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爸爸，都搞砸了“铁饭碗” | 人间

“好娃哩，千万不敢胡折腾，要顺住一根杆杆往上爬。”

上面这句话，我爷给我爸爸说过，我爸爸给我说过，它蕴含的意思有：不要见异思迁，要知足，要守住饭碗……

我爸爸在晋陕交界的煤矿上当工人。1984年的一天，在井下，有斧子工持斧砸一根矿柱，砸半天砸不动，我爸爸生得人高马大，有力气，他接过大斧头，喝一声：“让我来！”他抡起大斧，“咣”一声砸在矿柱上，矿柱倒了，却弹在岩壁上，折返回来，撞中了我爸爸的胳膊。他的胳膊垂了下来，是粉碎性的骨折。

我爷从家乡铜川前往煤矿看望我爸爸。我爸爸胳膊上夹着夹板，用绷带缠了，把自己的胳膊挂在脖子上，他垂头丧气的，对我爷说：“我不想在煤矿上干了！”我爷惊异，循循善诱，对我爸爸说了文章开头那句话。

2005年，我去兵器工业集团下属山东某公司工作。2006年初，我给我爸爸打电话，我说：“我不想在这里干了。”我爸爸急了，他说：“你胡说哩，你千万不敢……”然后，他说了文章开头那句我爷曾说给过他的话。

然而，我爷给我爸爸说的话，我爸爸给我的话，都是白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爸爸和我，都是搞砸过铁饭碗的人。八九十年代的铁饭碗、世纪初的铁饭碗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搞砸了它，后来怎么样了，听我一点点道来。

1977年，我爸爸在铜川郊区某公社里当农业技术员。黄河边的煤矿来我们当地招工，当工人既能拿工资，也是很有荣誉感的事儿。在有很多优秀青年竞争的情况下，我父亲身体好，又在公社工作过，他脱颖而出，离开铜川去当煤矿工人。

爸爸坐着大卡车到了地方，那是黄河岸边一个几乎荒无人烟的山沟。工程兵入驻炸开了山，开辟出平硐、斜井两个矿井，热血青年们坐着矿车下到井里挖煤。

我爸爸曾说过，有一回，井底下塌方了，把工友塌到底下。我爸爸连忙就刨，把人刨出来连看都没看，背着就往井上跑，跑到井面上，拿手背一试探，工友早已没气了。

一边是奉献与牺牲，一边是矿务局加大着对煤矿的建设，为煤矿职工修建了单身楼、俱乐部、食堂、澡堂、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很快，一个八九十年代里非常繁荣的煤矿诞生了。

如前文所述，1984年，爸爸的胳膊在煤矿上骨折了。这是个事故。矿上一面给我爸爸治骨折，一面给了他一个处分。于是他在医院里发牢骚，说自己不想在煤矿上干了，而我爷赶紧劝告他要顺住一根杆杆往上爬。农村人，家里有个当工人的，是很不容易的事儿，吃着国家的粮，月月挣着现钱，这样的饭碗还敢丢了？于是说一说，劝一劝，我爸爸还是继续在煤矿上当着他的工人。不过，事情有所变化，他要从一线工人变成后勤工人了。

本来我爸爸身体好，力气大，井下要提拔他当班组长。治好骨折，左胳膊不能完全施力，左手食指永远不能再伸直，矿上给我爸爸颁发了一个六级残疾证。这下，不光班组长当不成了，连井也不让他下了。工会上寻来寻去没啥岗位给他安排，听说医院少个护士，就让我爸爸去当护士——一个满脸胡须，五大三粗的男护士。

过了一年多，上面又把爸爸调到职工澡堂去工作，放洗澡水、烧洗澡水、给职工澡堂打扫卫生。

1987年，我5岁时，也步了爸爸的后尘。我在外婆家玉米地旁的一个铁管上爬着玩儿，从铁管上摔下，把胳膊摔骨折了。母亲带着我四处看胳膊。半年过去了，骨折还没完全好，爸爸便接了我到他们煤矿的医院看病，经过矿医院医生的治疗，胳膊一天一天好起来了。

在治疗胳膊期间，爸爸带我到给单身宿舍楼供热水的锅炉房里烧过茄子吃，带我到职工食堂里吃过葱花饼，还把我架在他脖子上去看外来的马戏团演马戏。演马戏的人们表演着“上刀山下火海”、吞吃着铁弹然后喷出、飞身上马倒立在奔驰的马背上……

煤矿上物资真丰富啊，生活真热闹呀！真不愧是当地人所称的“小香港”呀！医生看胳膊的技术也没得说，当爸爸在矿上为我看好了胳膊去西安红十字会医院检查的时候，红十字会的医生用钉子在我胳膊上戳，他一戳，我一收缩，医生说：“这娃胳膊好好的么！”由此可见当时矿医的水平。

爸爸在职工澡堂干着干着，可能因为表现不错，煤矿给矿上领导筹建“来宾浴池”，供领导洗澡和休息，把我父亲调到“来宾浴池”当职工。

“来宾浴池”的门平常用大铁链子锁着，领导来之前会提前打电话到浴池里来，爸爸等浴池职工按照电话里约定的时间给领导开门，让领导来泡澡。

“来宾浴池”里备着茶叶、咖啡，有象棋、跳棋，有彩色电视机，有铺着干净的浴巾的沙发……爸爸一边干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一边也顺便享受了这些矿上领导要享受的东西。

我小时候也喝过爸爸探亲时带回家的咖啡，不好喝，一股鸡屎味儿。

我爸爸工作的“来宾浴池”总共三个职工，原本他们三个“三班倒”轮换工作着，后来他们自己商议，家都在外地，家里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何不每个人干一个月、歇两个月？这样既把工作干了，也将家里人照顾好了呢。

于是，1993年起，他们就这么执行，上班的人全天候在“来宾浴池”上班，不上班的人直接回了老家，在家里干农活、照顾老小。

我妈是一名教师，她在小镇上学校的办公室既是办公室，也是我们的家。我妈还在办公室对面寻了一间空的储藏室，当了我们家的灶房。我爸爸每次回家，也到了我妈的学校生活。我妈上课、我上学，我爸爸没事干，就帮忙烧水、做饭。

然而到了1995年，煤矿上效益不好了，工资大幅度下降，时常发不出来。你干活也发不出来，你不干活也发不出来。他们三个人中，就有人在家的两个月歇满以后，不回去上班，能拖多久拖多久。最后，包括爸爸在内，大家都开始拖。谁都想在家里，都不想上班了，他们互相发着电报，催促着对方回去换班。

人家给我爸爸发电报，一发，就发到了村里。村里找我爸爸找不到，就到了我爷手里，我爷找人一念，无非是“速归”“换班，速归”“矿有事，速归”之类。我爷看到电报担了心，气鼓鼓的，胡子一翘一翘，来我妈学校，催着我爸爸去上班。

“好娃哩，你赶紧回去上班吧。”

沉默。

“好我的娃哩，你不回去上班，小心矿上不要你了。”

还是沉默。

刚开始，我爷来一说，我爸爸就回去上班了。到了后来，工资越来越紧张，干脆都快没音信了，我爷来说不管用，我爷和我婆一起来说也不管用。他们只管说，我爸爸只管不听，就是不去上班。

那时，陕西苹果种植蓬勃发展，我们铜川郊区已经在大量种植苹果了。我的姨父做了苹果生意，从当地收苹果，卖到南方。我爷给了我爸爸三亩地，我姨父给了他一百多棵苹果树苗，他时常去地里弄苹果。

两年以后，下岗潮来了，厂矿企业要改革，推出许多下岗办法和再就业办法。

煤矿要改革，因为经常不去“来宾浴池”上班，消极怠工，我爸爸把自己的铁饭碗搞砸了，他的名字出现在下岗之列。

但是单位上给了他一个买断工龄的选择。

于是，1997年，爸爸买断了他的20年工龄，从黄河边的煤矿彻底回到了铜川。

回家的时候，爸爸用洋镐把儿当扁担，担着一些铁锨、几身劳动服、两双雨鞋、两卷铁丝、三四条矿工腰带、一个铝饭盒、五六个搪瓷碗和十来沓矿上发的稿纸。那是他所有的物品。

我们家自己种植的苹果树零星挂果。我姨父出去收苹果的时候，带上我爸爸干活、押车。

押了几次车，我姨父问我爸爸：“姐夫，你买断工龄买了多钱？”

我爸爸老实回答。

姨父说：“你放着也是放着，我收苹果用钱，你拿给我，收苹果挣了钱，我还给你，还给你分红。”

我爸爸把买断工龄的钱拿出来给了我姨父。

一年没还，也没分红；两年没还，也没分红；后来，我姨父出了意外，人不在了，买断工龄的钱就不去想了……

我妈赞助了我爸爸，为他在我们郊区小镇东街开起了一家小卖部，我爸爸的六级残疾人证为他提供着税收方面的优惠。小卖部卖东西，跟很多人打交道，后来，很多人见了我，都说我是东街老王的娃。

与此同时，那一年，我妈被调离了她工作了十多年的学校，去了很偏远的一个乡村学校当老师（我母亲在那个学校的时候，村里有一个优秀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叫郭秀明，是践行“三个代表”的光辉典范），我们暂时没有了家。

之前，我爸爸在煤矿，再加上社会上还没有普遍形成商品房的风潮。我们一家人一直住在我妈的学校。可以说我妈的前半生完全是以校为家，以家为校。我们一家人都未曾有过我们要有一个房子当家的意识。

我妈的教案本、墨水瓶、蘸水笔、字典、学生们的作业等等都摆放在她的办公桌上；办公桌下面是我们吃饭的锅和碗；屋子里有一个大立柜，既做装衣物的柜子又做屏风，挡住了后面的一张床；床下外面的位置放着几个三合板钉成的茶叶箱子，箱子里放着我们一年四季要穿的鞋；床下里面的位置放着硬柴和块煤，打炉子用；床头的夹缝里塞着要换洗的衣服；炉子是砖摞成的，既做饭也取暖；炉子旁还用砖摞着一个脸盆“架子”，放着我们洗脸的脸盆；门背后放着一个小小的棒槌瓮，盛水用；屋子里最值钱的东西是：1994年，我妈花了2140元买的一台19寸“长虹”彩色电视机。

屋子有七八个平方，摆完这些，几乎不剩什么地方。我上初中的时候，还要在屋子里腾挪着挤出一张钢丝床的位置，白天收起来，晚上支开，我睡在钢丝床上。

但这好歹是个家。

我妈工作调动了，瞬间，我们没家了。

我爸爸在他开的小卖部后面搭了一个简易房，把我妈办公室里仅属于我们家的财产的一台电视和一张床搬了过去。把那些塞在大立柜下面的斧子、钳子、扳手、捅火棍等杂物搬过去塞在床下面。又找了些烟酒纸箱，塞着我们的衣物和用品。

简易房里面的位置很小，再也容不下一张钢丝床。

那个时候我上高中，周末，我从学校回去，面临无处可睡的局面，只能借住在同学家……

我妈常说我爸爸：“到矿上干得好好的，你看你现在弄成这样？”

我爸爸总是默默无语，偶尔回应道：“是我想这样的？我能想到变成这样？”

时光是一只飞鸟，飞得飞快，转眼到了2005年，我从西安某大学毕业，从陕西去往山东，在兵器工业集团所属山东淄博某公司报到，填写了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下发的干部履历表，在关于计量器具检验的部门里工作。

我们那个公司很大，有许多个分厂。我的工作内容不算太复杂，从计算机的数据库里调取每个月该检验的量具的数据，打印成册，骑着自行车，到公司所属各个分厂，下发量具检验表，催促分厂的人们将到期的量具送回我们部门检验。工业的精度要高，精准的量具是基础，所以，我那个岗位也很重要，不能遗漏任何一个量具的检验工作，要一一核对，保证每件量具都在检验周期内。

我领了公司给我下发的生活费和安家费，住在公司给我分配的单身宿舍里，宿舍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桐树，我常坐在宿舍里，透过窗子看那棵大桐树。我生在郊区小镇，到铜川市去上高中，到大都城西安去上大学，总会去认识新的同学，见识新的环境，迎接着每一个可能新鲜的日子。但是看着那棵桐树，我陷入忧愁当中。

我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建在齐地群山山坳中的大型兵工厂中，眼见得身边的同事是在厂里干了一辈子的人，甚至一些同事的父辈也在厂里干了一辈子，接下来他们的子女也可能继续进厂工作。眼目望去，是机器、工具、油污、铁屑、沥青路、大卡车以及几十年来一代一代人刷下的标语。

我很担忧，我问自己，是否要这样过下去？

在我们部门，有位姓梁的工程师，他是西安某工业学院毕业的，我来自陕西，他便对我格外照料。我有了问题会问他，也常去找他玩，我问他，来单位的人有没有走的？他说，几乎每年新来的大学生都有离开的。

我又问，啥原因走的？他说，主要还是工资低。

我在单位的工资一个月一千出头，梁工负责着一个重要的测量仪器，也在单位四五年了，他的工资将近两千。

当时，外面的社会上，市场经济活跃，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很大，工作四五年的人，工资三四千很正常。梁工当时在其它分厂找了对象，已经在看婚房，要结婚了。他隐约表达过，就这点工资，我要不结婚我也会走的意思。

2001年之后，我们家没有地方住，父母花了六千元买了一处地方，那地方是小镇上边上某个村里烧砖时，给在砖瓦窑上干活的工人们盖的三间临时房。父母把它买下来，稍微返修一下，也没有建围墙，就那样暂时住着。

我在淄博的厂里，一方面是担忧未来，闷闷不乐发愁，另一方面，却也看了齐鲁大地不同的风景，吃到了许多淄博美食。

在离工厂不远的山间，有一处峡谷，峡谷内有错落有致的村落，背靠青山，林木繁茂，花果飘香。这处地方叫作樵岭前。

夏天，下了几场雨，我们厂里的子弟带我去樵岭前溯溪。一条溪流从山上一直流到山下，我们沿着明亮和清澈的溪流缓缓前行，水很清，水底是石头，深浅刚好，人只要挽了裤腿就可以顺着溪流上山去，河底有小螃蟹和小鱼儿游来游去。

在溪流边，我们去了1200万年以前形成的溶洞，观瞻了被叫作“小琅嬛”的“天帝藏书处”。

到了山顶，有个大的天池，称作王母池，王母池上横贯一座软桥。

当地有传说，有一孝妇名叫颜文姜，丈夫死后孝顺公婆，善待小姑，每日翻山越岭三十里为家里挑水用。泰山上的神明听说了这事，化作老妪牵一匹马等在路途，待颜文姜挑水回来时，以饮马为名要她的水。颜文姜答，只能给一桶，另一桶还要回去侍候公婆饮用。神明被感动，给了她一根马鞭子，嘱咐挂在水瓮里，需要水时，把马鞭提出来水即满瓮。颜文姜回家试验，果然如此。

某一天，颜文姜出门办事，她小姑取水，看见瓮里有个马鞭子，以为颜文姜暗通男人，生气地将马鞭子抽出来，扔在地上，一瞬间，水从瓮中涌出，连绵不断，眼看要起波涛，马上就要翻大浪。颜文姜从外面赶回来，用身子趴在瓮上堵住了水势。水被堵住了，但颜文姜精疲力尽后香消玉殒。那瓮化作灵泉，泉眼流出的水汇成河，河被叫作孝妇河，颜文姜被人们称为颜神，亲切唤作：颜奶奶。

我从天池上的软桥走过，一路走，一路想，那王母池既可能是西王母文化的传承，也可能承载着当地人对颜神的崇敬和对美丽勤劳的女性的赞美。

逛毕，我们到溪流边的农家乐吃饭，在一处水流平缓的地方，村人将桌子放在水里，把啤酒放在泉水里，油炸了从屋后采来的薄荷叶儿，清蒸了养在溪里的虹鳟鱼，干煸了从林边挖出来的蚕蛹，爆炒了新捕捉的蚂蚱，烧了一碗地耳汤，抓了一盘炒熟南瓜籽儿。周围是清脆的蝉鸣，我和朋友把脚放在冰冰凉的水里，一起干杯，我心想：这感觉真好！

另外，淄博人性格敦厚、实诚，对朋友是实打实的好。我不忙的时候，当地的同事们经常带我到公司周遭的饭馆吃东西。我们那个区是鲁菜的重要发祥地，饭馆里的饭很好吃，常见的有炸肉，有炒鸡，有豆腐箱，有“四四席”（淄博地方上按菜肴多寡分类的一种宴席），有时候还有一些更有特色的菜肴——油炸豆虫、油炸蚂蚱、油炸蝎子、油炸蚕蛹……这些都很好吃、很新奇，给了我很多抚慰。

冬天，下了大雪，母亲从陕西邮寄来她纳的棉袄。大雪纷飞，我在单身宿舍的自来水房用冷水冲澡，哗哗哗，一盆盆冷水冲在身上，我身上冒出热气。我裹着棉袄从水房望出去，成团的雪从没有叶子的桐树上掉落，干巴巴的桐树一点生气也没有，我动了心思：不干了，我不能在这里待下去，我还要去看新的天地，接触新的事物。

我手头的那个活计蛮重要的，量具错过检验时间就不好办了，我找了部门的领导汇报工作，说我有可能要离开，手头的事情还希望另有人能接手。

领导豁达，他替我分析了利弊，说在这里的话，离家远，工资低是低，但是稳定；要是回家去社会上闯荡的话，闯过去了，会大不同，但是风险很大。他说不管你怎么样决定，我们也不可能拴着你、拦着你，都会支持你。随即，领导派了部门办公室的人跟我对接，把该更新的数据更新起来，该维护的事项维护着。

我用了两三个月时间，把该交接的事务交接明白。

2006年春天，我拨通了我爸爸的电话，我告诉他，我不想干了。我爸爸第一句话是，你不要胡折腾！第二句话是，别人想干你这事还不上呢；第三句就是——好娃哩，千万不敢胡折腾，要顺住一根杆杆往上爬。

我相信，我爸爸也是为我好。也能想来，我这一离开，就意味着失去了“铁饭碗”，我刚参加工作才一年，没有什么积累，这一去，可能会增大家里人负担，增加了整个家庭的风险。我爸爸的小卖部不愠不火地经营着，我妈当时在学校里已经不教主课了，也快退休了，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

家里人苦口婆心说了大半天，我没听进去。当天挂了电话，我收拾了我的东西。第二天，我带着我的全部家当：一个硬塑料旅行箱、一床捆扎好的被褥。在张店区坐火车离开淄博，回了陕西。

我爸爸当年“砸掉”煤矿上的铁饭碗是煤矿改革势在必行，我“砸掉”国企的铁饭碗却是：渴望看到更广阔的天地。家里人对我离开公司很恼怒，他们咋说我都不听，他们只得说：那你在家里逛几天，又继续回去吧。我走的时候并没有去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办手续，我们部门里有同事联系我，说最好把手续一办，这样好处理户口、档案等相关事项。我没有回去办。

据说，过了很久，公司出了一则通知，自行离开公司的人员，公司不再保管档案，统一交接到当地的人才交流中心。写这篇文章时，我估计我的档案现在还在淄博市某区的人才交流中心。

我先回到了西安。我有个姐姐，她1995年初中毕业，原在纺织厂当工人，后来纺织厂关停，她也下了岗。当时，她在美容院里打工，我姐夫四处摆小摊获得一些微薄的收入。我不想在兵工企业坐办公室，反倒是喜欢跟我姐夫摆地摊。

姐夫卖串在手机上的挂件，我跟着他去当地的轻工市场进了些货。姐夫找做铝合金的给我焊了个桌子腿，又找了两块木板中间装上合页，顶部穿上绳子。我便背着木板子上的“单肩背带”，提着铝合金桌子腿在西安大雁塔摆地摊。

大雁塔高耸在云端，它的身子有棱有角，颜色是大地的颜色，它是一座厚实的塔。塔所在的慈恩寺的围墙上写了八个大字：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于是，大雁塔展现出无比力量感，开示着众生好好劳动，做有情事。

我在大雁塔下摆着摊子，获得着收益。然而，我高中、大学时的同学们，在西安的人颇多，大家都是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年少不知愁滋味，你来找我，我去找你，大家聚在一起，吃烤肉、喝酒、吹牛。于是对于我来说，白天摆摊子挣多少，晚上我就吃烤肉喝酒花多少。

一天这样，两天也这样，两三个月还这样。

刚开始你问我啥感受，那绝对是爽，不再看着纷飞的雪花里的那棵干枯的大桐树；再后来呢，也不爽了，心里又生出了哀愁，觉得这样不是办法，很惭愧。

2006年6月2日，我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又背了我的被褥，拉上硬塑料旅行箱，乘坐一列T字开头开往上海的火车，离开了西安。

现在的上海跟以前的上海已经不一样了，以前的上海，人来了是有机会通过努力工作扎下根来的，现在难度太大了。

一年前，我在我曾经五百元租住过一间毛坯房的闵行区莲花南路路过。租赁一套房子的价格已经是六千五百元，而一个单间也要两三千元了。这还是上海外环以外的地方。住房的成本、交通的成本，社会经济的转型以及种种其他因素的影响，外来的普通人在这样的大城市立足、发展有很大的挑战。

许多想来上海的亲戚朋友咨询我是否该来，我没有办法回答人家，只能问人家：“你是想来这里找个工作干一干将来再回去呢，还是想在上海长期发展？”问这个话的时候，是问人家的自我规划。

我是心虚的，因为2006年我来上海，从未来发展上而言，我啥也没有想，我只是要来而已。但从个人的心理上讲，我的女朋友当时在上海（后来成了爱人），我也想到上海去找她。

2006年6月，我先暂住在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同学处，买着“前程无忧”网站出的求职报纸，投着找工作的简历，也到八万人体育场参加招聘会找工作。

工作根本就不好找么！

我看宝洁公司招聘呢，我跟人家招聘的人说话，人家问我要求多少钱工资，我狠了狠心，报了个两千。但是人家笑了，人家说他们的工资就没有低于八千的。

还有个石材公司招聘文案策划呢，我去面试，人家让我说我干过最有成就的一件事，我答不上来，我好像啥成就也没有，就是个普通小伙。

我22岁时的假期期间，赴新疆乌鲁木齐编辑过一本《新疆信息化工作手册》。那是一本内部书籍，我的硬塑料行李箱里拉着一本，书的首页上也用印刷体写着我的名字。于是，在去一家编写建材行业内部刊物的传媒公司应聘的时候，我把我参与编写的《新疆信息化工作手册》带上了，书里还夹着我曾经编写“手册”时使用的名片，名片上印着我当时的身份：执行主编。

这次来面试，我应聘的岗位恰恰是行业内刊的执行主编。

生命的联系是相续不断的，今天做的事跟未来的事之间始终连着线。由于22岁时编写的“手册”，24岁时，我在上海莲花南路找到了一份编写行业刊物的工作。6月29日，我被录用了。

我找到的工作说好实习期工资两千八，三个月后如果转正是三千六，这远远大于我在兵工厂时的收入。我们老板是个行业里的资深人士，他给了我编写刊物的基本框架，我按照他的框架在十天内完成了他设想要一个月完成的活计。于是，他在出差常州洽谈业务的时候带上了我。一个月前，我还在背着板子赶公共汽车。一个月后，我陪老板坐在他的红旗轿车上，感觉有些恍惚。

我老板在与客户谈判时，我拿着笔做记录。做完记录，回到上海后，我主动把谈判记录写成企业专访稿供老板过目，老板是满意的。显然，客户也是满意的，往往这些客户就与我们老板签订了合作合同。

我们老板在公司隔壁的小区给我寻了一个单间，一个月500元租金，房租是交三押一，老板跟二房东谈到缴一押一，我们老板娘先替我交了1000元。单间内设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我在莲花南路春申路交界的“大润发”超市里买了一个布柜子，买了一张人造革皮的椅子，买了一盆绿色植物。

这样，我在上海有了自己的家。

第二个月的一天，老板有事去不了常州，委托我拿着出版出来的刊物去常州对接客户，同时拿了一份他签订过的合同让我帮他去客户处收款。我自己对接了一个客户，与客户签订了三千元的合同，也帮老板收到了两万一千元的客户回款，客户给我的是现金。我第一次签合同，第一次拿那么多钱，既兴奋又害怕，兴奋在我是个能签合同的人了，害怕在这么多钱拿手里被贼盯上咋办？我找了个银行，办了存折，把钱存了进去，回来后交给了我老板，折子中间夹着一片纸，纸上写着密码。

老板想了片刻，他在想什么呢？

老板说：“给你提前转正，你收的回款给你10%的提成！”

第三个月，我继续签着合同，收着回款。月末，连基本工资带提成，我拿到了八千多元劳动报酬。

从此，我不仅仅是执行主编，我走上了做业务的道路。

那年，听说，梁工的职称升了一级，工资快三千了，他连借带凑，凑出十来万元，买了我们单位自己开发的小区里的房子，成了家。

我爸爸患上了肺源性心脏病。

那时，我们当地的农民有农保，居民有居民医保，而且各地居民医保不互联。我爸爸不是农民，没有在他的户口所在地办理居民医保，也不是当地居民，所以看病只能自费。这样熬了好几年，出现了居民自己缴纳社保办理退休的政策。我爸爸以前的同事与他联系，我爸爸去缴纳了一笔费用，说是将来可以领退休金。

2010年11月，我带着我爸爸去他曾工作的煤矿迁户口，好用于回家办理居民医保。我开着车，上高速，走国道，三四个钟头就从铜川到了爸爸工作过的煤矿。想当年，爸爸从家里到矿上，要在铜川火车站的候车室待一夜，第二天清晨坐火车到阎良，下午一点多，再从阎良坐火车到黄河边，晚上九点多，从黄河边的火车站坐上拉煤车后面带着的“闷罐车”，凌晨时才能到达他工作的煤矿。

我们开车到煤矿的当晚，我让我爸爸邀请他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我请叔叔伯伯们吃了顿饭。第二天早晨，办完户口手续，我拉着我爸爸在他工作过的地方查看。

当年看马戏的地方堆放着垃圾，长着荒草……

矿工俱乐部陈旧不堪……

食堂看起来要倒塌……

浴池外，“来宾浴池”所在的地方，挂着一个陈旧的硬纸板，上面歪歪斜斜写着四个毛笔字：“来宾浴池”……

我爸爸站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来回打量，他很孤独，也有些落寞，他捂着胸口在地上蹲了一会儿。路旁的梧桐树叶快落光了，一片叶子落下来掉在我爸爸面前，我爸爸把叶子拾起来看了看，又拿叶子在自己的鼻子上捏了捏，不知他是在闻树叶的味道还是在擦鼻腔里流出的液体。

半晌，爸爸慢慢起身，对我说：“不看了，走，回！”

2016年，因肺源性心脏病导致心力衰竭，我爸爸去世，只有63岁，他领了两年多退休金，一千多元，去世的那个月，好像刚涨了一百。

我在我们那个公司工作了很多年，跟着我老板干过许多有意义的事儿，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老板不断地教导着我更好的工作方法，引导着我走上更广阔的道路。我很感激我的老板，老板换新车的时候，我感觉比自己换新车都高兴，我兴奋得坐在他新车的副驾驶上，说这车好，这车像是给您造的。

后来，我成家了，曾两次带着爱人回到山东的兵工厂，看我待过的地方，拜访我的同事们。

同事们依旧友好，我们部门的领导叫了各个科室的负责人，大家热情地请我和我爱人吃炒鸡，吃爬虾（皮皮虾）。我向主任致歉，主任手一挥说，人往高处走，水往高处流，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主任像大多数山东人形容上海这个城市一样说：“上海生活节奏快，走路都是‘噔、噔、噔’的……”

梁工那天晚上也在，他和我碰杯，脸蛋红扑扑的。

一路皆贵人啊！

由于行业升级和个人发展的原因，我自己也走上了创业的道路，开始了水果领域里的工作，帮农民把种植出的水果卖到城市。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们这个事业算是“甜蜜的事业，不败的产业”，我一直在努力劳动，为城乡要素流通架设力所能及的桥梁。

最近几年，无论任何产品、服务，都是供大于销，市场利润很少，各行各业的创业者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我这个行当也不例外。

于是，我在工作中注意压缩开支、减少经营性投资，工作重心偏向了行业服务和咨询；同时，还在搞写作，一是为爱好，二是尽可能的打造自己的个人IP吧。我想，现在万物互联，如果有了IP，我也去跟一切“联”。

我妈的药卡里每年有几百块钱买药钱，我与她开玩笑：“你这个好，每年给你打药费，你干啥都有保障呢。”我妈从乡村小学退休了，有退休工资，看病、住院也都有保障。

我妈说：“你放着好好的单位不干么，怪谁呢！”

她问我：“你后悔不后悔？”

我说：“不后悔，我不可能为了吃个药而放弃我的奋斗么！”

2022年，梁工来上海，我们俩闲聊，聊到当年的工资一两千元，我就顺便问他，现在工资是什么情况，梁工没有正面回答我，他红光满面地说：“‘铁饭碗’比较稳，以前社会上工资高，‘铁饭碗’工资低，现在大家差不多，一样多……”

我和我爸爸都曾是工人，十八年前，我爸爸劝我回厂里上班我不回去，我来到了上海。我出发的时候，劝不动我的爸爸又叮嘱我一句话，他说：“一个人都不能得罪，就连要饭的都不能得罪，拉个架子车上坡坡，没有要饭的搭一把手，干看你就上不去。”

沪漂这么多年，如今我也是个新上海人了，我遇到过许多困难、吃过很多亏，但我家里的老工人给我这个青年工人说的这句话，常常鼓励我于困苦之时，救我于水火之中，也支撑目前的我扛住压力生活。

我们家的那个老工人，他人已不在了这个世界，但他说的话，还蛮有力量！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