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君主专制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一大特点，但在不同时期，也有一些变化。在陈峰看来，宋代的君臣关系是介乎专制与开明之间的关系，认为宋代皇帝专权之下有一定的包容性，君臣博弈、协商朝政的做法，使皇权得到一定的制约，并从此角度解释宋朝何以“无内乱”。
长期以来，凡提到秦代以降的中国古代王朝政治时，常会用“君主专制”或“封建专制”加以概括。此说当然没有问题，因为在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百官和民众都要服从皇权，乃至于“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就体现了君主专制的重要特征。不过，在漫长的历代政治演进中，君主专制也并非全如字面上理解的那般绝对，抛开无数王朝末年皇权沦落的情况不说，实际上还存在某种阶段性的变化，即在维护君主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亦出现了君臣协商甚至相互妥协的情况，君主因此不可能完全专权，宋朝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时代。
宋朝能够形成君臣协商的朝政特点，首先缘起于开国皇帝赵匡胤的意识及其带来的传统影响。清人王船山对此指出：赵匡胤既非贵胄出身，又非胆魄超群的乱世奸雄，称帝之前并无显赫功业，故他不仅无法与汉唐开国帝王相比，即便如曹操、刘裕之流，也不能与之比拟。宋太祖之所以能抚定天下，主要与其畏惧心有关，所谓“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启以来，百年嚣陵噬博之气，寖衰寖微，以消释于无形”（《宋论》卷一《太祖》）。这段话大致符合宋太祖的基本特性及其缘由。可以说，纯属因缘际会成就的帝业，使得一贯谨慎的宋太祖充满戒惧，不敢如五代暴君那样恣意妄为，加之其通过读史了解到以往王朝亡国的教训，都促成了其理性、务实的行事风格。据宋人沈括记载，宋太祖在位期间曾问宰相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深思后答道：“道理最大。”宋太祖听罢，表示信服，“屡称善”（《梦溪笔谈·续笔谈》）。赵普的说法，意在告诫帝王不可妄自尊大，须服从世间道理，而宋太祖虚心接纳，则表明认同这一理念。就此而言，宋太祖突破了之前那些武君独断专行的思维认识，以理性而长远的眼光看待皇权，有意接受朝臣的意见，由此消解了唐末以来朝堂上的戾气，从而走出五代暴政的阴影。宋太祖开始注重制度建设，恢复文官治国的传统，并立下不得杀戮文臣及上书言事者的“誓碑”。宋太祖的理性观念，对其后大多数嗣君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以后的宋孝宗仍表示遵从“道理”，臣僚为此感叹：“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中兴两朝圣政》卷四七）因此，讲求祖宗之法的宋朝皇帝往往顾及外界观感，典型者如宋仁宗“性畏慎”（《龙川略志》卷四），不仅素来畏惧台谏官的诤言，甚至在私生活上也颇受朝臣的约束。如他欲废郭皇后时，就寻求宰相吕夷简的支持；随后改立皇后时，也被迫接受辅臣推荐的人选。宋真宗欲行封禅之举时，即使得到王钦若等宠臣的竭力迎合，也不敢像秦皇、汉武那样大胆行事，还要用贵重的珍珠收买宰相王旦，以争取其理解和配合。宋英宗想给生父追赠皇考之礼，却因受到许多朝官的反对，最终不得不妥协，相较于后来明世宗对待相同事项的强硬做法，可谓大相径庭。纵然是宋徽宗之流的昏君，想要搞非分活动时亦多寻觅冠冕堂皇的理由，“君臣逸豫，相为诞谩”（《宋史·徽宗纪》“赞”）。如此一来，宋朝历史上虽有庸主、昏君，却基本无专横的暴君。
《雪夜访普图》，刘俊作，此图描绘了宋太祖赵匡胤雪夜访赵普的历史故事，现藏故宫博物院（来源：dpm.org.cn）
其次，宋朝帝王对文官集团的倚重，促成了君臣协商的基础。自宋太宗朝以后，以科举出身为背景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崛起，并成为统治的主体力量，而传统上的贵族、军功集团已不复存在，就此形成宋朝士大夫群体“一枝独秀”的格局。如北宋中叶人所云：“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端明集》卷二二《国论要目》）故宋真宗以降的皇帝，既自幼深受儒家价值观的熏陶，又通常主要依赖文官大臣辅政，这就使得士大夫群体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由此也不难理解文彦博为何敢于对宋神宗说出“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名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这种文官政治局面的出现，遂使君主在保持天下主宰的威仪之下，须与执政的大臣及朝官商议朝政，也就难以一意孤行、独断专制。如宋仁宗依靠辅臣商议决策，甚少强加自己的意志。他曾对此表示：“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之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〇）如果说“仁厚”的宋仁宗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因而深得士人的赞颂，那么果毅的宋神宗在支持王安石变法期间，面对反对派的非议，亦不能不屡次退让，事实上也仍给予他们发表见解与参政的权利。可见宋朝常态下的皇帝，往往注意听取臣僚意见，既在于避免走向偏颇，也体现了对他们的尊重。宋仁宗“待儒臣以宾友”（范祖禹：《帝学》卷六），宋钦宗说朝廷“于士无负”（《梁溪集》卷三四《戒励士风诏》），还有宋人所总结的“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珩璜新论》），其实皆从侧面反映了宋朝皇帝与臣僚协商国事的事实。当然，在两宋非常态下的某些时间段里，昏君与当政的腐朽官僚之间同流合污，相互推波助澜涌向黑暗，朝政也就失去真正意义上的协商含义，不过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帝鉴图说》彩绘插图；此图描绘了1074年大旱期间，郑侠向宋神宗进献《流民图》的场景。郑侠将灾民之苦归罪于王安石新法，翌日宋神宗废止了变法中的部分举措（来源：chiculture.org.hk）
第三，宋朝的政治传统，有助于君臣协商关系的程序化。宋初汲取五代教训而产生的“防弊”思想，是以防患未然为施政出发点，唯恐以往的旧弊复发，所谓“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邓广铭先生对此精辟地指出：“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由此形成了贯穿于政治运行中的分权制衡原则，诸如中书与枢密院的相互牵制、路级机构的多元分化、州郡长吏与通判的彼此掣肘、发兵权与统军权的拆分、军中的文武制衡、监军对主将的监视以及官职与差遣的分离等制度，无不体现了分权制衡的原则。因此，宋朝强调规则，举凡祖宗之法、儒学要义、制度条例以及众意共识，都可纳入规则要求的范畴，君臣通常皆须折服。这种过度的防微杜渐意识及其制度设计，固然不利于提高效率，却能防止权力失控，达到维稳的目的，因而成为宋朝的政治传统。
宋朝“二府制”的组织架构（来源：gsm.pku.edu.cn）
宋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太祖令后苑打造一个熏笼，竟数日无果。太祖怒加责问，才得知须经过层层机构转达，还要再返回逐级报批。太祖对宰相赵普说：“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熏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赵普答道：这是历来的“条贯”（规矩），并非为陛下设置，而是为陛下子孙所设，后代嗣君若想要造奢侈物，浪费钱财，便须历经周折。太祖听罢大喜：“此条贯极妙。”（《元城语录解》卷上）这项记载是否确切已经难辨，不过却多少能反映当年制度运作的特点。事实上，自北宋中叶以来，程序上的繁文缛节之病日益严重，令不少官员都深感无奈，如叶适痛心地指出：“而本朝之所以立国定制、维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动者，皆以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为言，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水心别集》卷一二《法度总论二》）但这一政治传统的存在，使得危及皇权的任何一方势力无法坐大，对宋朝皇帝也构成了某种制约，致使其行事有所顾忌。还是以宋仁宗为例，在至和、嘉祐年间，嫔妃久未升迁品位，她们多次请求，宋仁宗总以无典可依相告，“朝廷不肯行”。有嫔妃不服，说谁敢不从皇帝，他只得答应一试。果然官员奏称不合规矩，此事便无下文。后来，还有人再次提出要求，宋仁宗遂御笔书写：某某特转某官，某某特转某品。到了发放俸禄时，她们拿着御笔要求兑现，主管机构却不遵从，她们才明白“原来使不得”（《清波别志》卷下）。在宋朝的这种政治传统之下，皇帝与臣僚协商自然成为政治规则不可或缺的程序。除了以上几点之外，以往寄生于皇权的外戚、宦官以及近习势力，因总体上受到祖宗之法与士大夫群体的约束，都难以左右庙堂，这也使得宋朝皇帝与臣僚议政时避免了诸多的干扰。其实，任何一个君主都没有不想专权。宋朝一如历代世袭王朝的集权体制那样，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这就决定了臣僚在协商朝政时必须遵从皇帝，即便是最终由大臣决定的事项，也仍须形式上由君主的口中下达实施。如南宋后期权臣当道之时，宋宁宗、亲政前的理宗及度宗就基本扮演了这样的象征性角色。而宋朝常态下的皇帝亦与大臣存在某种博弈，如刚愎自用而猜忌心重的宋太宗，不仅往往习惯独断，而且有事必亲躬的特点，以至于宋初那些自保意识浓厚的辅臣多屈从其旨意。宋真宗在位期间，在依靠文官大臣辅政的同时，出于防范他们独揽大权的考虑，有意任用不同派系者进入二府，以便在朝堂造成异议、分歧，借此平衡各方力量，此即所谓的“异论相搅”。宋神宗朝出现的新旧党争，其背后的用意可谓与此相类。至于追求议和偏安局面的宋高宗，重用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执政，对主战派予以打击，此亦与彰显个人意志存在关系。正是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宋朝君臣之间的协商起起伏伏。
《中兴瑞应图》中宋代君臣公服形象，南宋，萧照作（来源：thepaper.cn）
综上，宋朝历史上的君主与以往有所不同，他们既受到繁文缛节的传统规矩约束，又基于对一家独大的文官士大夫集团之依赖，都使得其在大多数情况下愿意接受协商朝政的做法，皇权就此得到一定的制约。“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说法，在宋朝只能是理论上存在，事实上，不得杀戮文臣、上书言事者的祖训已经泛化，但凡不是犯上作乱，即使官员失职、犯罪，将领临阵逃脱，最重的惩罚也不过是贬谪流放。正因如此，宋代士人与以往相比，具有更强的责任感，他们将自己的抱负、命运与江山社稷紧密结合，自然心系国家安危，故而才有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也成为常态下士人追求“修齐治平”的终极目标。于是，朝堂氛围较为宽松，官员常关心时弊，勇于献言献策，犯颜进谏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乃至于为了维护宋廷根本利益而无惧“逆龙鳞”。从前外戚专权、宦官干政、佞幸无忌以及地方割据的痼疾，也基本消弭，故宋朝以“无内乱”著称。
《岳阳楼记》卷（局部），明，董其昌书，现藏故宫博物院（来源：dpm.org.cn）
这样看来，宋朝皇权虽然仍归属一般定义的专制性质，然而却呈现了相对突出的包容性，宋朝政治因此具有开明的一面。换言之，开明与专制之间并非截然对立，其间交织着复杂的互动与变换，宋朝君权之下的文官政治就诠释了这样一个道理。*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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