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敬一丹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是满意的，她仍然在创作，她正在写新的书，她还想尝试和AI进行一些对话。表达从未停止，年轻的时候是通过声音、报道，现在可以通过文字、视频，她意识到自己有了更好的表达空间和对生命的敏感度。这让她感到，自己正不断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和春天在一起
敬一丹的脚步停在一棵桃树下。抬头一看，粉色的桃花点缀在树枝，凑过头一闻，淡淡的香气盈满鼻腔，枝头的花苞鼓鼓的，没几天也要绽开了。不远处的湖面是青绿色的，微波澜澜，一群黑色的鸭子正游得欢实。
她告诉我们，这些都是自己特别看重的春信号。冬天过去了，它们都在醒盹儿。
一到春分，老话儿讲要「立蛋」。敬一丹把一颗生鸡蛋放在桌面，圆钝的那头朝下，不偏不倚，它刚好能立住。在敬一丹看来，立蛋既是有趣的民俗，也是一种颇具哲学意味的自我提醒。「一到春分前后，人的心理就会有一种意识，不管外界怎样动荡漂移，我都要稳稳立在这里，向下长出根，向上才能长出枝叶。」
曾经电视台工作忙碌，从取材、采访到最后播出，敬一丹习惯了这样的节奏，电视台旁边就是玉渊潭公园，工作忙的时候她不常去。春分的信号不是一株花、一棵草，而是工作——两会在惊蛰、春分之间，她既要参会，又要做报道。
回到自然，敬一丹对春分有了更明确的感知，「日夜不长不短，天气不冷不热」，她形容这是一种安稳的感觉，「不是雀跃，也不是沉闷，是一种水到渠成、按部就班地和春天在一起的感觉」。
一幅安稳的春分图景是这样的：该绿的绿了，该红的红了，人们该有的表情就出现了，一切都是温和的，人的内心很安宁，人的状态也是很安稳的。「你看那小草发芽了，明天再去看，它可长高了一点，你看那个花骨朵已经在枝头上了，明天再看，它可能就开了，是那种很有把握的感觉。」敬一丹说。
从沉闷、单调的冬天走来，人们正在等待必将到来的春天。春分的到来，让她觉得稳定，「不极端，不突然，我们心里确切地知道那花要开了，那草要绿了。」记忆是安稳的，期待也是安稳的。
2015年，从工作了多年的电视台退休之后，敬一丹过着一种丰富、安稳的生活。平日里，她保持着运动的习惯，常常都要走够七千步，持续动起来，人是精神的。见面那天，她从马路对面走来，穿一身合体的休闲衣，高挑、匀称。走进一间博物馆，检票人员让她买票，并告知60岁以上的人才享受免票政策。她掏出自己的社保卡，上边写着她的出生年，1955。她今年70岁了。
退休之后，敬一丹觉得，春天离自己近了。她常常到公园走路，让自己置身自然中。公园里的春信号实在是太丰富了，春天到来的每一步都不同。樱花节是公园最知名的节日，粉漾漾的花接连成片，人们在花下拍照、许愿；除了花草，她也看到园林工人开始把水管接通，铺到草丛中，开始浇水；人们脱下厚重的外套在阳光中行走、骑行，有时，一抬头就能看见几只风筝在天上平稳地飞着。这些场景让她在第一时间感知到春天，也让她获得一些新希望必将到来的安稳。
她仍然在工作。她写书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怀念母亲，她持续表达，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关注节气文化。人生好像进入了一片更宽阔的空草地，她松弛地在其中做自己。
敬一丹从小生长于黑龙江，那是四季分明的地方，她也因此对季节和节气有着清晰的感知。记忆里，冬春交接有一定要做的事儿。冬天，北风呼啸，全家人要行动起来对抗严寒——老大裁纸，老二打浆糊，老三把纸糊在窗户缝儿上。一铺一捋，屋子很快就暖和起来。转眼到了春天，几个孩子就要把纸撕下，把窗户擦干净、擦透亮，迎接属于春天的阳光。时间就在季节的更替里一年一年流过去了。
对节气更有感触的是做知青的那段时间。那时，她在小兴安岭的林区生活，和树木、植物的关系特别近，春分后准备栽树了，树林里的气息预示着早春到来，「会让人有一种微醉和眩晕感，这种醉让人很幸福」。这是一份极为特别的回忆，没有在密林生活过的人很难体会。
春天的气味也是特别的。是草木萌发时的土腥气，也是冰雪消融后水的蒸汽味。总之，是深深埋在记忆里的春味。
记录和传播不曾停止
敬一丹记得，自己最后一次主持《焦点访谈》，谢幕的时候，她没有说「再见」。灯光暗了、话筒闭麦了，敬一丹退休了。
在年轻朋友的鼓励下，她开了自己的公众号，在这里发布的第一篇文章，她和熟悉她的朋友们打招呼：「你好。」以此为起点，敬一丹开始了新的生活，也开始了全新的表达。
她又回到了话筒前，每到一个节气，她都会选择适合的文字读给读者，有时是一篇短文，有时是一首颇有意境的诗歌，有时候，她也写写最近的生活和感悟。
这个栏目已经开了十年，没有间断，灵感还在层出不穷地冒出来——不光自己的声音可以出现，还可以找一些小孩子来唱童谣，更生动、鲜活，也让孩子们了解节气的乐趣。不久前的惊蛰，她提出要找「像哪吒一样的声音」，振奋昂扬一点，童稚的声音出现，添了一分春天才有的畅快和欣喜。
但到了春分，这种形式又变了，她想用一种更平和的声音来展现它。这些都是敬一丹摸索出来的，表达的过程让她感到安心，也让她从中获得幸福。
退休前，敬一丹在《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栏目里做主持，将近二十年，节目关注的是一个个新闻现场、一个个乡镇村落、一个个社会新风向。退休后，观察的习惯保留了下来。她没有隔断与社会的联结，相反，她还在关注着社会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个体、各种各样的事物，也时常会聊聊自己最新的见闻和感受，「就是想告诉别人，在和别人分享的时候我都有点兴奋」。
某种程度上，这是扎进媒体人身心的职业习惯。她习惯了将敏锐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缝隙里。
很长一段时间，敬一丹都对小微博物馆颇感兴趣，由此，她做了《博物馆9分钟》节目，每期九分钟，用一镜到底的方式带观众认识一些不为大众所知的博物馆。它们多半建于近现代，有些博物馆坐落在大学校园深处，还有的博物馆说出名来，不少人都没听过。
做这件事的契机是，她偶然了解到伍连德的故事——上世纪初，哈尔滨曾经历过一次大规模鼠疫，民众因此伤病、家庭离散，从英国学医回来的伍连德受命治疫。他因此建立了隔离制度，发明了老百姓也可以比较便捷制作的消毒口罩，在4个月内扑灭了鼠疫，领导了一场由中国人主导的国际防疫行动。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医学知识让民众不再暴露于鼠疫的风险中。
但伍连德以及他的故事在今天并不广为人知，哈尔滨伍连德纪念馆也少有参观者前往。站在其中，敬一丹觉得赧然，「当我知道他的时候，我又敬又愧，敬的是有这样一个人，他为人类作出如此大的贡献，愧的是作为哈尔滨人，我竟然不知道他，作为一个传媒人，我居然没有传播过伍连德这个名字」。
带着分享和传播的初衷，敬一丹将一座座小微博物馆推到了大众面前，伞博物馆、伍连德纪念馆、儿童博物馆等等，类型不一、丰富有趣。有学者告诉她，对于这些博物馆而言，它们的小和微指的是以小见大，通过一个小切口，洞见的是广阔的社会变化和时间流转。
家书博物馆也是敬一丹极为关注的地方。那里收藏了来自社会各界的近六万封家书，其中就包含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之间的通信。
回到个人生活，家书也是敬一丹很重要的记录载体。母亲留下了千封家书，篇篇信件里，有亲情的挂念、叮咛，也有家庭的命运、转折。「来自千家万户的家书都是一种碎片，很多的这种碎片集合起来，就还原了一种社会的图景。」敬一丹说。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家书都没有留下信封和邮票——在很多人眼里，这是更有收藏价值的物件，但母亲只留下了信件本体，「在我妈妈看来，这些带字的信是最有价值的」。
无论是节气，还是博物馆，敬一丹始终在用传播的方式记录它们，分享它们。
退休后，她从没想过要躺平，记录早已经成为了一种惯性、一种日常。她发现，自己的表达欲望更强烈了，可以表达的内容更多了，方式也更多元了。
这十年，她先后写了四本书，《我遇到你》是「自己的述职报告」，回忆的是作为媒体人的自己；《床前明月光》记录了母亲生命最后一段路和对生命的思考；《我 末代工农兵学员》记录的是一段同学情，那是特殊年代的青春记忆；《那年那信》则是她将母亲的家书集结，又做了一些回信，出书的目的是「想让她知道我珍惜着你的珍惜」。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母亲患病住院，看到家书成了一本书，目光特别欣慰，这也是一份以女儿、以母亲的身份完成的追忆和记录。
在这些记录和书写中，敬一丹收获的是一次次惊喜的纸上重逢。没有白白流过的日子，她找到了与过去联结的路径。「我特别害怕忘记，我觉得忘记会让我们的后代付出很大的代价。」她坚信，对抗忘记的方法，就是不要停止记录。
在飘摇动荡的大时代里，总有人在把记录当作使命，一次创造、一次革新、一封家书……是记录让人有了安稳过日子的信念，也是记录让我们保有更好、更清晰的来路。「记录了，传播了，我就心安了。」敬一丹说。
在渐变中享受满足
在《我遇到你》的推荐语中，敬一丹的老友、同事杨澜评价她——性格安稳，像锚一样。
敬一丹一开始看到这句评价觉得意外，仔细想又觉得挺准确的。大众对《焦点访谈》最熟悉的印象之一就是她在十多分钟的节目里，沉稳地分析社会热点，娓娓道来，中肯而不偏激。
如锚的稳定背后，敬一丹也经历了一段挣扎和不安。
节目刚推出的时候，电视台评论部的口号之一就是前卫，要抓痛点，更犀利一点。但敬一丹本人的主持风格一向不是这样的，她更平和，甚至「更温吞」，这让她一度非常迷惑，也看到了自己和栏目之间的差距。她曾经说过，自己一发问就容易心软，带不出观众想要看到的尖锐与犀利。
那段时间，她觉得自己原本的弱点在节目里被突出、放大了。带着这样的困惑和矛盾，敬一丹没想过要退出节目，她想在认识自己和认识栏目的过程里，找到合适的状态。
节目播出的过程里，敬一丹渐渐找到了自己与节目契合的交点：刚性和前卫带来了节目鲜明的特色，但一档节目还需要持续生长的生命力。敬一丹想，要锋芒，要激情，那是不是还需要韧性呢？是不是需要一种稳定的力量呢？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一个不够锐的主持人，在一个很锐的节目里坚持了二十年，始终如锚一样存在。敬一丹觉得，这样的稳定对观众而言很关键：「一个成熟的电视栏目是需要稳定的，作为一个长时间主持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来说，也得有栏目所要求的稳定感。」安稳，既是敬一丹的特点，也成了广大观众的习惯。
敬一丹一直保留着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她常常注意观察：这里有无障碍通道吗？标语的颜色和环境和谐吗？喇叭的声音扰民吗？
我们经过一间文创店，她颇有疑虑地发问，像这样的店面要怎么维持下去呢？成本该怎么控制呢？我们提到她这样的举动，她说，身边很多媒体人都是这样直面世界的，「对这个世界的关注、对变化的敏感、对传播的愿望，都是惯性，不管是不是在职，都会保持这种习惯。」
对于一个媒体人而言，敬一丹的从业生涯中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她曾经历了媒体介质完整的变化和延展。早年，她通过电台播报新闻，慢慢地，她进入电视台，成为了电视主播，在她稳定于台前做主持人的时候，新媒体、全媒体扑面而来。
敬一丹不回避谈论自己真实的困惑。在媒体的流变中，她确实有过隐隐的不安。退休前，她一度很怕有记者询问她如何面对新媒体的到来，每一次，她都会开玩笑地表示，让白岩松他们去面对吧！
玩笑的背后是真实的忧虑——新技术的到来会如何改变播报形式？一个媒体人应该如何适应变化？该如何在时代浪潮滚滚向前时，尽最大可能保有自我？
敬一丹向我们强调，不安看起来是残酷的，但我们不能忽略它。面对这样的不安，她还是凭借媒体人的本能，找到了解决方法。与其被变化困扰，不如真正去了解变化、接受变化、融于变化。
早年，电视直播兴起的时候，敬一丹有压力，也有兴奋。2001年的《直播中国》让她感受到融于变化中的满足。节目第一期记录的是平遥古城，第一句话就是敬一丹说出来的，她到现在还记得自己的表述：「此刻，我看到的你也看到了，我听到的你也听到了。」随后，她出现在镜头里，用手摸了一下城墙，说：「我真想把这种触觉也告诉你。」直播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和主持人第一次同频感受，同时代入。
后来的每一次直播，敬一丹其实都很紧张，但她喜欢这样的节奏，喜欢这样的新事物。变化中，她看到了更好表达的新可能。
她也坦言，即便到现在，自己其实也还没有十足的安全感。一个最切近的感受是，越来越多人讨论AI、大模型，在社会的各个领域，AI都有自己的作用与地位，媒体面临的是全新的更迭和巨变。现在的敬一丹想，该怎么与AI相处呢？AI又会如何重塑我们的表达？
再一次，她选择融入变化——不久前，她主动尝试和不同平台的AI对话，聊了聊节气，最后形成了一篇颇有趣味的文章。她本来想再补充点什么，但还是词穷了，「真的意识到，它的到来是一种我们都不能抗拒的力量」。
尽管仍有困顿，尽管挑战重重，拒绝变化并不是获得安稳的最优解。敬一丹选择接受，想要进行更好的表达，她要在变化中获得一些安稳，调整自己处事的方式，抓住内在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