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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新刊|张童洋:《觐礼》不难读

读书杂志  · 公众号  · 美文  · 2024-10-28 17:00

正文

编者按

《觐礼》是《仪礼》十七篇中的一篇,整本《仪礼》也是相当难读,以致科举明确规定不考这一部分。但《觐礼》的文字简省,篇幅短小,和其他各篇大不一样,尤其是作为唯一留存的“天子之礼”,其仪式内容不要说与诸侯礼仪比较,甚至远及不上士人礼仪的繁杂程度,让人费解。在作者看来,《觐礼》的不难读,反而成为其难读之处。这恰恰因为有关于“觐礼”的知识,本就是有所缺失,一套知识系统的流传,和“天子之礼”的仪式在历史中的失落境遇,正相匹配。






《觐礼》不难读


文|张童洋

(《读书》2024年10期新刊)




《觐礼》不难读,或许是一种假象。

《觐礼》是《仪礼》十七篇中的一篇,古人读书,最苦恼于《仪礼》文义繁密,难以索解。就连韩愈也老实承认:“余尝苦《仪礼》难读。”作为以继承儒家道统自任的韩夫子,他说《仪礼》难读,那么就一定难读,以致到了宋代熙宁四年(一〇七一),《仪礼》被排除于科举考试项目之外,其经典地位也为《礼记》所取代。由于这一事件发生在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的大背景之下,故而后代学者普遍归咎于王安石,朱熹直称:王安石“废罢《仪礼》”。一般来说,改革的诸项措施,往往需自上而下施加推力,在一片政治交锋后的断刃碎芒中,方能显其效用。然而《仪礼》的废罢,却是权力上层对科考者们的主动迎合,究其原因,还是“难读”二字。在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中,考生对于应试科目具有一定的选择权利,正如当今高考,一些地区开放科目选择之后,物理复杂难学,选修者寡,化学、生物相对容易,欢迎者多。趋易避难,本是绝大多数考生的必然选择,从古至今概莫能外,因此当面对《礼记》“人皆竞读”,而《仪礼》却几乎无人研习的尴尬局面,主政者着手调整考试内容,不仅合理,且颇有那么几分顺水推舟的意味。

武威汉简《仪礼》,甘肃博物馆藏,是目前所见《仪礼》的最古写本(来源:gansumuseum.com)

《仪礼》之难读,让王荆公都背了一口不大不小的黑锅。

因此,在难读的《仪礼》中,突然出现了一篇不难读的《觐礼》,怎能不让人心生蹊跷?《觐礼》文辞简省、篇幅短小,与其他篇章风格大异。作为初读者,翻开《仪礼》书本,囫囵读至《觐礼》时,将会获得一次猝不及防的过峰体验:先是开篇即领略作为人生仪节的冠、昏之礼的重复琐碎;在“士相见礼”中稍作调整,又迎接来筵席上、方寸间,谨严有序闪转腾挪的“乡饮酒礼”,以及连续三番射箭却番番不同的“乡射礼”表演;紧接着,由诸侯亲自参与的燕、射、聘、食各种礼仪,以层出叠见的仪式环节堆积出皇皇气象,也会将阅读的紧张感持续推向高峰——那些枯燥且近乎雷同的描述会迷住你的眼,使你无法顺利理清仪节的顺序、礼仪人员的行动轨迹,乃至无力探知行为背后应然的礼仪含义。不过“觐礼”的到来,会使这种紧张感随即消失。在此前篇章的铺垫下,阅读者本已做好应对困难的万全准备,但发令枪响,刚跨出几步,尚未提速,便过了终点。因为“觐礼”这唯一留存的“天子之礼”,其仪式内容不要说与诸侯礼仪比较,甚至远及不上士人礼仪的繁杂程度,天子与士之间的阶级鸿沟仿佛被文字的差额填平,甚而高低相易。而在《觐礼》之后,关于“丧服”制度的穷尽式体例说明,以及“士丧礼”完整、详致而细碎的记录,则会重新将紧张感收束,令阅读者再次沉沦于拆解文字的痛苦之中。


约略千余字的《觐礼》,于《仪礼》十七篇中虽然篇幅最短,但也非孤例,此外尚有《士相见礼》一篇,一千三百余字,差可仿佛。不过“相见之礼”本质上是一种日常仪节,而不是一套完整的礼仪仪式,稍加改易,可以将之毫无滞碍地应用到冠、昏、燕、射乃至觐礼之中,构成这些礼仪仪式的一个环节。而“觐礼”则是庄重正式的天子之礼,理应由许多种仪节——诸如“相见之礼”之类——排列组合而成,其规模可以想见。而且,按照后来学者的分析,《觐礼》所记还不只是“觐礼”一种,此外尚有“会同之礼”与“巡守之礼”,也就是说,三种“天子之礼”叠加一处,内容体量尚且及不上“相见礼”这一日常仪节,这一有悖于经验与常识的情况,说明在文本层面一定出了些问题。


按照《觐礼》所记,诸侯正式觐见天子于宗庙之中。宗庙,是幽深、庄严而又宏阔的神圣之地。《周颂·清庙》书写了一场在宗庙中举行的祭祀仪式,使我们得以直观感知到宗庙的气息与棱角:

於穆清庙,肃雍显相。
济济多士,秉文之德。
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
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


在这里,热烈与冷静被强制地调和一处,不允分离。在这里,仿佛有祖先一直穿透时光遥远地注视,喧哗的人群自觉噤了声,在肃穆清冷的氛围里心生敬惧;在这里,纷繁复杂的仪式得以有序地铺展呈现,参与祭祀的众多良士,能够迅捷又从容地奔走于宽阔的空间之中。与《清庙》相比,《觐礼》所记显得过于干枯瘦硬,无法满足读者对于宗庙仪式的宏大想象。按照《觐礼》,诸侯正式觐见天子一节,文本所见,仅有四个人,或者说四个称谓:天子、侯氏(诸侯)、啬夫与摈者。“摈者”,大体等同于《清庙》“肃雍显相”的“相”,负责辅助导引仪式进行,所谓“凡礼皆有之”。而“啬夫”,本是一个正式职官,但在仪式之中实际上承担着“摈者”工作。换言之,在空空荡荡的宗庙中,天子与诸侯分列君臣两端,奔走于其间的只有“摈者”,虽然“觐礼”与“祭祖”二者仪式性质不同,不过参照《清庙》“济济多士”的盛况,《觐礼》仪式参与人员还是稀少得有些不合规制。为此,东汉郑玄只好自作主张地填上笔墨,以装点仪式场面,他说“天子见公,摈者五人。见侯伯,摈者四人。见子男,摈者三人”,而“啬夫”仅仅是“末摈”,是“摈者”群体中的一员。但粉饰者不能解释清楚,为何在整篇《觐礼》中,承担天子礼仪工作的只有“摈者”,因为按照职能和分工不同,与“摈者”相似,但在《仪礼》其他篇章中被细致区分的“相礼者”,尚有“赞”“介”“侑”“相”等等,而这些礼仪职称在《觐礼》中统统不见。不仅礼仪职称,清代学者胡匡衷写有一本“明侯国之官制”的《仪礼释官》,只择取《觐礼》官名三个,数量居《仪礼》各篇之末,这显然不符合天子礼仪的等级层次。

陕西省岐山县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复原模型(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一些学者认为此即西周时期的宗庙类建筑(来源:zhihu.com)


至此,我们似乎发现,《觐礼》的简省易读并非编纂者的有意经营,更像是一种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





有一幅漫画,画着一个人走在路上,不小心踢到了一块石头,他气急败坏,咬牙切齿,想搬起石头远远抛开,结果镜头拉远,这块石头原来是露在地面上的一截山尖儿,庞大的山体掩藏在地面之下。以此来形容《觐礼》,也是恰当不过。原本千余字的经文如同不起眼的石头,但为了读得明白,找来历代研究者的注疏,才发现文字繁密,云里雾里,想要遽然弄懂,如同搬山。如此,《觐礼》的不难读,反而成为其难读之处。

充满争议的“山”。山东省寿光市的静山,外观犹如一块石头,最高处距离地面仅0.6米,但据说有大部分山体掩埋在地下(来源:齐鲁网)


作为最早为《仪礼》全书作注的郑玄,注释向来以简洁精要著称,有时其注文甚至比经文字数还要少,然而到了《觐礼》这里,则突然大异其趣。比如“四传摈”一句,仅三字,郑玄所注洋洋洒洒却有一百三十余字。这也是出于无奈。“四传摈”本指摈者四次传令诸侯,按等级身份依次向天子致命,但经文实在太过简单,所包含的信息量太低,依据这短短三个字,如何能将这一番大场面勾勒复现出来?这当然不只是郑玄的烦恼,后来注家的释读中,经常可以看到诸如“省文”“略而遂言”之类的字眼,或提出“盖亦文不备与”的疑问,直指经文本身存在大量缺损。

高密市双羊镇后店村郑公祠门联(来源:耿天勤主编《齐鲁诸子名家志·郑玄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只是以郑玄为代表的注家们对《觐礼》做出的补充,也不是特别可靠,仔细考察他们的知识依据,最主要者有三:

其一,《周礼》。《周礼》中《大宗伯》《大行人》等篇,明确提到了“觐礼”。作为讲述上古官制的典籍文献,《周礼》中也包含有一些天子层次的礼仪资料,可兹取用,只是此书的官制设定严密得太过刻意、太过理想化,内容上真伪相掺。如《周礼》说诸侯参见天子,春天来叫作“朝”,夏天叫作“宗”,秋天为“觐”,冬天为“遇”。那么为什么《仪礼》中只记有“觐礼”呢?答曰其他三种礼仪都失传不见。这也给了注家们很大便利,《觐礼》中的一些省略内容,有时解释不清,就被一股脑地推说:详情请见于“朝”“宗”之礼。可“朝”“宗”之礼又因失传而不见诸记载,于是这就成功地被变为了一笔糊涂账。其实先秦时期对“朝”“觐”的区分并不是很严格,《觐礼》中就有“诸侯前朝”“乃朝以瑞玉”的描述,将“朝”“觐”二字混用,这令有的学者不免怀疑“朝”“觐”本就是一种礼仪。窥一斑而知全豹,以《周礼》来参酌“觐礼”,只能说是一种无奈手段,若想以《周礼》知识来填充《觐礼》的空白,则远远不能令人信服。

其二,《仪礼》中的《聘礼》。《聘礼》记诸侯之间的聘问之礼,主宾双方分别是诸侯与另一国充任使者的卿大夫,这与“觐礼”天子为主,诸侯为宾,在身份对比上是接近的。“聘礼”的礼仪性质与仪式结构,与“觐礼”也颇有相似之处,知识层面上,前者对于后者确实有一定参考作用。不过毕竟诸侯礼与天子礼,在礼仪等级上还是存在鸿沟,而且尴尬的是,在一些二者类似的具体仪节、仪式流程上,“聘礼”之详尽完备,尤显得“觐礼”如同一个针对性缩水文本。

 

霸伯盂及其内部铭文,记述了西周时期的朝聘礼仪场景(来源:国家文物局主编《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1


其三,出于臆测。《觐礼》中,礼仪内容的大量缺失,给了注释者更大的裁判权力与想象空间。比如“方明”,按经文所述,这种礼器是一个木制的六面体,各面颜色不同,且分别镶嵌有不同的玉,其中上面是“圭”下面是“璧”。然而郑玄却说,,“方明”本应该上面用“苍璧”下面用“黄琮”,之所以不是这样,是因为“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贵者也”。这一说法明显牵强。关于“方明”此物,既没有出土物证,也没有其他描摹形状的文字记载,郑玄注说也无确凿依据,实则只是为了与《周礼》相关内容加以缀合而已,故而清人李兆洛苛责他:“望文穿凿,惟凭私臆”,也不能完全斥为虚言。再如上文提到的四种诸侯见天子之礼,郑玄说“朝、宗礼备,觐、遇礼省”,其实也是一种臆测。但郑玄毕竟是功远大于过的礼学正宗,后代礼学家们往往沿用他的说法,并相信他“当有所受矣”。对此,段熙仲先生一针见血:“经学家无据之遁词,往往曰必有所受之,盖辞之穷矣。”令人莞尔。

至此,看起来详尽的历代注疏,层层叠叠,不仅没有真正将《觐礼》文本变得真实可信,反而加重了阅读焦虑,加深了“难读”体验。一个四面透风的房间,罩上五颜六色的纱罗,秋声大作,依然四面透风。究其根本,“觐礼”仪式本就是缺失不见、不可复原的。



数年之前,导师曾组织了一场名为“小刀会”的论文互评会,取义互评之时,极尽刻薄,刀刀见血。同门之间,十分熟悉,讨论得自然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讨论的那些文章,现在想想,大多已经印象黯淡,但有一位师姐的一句直白回应,在我随后的学习研究中,缓缓深刻。彼时我所质疑的是,为何要选用一则不尽可靠的材料,来论证先秦时期的某一观点。师姐说,这则材料有问题,我当然知道,但没有更好的材料了。

的确,坦承材料不足,或许应是研究先秦文献迈出的第一步。不同于后来时期有丰沛甚至冗余的文字可供裁剪,先秦时期材料匮乏,是首要困境,于是导致在研究中,“证伪”常常比“证真”更加艰难。虽然现在,时不时有按捺不住的竹简丝帛,破土而出,掀起层层热浪,但无论如何,新材料的体量还是有限。那么,当没有更好的材料时,又何妨坦然承认呢?

何妨坦然承认,有关于“觐礼”的知识,本就是有所缺失的。其实,古代注释者们言之凿凿,也并不一定比我们知道得更多。因为春秋之世,就已经出现“列邦不修朝觐之礼”的局面。前人统计《左传》,历代鲁国国君只有三次朝觐天子,其中两次在外地,可谓有其名而无其实,仅有的一次到达京师,还是为了与晋国相会,路过而已,有其实而无其名。相反,鲁国国君对待大国却是殷勤得很,亲至齐、晋之地分别有十一次、二十次之多。君臣尊卑相易,朝觐荒废日久,又有谁能严守仪式法度、阻止知识的逐渐流失呢?之后的事情,唐人杜佑说得明白:殷周之时,天子诸侯之间的种种礼仪,时过境迁,随着秦朝罢侯国、设郡守,必然已经“无复古义”,成为“方今不行之典,于时无用之仪”。当一种仪式早早地失去了表演情境,又能从哪里凭空找来依据,复原其本来面貌?——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学者孜孜于以金文来证明古礼,目前来看,金文的叙事属性和短小篇幅,也只能用以观其梗概,而无法为仪式的细节补充提供帮助。

如此来看,《觐礼》文本的简省特质,与“觐礼”仪式在历史中的失落境遇,正相匹配。所以有学者描述《觐礼》的成文过程:后代的儒生们通过考索与整理,将有限的“觐礼”知识“摹为《觐礼》”,但也只能“记其大略耳”,做不到像诸侯大夫礼那般记述详备。“摹”有效法、模仿之义,《觐礼》“摹”的对象,其实就是《仪礼》中那些形制完整的篇章。

《仪礼》绝大多数礼仪的知识来源,都是有迹可循的。比如前文提及的“聘礼”,周王权威衰落的时代,各诸侯国无暇顾及天子,但为了扩张、称霸或者生存,彼此之间交流频繁密切,许多大夫、士参与其中,构成聘问的使臣团队,所以《聘礼》的知识含量远较《觐礼》丰富。而一些日常必需的礼仪,推行既广,存留下来的知识也就更为详实。如《士丧礼》,《礼记》中明确记载了其成文过程:“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可见,《士丧礼》是为应对一场士人丧礼的迫切礼仪需要,迅速成文。“于是乎书”的“于是”二字,细细玩味,带着那么一股顺理成章的意味。这是因为早期儒家士人正是以治丧为业,墨子就曾讥称丧礼是儒者的“衣食之端”,职业身份多多少少影响了学术兴趣,孔子以及孔门弟子辨议、讲习乃至亲自主持丧礼的相关记载,在先秦文献中随处可见。所以“《士丧礼》于是乎书”,描述的是一种厚积薄发状态下的礼书制作过程,儒家士人积累下的大量丧礼经验,被孔子直接提取、转化为知识产物。

(明)吴彬《孔子杏坛讲学图轴》,孔子博物馆藏(来源:kzbwg.cn)

《觐礼》与《聘礼》《士丧礼》这些篇章相比,知识来源不同,知识储量有差,只不过在同样的“形式加工”手法下,看起来相似而已。《觐礼》“不难读”,是因为编纂者搜集来的知识本就有限,《觐礼》“难读”,是因为读者误解了其文本性质,产生了错位的阅读期待。如果以《聘礼》《士丧礼》等应用性仪式文本的标准,来严格要求“纂辑旧闻”的《觐礼》,必然会首先困惑于“天子礼”的仪式疏简,继而背负起填充文本空白的阅读负担,转而求助于历代注家们密密麻麻的知识缝补,最终陷入“难读”的心理境遇之中。

现代的礼学研究,尤其是《仪礼》研究,有很大一部分还是依赖着传统注疏体系,毕竟历史很少会去具体描摹某一仪式中的一举一动,材料有限者不惟“觐礼”,韩愈说《仪礼》难读,因为即便叙述详细的那些礼仪,也是“行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没有充足的依据能够加以复现。《觐礼》在“难读”与“不难读”之间,给了我们另外的提示:把握好跟从注疏的尺度。作为一名古书的阅读者,对于规模庞大的注疏内容,当然不能漠然视之,但也不能被轻易俘获,在阅读之初,首先思考文本何以生成、辨明知识源流何方,能够以一种更清醒的状态,游弋其间。《觐礼》的存在,也在知识史的角度,为我们认识秦汉之际存在的那些或明或暗的“天子诸侯礼”文本,提供了论证和猜想的方向。至于儒者们为何要将搜集来的“觐礼”知识加工成仪式的模样,或许是因为在某个通宵达旦的夜晚,当儒者望向窗外的耿耿明星,心中忽然翻腾起对古时周王危坐、百国朝觐盛况的向往与想象;也或许是在某个深秋,心怀王室的士人,长久地驻足于诸侯车马凌乱交错的印迹前,随后将匡扶暗弱天子的决心,搬演到了竹简一刀一刀的刻痕之中。


*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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