and H. Grant (eds), The Psychology of Goal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