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本刊记者 大食
"我们在活得兴味盎然的时候,不知道下一秒会变成什么。从生活放大到历史,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仿佛从来便是如此。"本文载于2016年南方人物周刊。
侯孝贤拍片子的时候,曾经等待天空中的云从镜头的一端缓慢地移动到另一端,没有任何任何戏剧性的表达。这个经验对葛亮写小说有启发——这是一种审美的极致。葛亮的小说中用了很多白描。白描如同头顶上的云,不是很惊心动魄的东西,波澜或是局促,都可以归于平静的一瞬。有读者说,读葛亮的小说,要有舒缓的静悟。
葛亮坐在香港浸会大学教学楼的一个公共平台上,他是这所大学的副教授。风渐渐吹起,行人来而复往,我们在这完成了采访。有时候,需要把嗓门放大,才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周围的声音,像极速升起又消散的云。
“我们的生活,是在接受某种谛视。”葛亮说,“一只猫或者鹦鹉,甲虫或是螃蟹。”卡夫卡与舒尔茨书写过这样的绝望。我们在活得兴味盎然的时候,不知道下一秒会变成什么。从生活放大到历史,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仿佛从来便是如此。
葛亮是在南京大学读完本科的,到香港读硕读博才开始写作。不到香港,他可能不会成为作家。南京有很多文人,出过很多艺术家,但他们更多的是把艺术当作常态。“我在南京没有太强烈的写作冲动,到香港后,会用一种反照的态度去回看之前生长的城市。”有时候在一座城市生活久了,因为习惯其所有的事情,会看不到它异于其他文化空间或者城市的特性,但是到了香港,葛亮可以感觉到了。
“烟水气”是吴敬梓用来形容南京的词。葛亮觉得,“烟水气”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无可无不可。那是南京的气息,在香港,“风暴”这个词出现得更多。
2008年,热带风暴“浣熊”过境香港后,葛亮开始提笔写他现在生活的城市。
那年发生很多事情。过境台风每次对城市冲击力不一样,那次尤为巨大。我将故事(小说《浣熊》)设定在台风情境,多多少少代表我对这座城市的认知。它的撞击感,变动不羁,包括它所呈现出来的各种新的元素,文化生态的可能性,都是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幸运的是,我从南京到香港,并没有感受到很大的生活不适应感和反差感。我们对香港总有各种各样的成见,它是明信片上的香港,灯光璀璨,摩天大楼。我希望在小说中表达它其他的面向,我做了一些城市考察,去触摸城市的脉络。香港这座城市,对于本地作家的影响,有某种文化认同的危机感,来自历史感稀缺,被其他元素左右的状态。我希望我书写的角度可以使城市经历的历史状态能有所整合和对接。
葛亮的写作会涉及到老香港一些为人忽略的元素。他会写到“侯王诞”这样的节庆,这象征着传统、在地、日常的东西。他喜欢去香港的离岛,岛的意象在他的城市表达里,占了非常大的比例,比如《龙舟》《杀鱼》。
《龙舟》是为张悦然主编的杂志《鲤》写的,是他的第一篇惊悚小说。葛亮喜欢的推理小说家是日本的横沟正史。他在其小说里看到历史变革中仍保留着的落寞美感。横沟正史在写到惊悚的细节时,表达依然风雅。小说流露出他对所处明治过渡社会细致入微、丰富深刻的个人体察。“这是我钦佩的地方。”葛亮说。他相信当下之事都不是无本之木,都是有关于传统、历史的内容。他更多倾向于从历史的角度描述当下。
历史跨度极大的长篇小说《朱雀》,葛亮花了五年时间去写。在这期间,他在香港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业。
今年(2016年)正好是我博士毕业十周年。当时开写《朱雀》的状态,我现在还记得,其实也没有惊心动魄,就是对南京有很多感情,还感情债。
到了外地,我会感觉自己是个南京人,因为这边南京人蛮少,每次遇到了真的有种如获至宝的感觉。这个小说涉及到城市的文化坐标。有人真就按《朱雀》里的文化坐标去游历南京。想想蛮有趣的,这是让我感怀的事情。
这座城市有烟水气,同时也是一座久经苦难的城市。在中国文化版图上,这种城市并不多,有如此大的反差与撞击,这也是我特别想表达的一个原因。写《朱雀》时是相当动情。在《朱雀》里,我并没有像雨果那样跳出来发言,借助主人公,已经道出对这座城市的感情了。有一些评论家和朋友说,这样跨越历史之大的小说为什么会在年轻时候完成?每个人在不同阶段对事物、历史感知不一样。在年纪更大、阅历更多的时候表达更成熟,但这可能会丧失青春的视野和力量。所以,《朱雀》也是献给青春的纪念。
对于南京的书写,葛亮不想让它流于浮表,而是真正进入城市内核和气质深处。他在准备写小说之时,进行了一系列的访谈考察。有的收获出其不意。
访谈的时候,我接触到一个老人家。1937年南京屠城时,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她的一家人都在大屠杀中罹难。我在问到有关经历时,她泣不成声。她说很恨日本人,日本侵华改变了她的一生。她讲了一个细节,当年日军进入到南京,给小朋友发糖,她始终记得糖是甜的。这个细节对我撞击特别大,感受到一段历史与一个人少年时期某种非常态的叠合,不是书本上写的东西,而是非常真实的贴乎个人经验的东西。《朱雀》写了许多民间场景和人物,作为作家,不可能为民间代言,但我相信,有责任去帮助他们说出那个时代的心事。
《朱雀》花了五年时间来写,《北鸢》则花了七年。《朱雀》写的是南京,而到了《北鸢》,葛亮虚构了“襄城”这个地方。这座看不见的城市汇集了他的许多观点。
我所表达的是对中国文化版图的看法和想法。中国作为大的文化和地理空间,并不是铁板一块。南中国和北中国的文化气质,也有差别。写这座城市(襄城)时,我希望它处于南北之间,关照彼此。我写到我外公的幼年时期在天津度过。天津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文化重镇,体现传统与现代性的撞击、融合,与其他北方城市表现出来的气韵不同。襄城也是如此,对于南北方,是一种有意味的表达着眼点。这个着眼点对于我表达文化包容力大的空间,是很有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