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流派纷呈，各执一词，但理想的经济学似乎并不存在。文章提到了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等传统范式受到的批评和挑战。
麦克洛斯基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尖锐和直接的批评，尤其是对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范式提出质疑，她呼吁经济学应回归人文主义传统。
麦克洛斯基强调经济学的理想就是解释处于一切时空中的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并呼吁经济学应该关注现实的人，关注人的道德观、信念、欲求等。她认为人文经济学才是理想的经济学。
文章指出当下经济学最大的问题是实际内容的贫乏或缺乏人文的内涵。经济学家需要平衡科学理性、逻辑与情感、人文关怀之间的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证明了麦克洛斯基的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改革过程中的思想解放和观念革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
经济学是否可以算作一门科学，可能会有很大分歧。它流派纷呈，各执一词，每一派都有自己的理论，自己的经济学理想，但理想的经济学似乎并不存在。《理想的经济学》一书试图超越诸多派别理论，追求更高的理想。在林林总总的学说中，再聊备一说吧。
在我接触过的当代美国经济学家中，麦克洛斯基教授是一位很有性格、有故事的一位。
二〇二二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麦克洛斯基教授的 Beyond Positivism, Behaviorism, and Neoinstitutionalism in Economics 一书，这本新作在她等身的著作中又增加了差不多三厘米的高度。中译本书名翻译为《理想的经济学》（下引此书只注页码），虽然不是直译，但鉴于作者本意也是要呼吁回归到一种能够超越当下主流经济学的新经济学——人文经济学，在她看来，这才是理想的经济学，中译本的书名反映了该书的旨趣，故可以接受。
美国经济学家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来源：Cato Institute）
在这本书中，麦克洛斯基十分直率而且尖锐地批评了建立在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等基础之上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麦克洛斯基毫不忌讳人情世故，对一切使用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范式（她将此称为马克斯-乌）的经济学家大加挞伐，从萨缪尔森、弗里德曼一直到卢卡斯、萨金特，或冷嘲热讽或破口大骂，都没有逃过她的攻击。可见，她对主流经济学的痛恨。以我阅读经济思想史的经验，上一个如此尖锐地批评所谓经济科学的人，还是一百多年前的索尔斯坦·凡勃仑。凡勃仑在一八九八至一九〇〇年的三年里，先后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进化科学？》《经济学的先入之见》等四篇论文，向当时刚刚露出端倪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发起了攻击，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以今天的眼光看，凡勃仑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确实相当深刻，至今也未过时。凡勃仑之后，奈特也曾质疑过主流经济学的哲学根基，其批评的态度并没有凡勃仑坚决，所使用的语言更不如麦克洛斯基尖锐。
从凡勃仑到麦克洛斯基，时间过去了一个多世纪。其间各方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但这些批判就像是轻风拂过水面，只吹皱了湖面，泛起了几丝涟漪，对于主流经济学的变革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刺激。经济学发展不仅没有因此而改弦易辙；反而变本加厉，通过方法和工具箱的不断升级换代，进一步巩固了理性人最大化分析范式。
经济学的强硬立场，自有其学术上的根据。究其原因，无非是业已形成了被认为是成熟科学的稳定范式，无论是其基础、核心的假定，还是以此假定所做的逻辑建构，都严谨自洽，又经过数代人的打磨，变得千锤百炼，刀枪不入。按照拉卡托斯当年的说法，就是已经形成了强大的保护带，来自其他学科的外围攻击，火力无法企及要害。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经济学不仅丝毫没有受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借用其他学科研究范式的影响，更谈不上被其他学科改造，反而大举入侵其他学科，肆意对其进行“殖民”。经济学的理想就是解释处于一切时空中的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加里·贝克尔所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的标题——“观察生活的经济学方式”，其实际的企图是构建“解释世界的经济学方式”。贝克尔曾经谈及他的经济学三阶段说：“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即传统市场学），仅此而已。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的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已扩大到研究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他自己是第三阶段经济学家的代表，毕生都在扩展经济学分析的疆域，一直到死。贝克尔的这个阶段说，毫不掩饰地宣示了经济学的科学理想，那就是要成为一般社会科学的原理，它要提供书写其他学科理论体系的语法规则。最近几十年里，执着于如此狂妄信念的一群极具学科优越感和科学主义使命感的经济学“疯子”，处心积虑地实施学术殖民行动。这些人无知无畏，把经济学范式套用到人类一切行为的认识和解释上，上穷碧落下黄泉，旨在把其他学科全部揽入经济学版图。那些放下武器、停止反抗甚至主动接受殖民的学科和学者，加入了学术主流阵营，分享了科学的荣誉和资源，而反抗殖民、拒绝改造的学科则沦为科学世界的边缘。
199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加里·贝克尔（左）从瑞典国王（右）手中接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麦克洛斯基早年也曾是一位主流经济学家，中年以后，她几乎同时做出了两件惊人之举，改变了性别（从男变女），改变了对主流经济学的态度。从一九八五年出版《经济学的修辞》开始，她对经济学的批评一发不可收拾，可谓越战越勇，也是越挫越勇。这位博闻强记、涉猎极广（交往的人、看过的书）的“新女性”，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理论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等领域已经出版了二十多部著作。一部《经济学的修辞》奠定了她的学术地位以及此后的研究专长，晚年出版的《资产阶级时代》三部曲更是让她名闻天下。
《理想的经济学》是她最新的一部专著。就像原著书名所写的，她是要批判并超越经济学中根深蒂固的三个传统范式，即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作为这三个传统的主要代表，弗里德曼、萨缪尔森、诺斯及其后继者，成为麦克洛斯基批判火力集中的靶子。麦克洛斯基对作为二十世纪主流经济学教父的萨缪尔森，毫不掩饰她的愤怒和厌恶，在她看来，经济学在二十世纪彻底走上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道路，萨缪尔森是罪魁祸首；至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麦克洛斯基看来，只是萨缪尔森主义在制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变种，一个拷贝。其领袖道格拉斯·诺斯和威廉姆森，本质上依然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是萨缪尔森这位经济学国王的家臣。因为其核心范式依然是依据理性经济人和个人利益最大化来建构的，无非是把分析的对象从商品、服务扩展到了制度。总之，其方法论与主流经济学毫无二致。麦氏的这个观点，我认为是正确的。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与制度学派经济学的根本差异也是在其学术的方法论基础的迥异。制度学派经济学与制度主义经济学，虽然都有制度这个关键词，但彼此的差别简直是天壤云泥。都被称作是制度经济学家，可凡勃仑与诺斯不仅不是同路人，更大的可能性是学术上的死敌。如果凡勃仑活到今天，那么，他一定会对诺斯的那一套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理由很明显，虽然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研究制度变迁，但他们研究的制度，其实都是“伪”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处理过的所谓的制度；他们笔下的历史是“假”的历史，也是按照经济学观念想当然地构建起来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新制度经济学总体上可以归诸凡勃仑所批评的“分类学”，即便他们标榜自己研究历史制度的变迁，似乎是关注了大尺度时间里的社会经济演化，但其实完全不是真正的、应该有的那种演化科学。在《理想的经济学》一书中，麦克洛斯基很少提到凡勃仑和奈特，但我以为，她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虽然态度很强硬，深度并未超越。不过，麦克洛斯基不同于凡勃仑新古典经济学批评者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她是一个优秀的经济史学家，在近代世界经济增长研究领域，造诣很深，因此，她的批评主要是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入手。她攻击的火力自然集中于新制度主义的经济史研究。
凡勃仑于1899年发表了文章“The Preconceptions of Economic Science”，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使用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来源：amazon.com）
麦克洛斯基认为，主流经济学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解释一八〇〇年以后整个世界发生的财富大爆炸现象。这个现象持续时间之长、覆盖范围之广、影响人类之深是史无前例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试图从产权界定和保护的角度探寻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方面，诺斯、阿西莫古鲁等人做了很多的工作，然而，麦氏对此持否定态度。她以自己的经济史考证质疑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的共识。麦氏断言，诺斯等人对近代世界经济史的解释，不仅牵强附会，还是循环论证，这样的研究不仅没有说服力，反而暴露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自身的根本缺陷。阿西莫古鲁在当今的国际经济学界是声望如日中天的大神级，他的众多作品一出版，就引起轰动，比如他和罗宾逊所著的《国家为什么失败？》。麦克洛斯基指出，阿西莫古鲁二〇〇八年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增长与制度”条目，在每一个重要的细节上都犯了要命的历史性错误，就连他的大主题也是完全错误的。
新制度经济学家几乎众口一词地声称是产权制度的建立才导致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发生。而麦克洛斯基却指出，事实上，类似的产权制度在很久以前的希腊罗马时代以及印度、中国的其他文明体系中也是早就存在的，即便是在欧洲中世纪的行会经济中，稳定且清晰的产权制度也是常态。在英国启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大体同一时代，法国、荷兰、德国、西班牙等国也已经建构了类似的产权制度。但为何这些国家没有能够出现近代意义上的持续的经济增长？麦克洛斯基对此的回答是：“增长之所以没有发生，并不是因为缺乏产权，而是因为缺乏大规模创新，缺乏资产阶级尊严与自由。”（150页）她援引了专业历史学家的研究后指出，产权制度的建立对近代爆炸式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没有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所宣称的那么大。虽然新制度主义曾经在过去几十年间受到诺斯、阿西莫古鲁及一众经济学及政治学领域翘楚的推崇，但麦教授对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研究充满了失望之情，她说：“无论是在科学发展还是在政策建议上，它都算不上是前进的方向。如果像诺斯和阿西莫古鲁这样聪明的大脑都能在科学上错得如此厉害，那么我们真的有必要停下脚步，想想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前言）
麦氏认为，以一八〇〇年而不是一七七六年作为起始点，英国经济在此后两个世纪左右时间里，发生了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三十倍，国家财富总规模扩张了三千倍的财富大爆炸现象。她对此的解释是，只有英国普遍形成了可检验商业创新的文化，这个文化的核心是某种赋予商人阶级的信念和行为以尊严的意识形态（观念的体系）。她认为，财富的快速增长，产权自然是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只有社会形成了更加自由、平等的精神环境（文化环境、舆论环境），企业家精神才会被激活，创新才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麦氏的这个观点，是她的其他专著详细展开过的，在这本新书中，她只是做了概述。
麦克洛斯基强烈主张，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并非稳定的产权制度或者“有为”政府，而是人的精神解放，由此生长起来的人的自由与尊严等观念的巩固，这导致了空前活跃的商业创新活动，特别是企业家精神的全面成长。这里最重要的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对商业创新的看法（信仰、态度、观点）及其表达方式（语言、修辞等），人们如何就这些看法进行沟通、劝说、传播。所有这些可以融会在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十分熟悉、经常使用的概念——“意识形态”之中。一言以蔽之，现代最成功的财富扩张之所以起始于英国，就是因为英国率先形成了某种能够激活商业创新的意识形态，产权等制度建构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产物。“亚当·斯密的‘平等、自由与正义的自由主义计划’开始成为这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激励了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前所未有的尊严、自由以及让大量普通人富起来的观念，才是这个时代独一无二的特征。”（115页）麦克洛斯基本人深入地探寻了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演化的历史，《资产阶级时代》（三部曲）是她在这个方面的集大成之作。麦克洛斯基对观念、修辞及其意识形态化对近代经济世界形成的根本性影响的研究，在我看来就思想而言并非原创。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早在一九〇五年就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了原创性的观点，此后围绕韦伯作品形成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讨论，参与的学者来自世界主要文化体系，取得的成果是十分丰富的。此后，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加严谨的观念史研究以剑桥大学斯金纳等为代表又持续了数十年。在这个传统上，阿尔伯特·赫希曼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发表的名作《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自然是经典中的经典。我相信，麦克洛斯基一定是读过这本书的。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她的《理想的经济学》全书没有一处提及赫希曼。
麦克洛斯基所著的《资产阶级时代》三部曲，左起依次为《资产阶级美德》、《资产阶级尊严》和《资产阶级平等》（按出版时间顺序排列）（来源：amazon.com）
无论是经济学研究还是经济史研究，不仅要关注经济行动的主体做了什么，以及这样做的实际后果，更要探寻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人类行动的心理的、精神的、动机的分析是理想的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人类行动的意向性以及具体过程背后，都有着根本性的价值观的约束，就此而言，经济学要履行作为一门科学的责任，就不可以只是就事论事地在现象形态的因果关系煞有介事地做文章。经济学必须关注现实的人，关注人的道德观、信念、欲求等等。现实的人必然是具体的、多样性的，也是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符号化的。因此理想的经济学，就是“真实的人”的经济学。要深入理解和把握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生老病死，就必须准确地、活态地把握生活于其中并与各种外部条件互动演化的各类人的意识和行动。
对经济的人文主义解释，或者更确切地说，从自由主义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角度去理解人类经济行为，进而解释经济史或者宏观经济，这是麦克洛斯基所强烈主张的。她将这样的新式经济学称为人文经济学，并且相信这才是理想的经济学。她热切地呼吁经济学应该回归到人文主义传统，呼吁在经济学教育中，加强伦理学、经济史、思想史等等课程的分量。“好的经济学家应该是会说话的经济学家。应该重新将经济思想史纳入到研究生必修课。”（286页）她希望经济系学生能够形成应有的人文认知。她指出，如果经济学要有“意义”的感知，那么它就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无视人文学科、拒绝从文学院吸取养分了，也就是说，理想的经济学不仅不是那种对人文学科居高临下、毫不关心的经济学，恰好是要接受人文学科的检视、滋养和改造的经济学，一种蕴含了“价值”和“意义”的经济学。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人文思想的不屑一顾在科学或者哲学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经济科学呼唤意义，那么它需要的并不是博弈规则或者脑科学，它要沿着人文科学的道路一直走下去。
经济学试图用把人类的行为和思考简化成一般规律，但人文学科试图捕捉人类心灵复杂幽微之处，两者立场不同却也可以相互滋养（来源：The New Yorker）
麦克洛斯基对主流经济学家半是呼吁半是警告：“经济学者如若要配得上‘认真’二字，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科学态度。他们必须反思自己对于想象中物理学工作方式的粗陋模仿是否合宜，反思自库恩以来的科学研究中所显露出的傲慢的无知，反思对‘货物崇拜’（cargo-cult）理论中虚假量化水平的过度吹嘘，反思自己对人文学科的居高临下，对伦理与道德的嗤之以鼻，对大部分人类知识及行为的不屑一顾，以及种种打着自由旗号的非自由活动。”
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以经济分析方法的进步来作为衡量经济学家贡献大小的依据，因此，他内心把康替龙、杜尔哥等人的贡献摆到亚当·斯密之上，这样的做法在专业经济学家中自然是很讨巧的，但是超越学科视野，从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社会科学应有的功能这一视角看，另外一面，即对推动人类经济行为的情感力量、道德力量和社会历史文化结构的把握与内在的理解，更是不可或缺的。其中，作为一切人类现象集中体现的语言问题，尤其值得重视，恰好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几乎完全未予理会。这是造成经济学家缺乏对经济现象真正深刻理解力的重要原因。在这个意义上麦克洛斯基中年以后的工作看似与经济学的主干无关，其实是更加重要和真正有意义的。她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乍一听很刺耳，但若我们悬置经济学专业训练所养成的成见和思维定势，就会发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经济学的希望在于平衡科学理性、逻辑与情感、人文关怀之间的关系，脱离了真实人性和真实世界，纯粹靠数学、数据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再精致、再严谨，也不可能预测、解释和解决实际产生的经济问题；同样，脱离了科学范式，只凭情怀和修辞来支撑的话语体系，也经不住理论与实际的检验，同样是难以应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学应该是广义人性科学的一个分支，是情理兼备的科学，它应该既合乎一切科学的形式要求，又具有情感性、情境性的实际内容，只有两者的有效结合，方可摆脱其片面性，也才能在现实应用中避免出现或者无效或者灾难的两极后果。当下经济学最大的问题确实不是科学形式方面的不足或者落后，而是实际内容的贫乏，或者更加具体地说是缺乏人文的内涵。经济学家可以很好地刻画标准的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及其后果，但却难以理解多样性、不确定和创新性的人类行为，其原因就是主流经济学依然固守社会物理学范式，弃绝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的人文主义传统。在这个意义上，麦克洛斯基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值得重视的。希望有更多的经济学家静下心来倾听这种批评意见。任何一门真正的科学都是而且必然是在认真地对待严肃批评中不断进步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也证明了麦克洛斯基的经济史研究是站得住脚的，因为我们是先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激发的思想解放和观念革命，才有随后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才有持续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所以，无需理论演绎，只凭经验就可以断言：那个时代，没有思想解放，根本不可能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而在新时代，没有思想解放，改革形成的产权制度也不可能真正发挥积极的作用。
（《理想的经济学》，[美]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著，赵晓曦译，中译出版社二〇二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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