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觐礼》是《仪礼》十七篇中的一篇，整本《仪礼》也是相当难读，以致科举明确规定不考这一部分。但《觐礼》的文字简省，篇幅短小，和其他各篇大不一样，尤其是作为唯一留存的“天子之礼”，其仪式内容不要说与诸侯礼仪比较，甚至远及不上士人礼仪的繁杂程度，让人费解。在作者看来，《觐礼》的不难读，反而成为其难读之处。这恰恰因为有关于“觐礼”的知识，本就是有所缺失，一套知识系统的流传，和“天子之礼”的仪式在历史中的失落境遇，正相匹配。
《觐礼》是《仪礼》十七篇中的一篇，古人读书，最苦恼于《仪礼》文义繁密，难以索解。就连韩愈也老实承认：“余尝苦《仪礼》难读。”作为以继承儒家道统自任的韩夫子，他说《仪礼》难读，那么就一定难读，以致到了宋代熙宁四年（一〇七一），《仪礼》被排除于科举考试项目之外，其经典地位也为《礼记》所取代。由于这一事件发生在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的大背景之下，故而后代学者普遍归咎于王安石，朱熹直称：王安石“废罢《仪礼》”。一般来说，改革的诸项措施，往往需自上而下施加推力，在一片政治交锋后的断刃碎芒中，方能显其效用。然而《仪礼》的废罢，却是权力上层对科考者们的主动迎合，究其原因，还是“难读”二字。在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中，考生对于应试科目具有一定的选择权利，正如当今高考，一些地区开放科目选择之后，物理复杂难学，选修者寡，化学、生物相对容易，欢迎者多。趋易避难，本是绝大多数考生的必然选择，从古至今概莫能外，因此当面对《礼记》“人皆竞读”，而《仪礼》却几乎无人研习的尴尬局面，主政者着手调整考试内容，不仅合理，且颇有那么几分顺水推舟的意味。
武威汉简《仪礼》，甘肃博物馆藏，是目前所见《仪礼》的最古写本（来源：gansumuseum.com）《仪礼》之难读，让王荆公都背了一口不大不小的黑锅。因此，在难读的《仪礼》中，突然出现了一篇不难读的《觐礼》，怎能不让人心生蹊跷？《觐礼》文辞简省、篇幅短小，与其他篇章风格大异。作为初读者，翻开《仪礼》书本，囫囵读至《觐礼》时，将会获得一次猝不及防的过峰体验：先是开篇即领略作为人生仪节的冠、昏之礼的重复琐碎；在“士相见礼”中稍作调整，又迎接来筵席上、方寸间，谨严有序闪转腾挪的“乡饮酒礼”，以及连续三番射箭却番番不同的“乡射礼”表演；紧接着，由诸侯亲自参与的燕、射、聘、食各种礼仪，以层出叠见的仪式环节堆积出皇皇气象，也会将阅读的紧张感持续推向高峰——那些枯燥且近乎雷同的描述会迷住你的眼，使你无法顺利理清仪节的顺序、礼仪人员的行动轨迹，乃至无力探知行为背后应然的礼仪含义。不过“觐礼”的到来，会使这种紧张感随即消失。在此前篇章的铺垫下，阅读者本已做好应对困难的万全准备，但发令枪响，刚跨出几步，尚未提速，便过了终点。因为“觐礼”这唯一留存的“天子之礼”，其仪式内容不要说与诸侯礼仪比较，甚至远及不上士人礼仪的繁杂程度，天子与士之间的阶级鸿沟仿佛被文字的差额填平，甚而高低相易。而在《觐礼》之后，关于“丧服”制度的穷尽式体例说明，以及“士丧礼”完整、详致而细碎的记录，则会重新将紧张感收束，令阅读者再次沉沦于拆解文字的痛苦之中。
约略千余字的《觐礼》，于《仪礼》十七篇中虽然篇幅最短，但也非孤例，此外尚有《士相见礼》一篇，一千三百余字，差可仿佛。不过“相见之礼”本质上是一种日常仪节，而不是一套完整的礼仪仪式，稍加改易，可以将之毫无滞碍地应用到冠、昏、燕、射乃至觐礼之中，构成这些礼仪仪式的一个环节。而“觐礼”则是庄重正式的天子之礼，理应由许多种仪节——诸如“相见之礼”之类——排列组合而成，其规模可以想见。而且，按照后来学者的分析，《觐礼》所记还不只是“觐礼”一种，此外尚有“会同之礼”与“巡守之礼”，也就是说，三种“天子之礼”叠加一处，内容体量尚且及不上“相见礼”这一日常仪节，这一有悖于经验与常识的情况，说明在文本层面一定出了些问题。
按照《觐礼》所记，诸侯正式觐见天子于宗庙之中。宗庙，是幽深、庄严而又宏阔的神圣之地。《周颂·清庙》书写了一场在宗庙中举行的祭祀仪式，使我们得以直观感知到宗庙的气息与棱角：
在这里，热烈与冷静被强制地调和一处，不允分离。在这里，仿佛有祖先一直穿透时光遥远地注视，喧哗的人群自觉噤了声，在肃穆清冷的氛围里心生敬惧；在这里，纷繁复杂的仪式得以有序地铺展呈现，参与祭祀的众多良士，能够迅捷又从容地奔走于宽阔的空间之中。与《清庙》相比，《觐礼》所记显得过于干枯瘦硬，无法满足读者对于宗庙仪式的宏大想象。按照《觐礼》，诸侯正式觐见天子一节，文本所见，仅有四个人，或者说四个称谓：天子、侯氏（诸侯）、啬夫与摈者。“摈者”，大体等同于《清庙》“肃雍显相”的“相”，负责辅助导引仪式进行，所谓“凡礼皆有之”。而“啬夫”，本是一个正式职官，但在仪式之中实际上承担着“摈者”工作。换言之，在空空荡荡的宗庙中，天子与诸侯分列君臣两端，奔走于其间的只有“摈者”，虽然“觐礼”与“祭祖”二者仪式性质不同，不过参照《清庙》“济济多士”的盛况，《觐礼》仪式参与人员还是稀少得有些不合规制。为此，东汉郑玄只好自作主张地填上笔墨，以装点仪式场面，他说“天子见公，摈者五人。见侯伯，摈者四人。见子男，摈者三人”，而“啬夫”仅仅是“末摈”，是“摈者”群体中的一员。但粉饰者不能解释清楚，为何在整篇《觐礼》中，承担天子礼仪工作的只有“摈者”，因为按照职能和分工不同，与“摈者”相似，但在《仪礼》其他篇章中被细致区分的“相礼者”，尚有“赞”“介”“侑”“相”等等，而这些礼仪职称在《觐礼》中统统不见。不仅礼仪职称，清代学者胡匡衷写有一本“明侯国之官制”的《仪礼释官》，只择取《觐礼》官名三个，数量居《仪礼》各篇之末，这显然不符合天子礼仪的等级层次。
陕西省岐山县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复原模型（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一些学者认为此即西周时期的宗庙类建筑（来源：zhihu.com）
至此，我们似乎发现，《觐礼》的简省易读并非编纂者的有意经营，更像是一种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
有一幅漫画，画着一个人走在路上，不小心踢到了一块石头，他气急败坏，咬牙切齿，想搬起石头远远抛开，结果镜头拉远，这块石头原来是露在地面上的一截山尖儿，庞大的山体掩藏在地面之下。以此来形容《觐礼》，也是恰当不过。原本千余字的经文如同不起眼的石头，但为了读得明白，找来历代研究者的注疏，才发现文字繁密，云里雾里，想要遽然弄懂，如同搬山。如此，《觐礼》的不难读，反而成为其难读之处。
充满争议的“山”。山东省寿光市的静山，外观犹如一块石头，最高处距离地面仅0.6米，但据说有大部分山体掩埋在地下（来源：齐鲁网）
作为最早为《仪礼》全书作注的郑玄，注释向来以简洁精要著称，有时其注文甚至比经文字数还要少，然而到了《觐礼》这里，则突然大异其趣。比如“四传摈”一句，仅三字，郑玄所注洋洋洒洒却有一百三十余字。这也是出于无奈。“四传摈”本指摈者四次传令诸侯，按等级身份依次向天子致命，但经文实在太过简单，所包含的信息量太低，依据这短短三个字，如何能将这一番大场面勾勒复现出来？这当然不只是郑玄的烦恼，后来注家的释读中，经常可以看到诸如“省文”“略而遂言”之类的字眼，或提出“盖亦文不备与”的疑问，直指经文本身存在大量缺损。
高密市双羊镇后店村郑公祠门联（来源：耿天勤主编《齐鲁诸子名家志·郑玄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只是以郑玄为代表的注家们对《觐礼》做出的补充，也不是特别可靠，仔细考察他们的知识依据，最主要者有三：其一，《周礼》。《周礼》中《大宗伯》《大行人》等篇，明确提到了“觐礼”。作为讲述上古官制的典籍文献，《周礼》中也包含有一些天子层次的礼仪资料，可兹取用，只是此书的官制设定严密得太过刻意、太过理想化，内容上真伪相掺。如《周礼》说诸侯参见天子，春天来叫作“朝”，夏天叫作“宗”，秋天为“觐”，冬天为“遇”。那么为什么《仪礼》中只记有“觐礼”呢？答曰其他三种礼仪都失传不见。这也给了注家们很大便利，《觐礼》中的一些省略内容，有时解释不清，就被一股脑地推说：详情请见于“朝”“宗”之礼。可“朝”“宗”之礼又因失传而不见诸记载，于是这就成功地被变为了一笔糊涂账。其实先秦时期对“朝”“觐”的区分并不是很严格，《觐礼》中就有“诸侯前朝”“乃朝以瑞玉”的描述，将“朝”“觐”二字混用，这令有的学者不免怀疑“朝”“觐”本就是一种礼仪。窥一斑而知全豹，以《周礼》来参酌“觐礼”，只能说是一种无奈手段，若想以《周礼》知识来填充《觐礼》的空白，则远远不能令人信服。其二，《仪礼》中的《聘礼》。《聘礼》记诸侯之间的聘问之礼，主宾双方分别是诸侯与另一国充任使者的卿大夫，这与“觐礼”天子为主，诸侯为宾，在身份对比上是接近的。“聘礼”的礼仪性质与仪式结构，与“觐礼”也颇有相似之处，知识层面上，前者对于后者确实有一定参考作用。不过毕竟诸侯礼与天子礼，在礼仪等级上还是存在鸿沟，而且尴尬的是，在一些二者类似的具体仪节、仪式流程上，“聘礼”之详尽完备，尤显得“觐礼”如同一个针对性缩水文本。
霸伯盂及其内部铭文，记述了西周时期的朝聘礼仪场景（来源：国家文物局主编《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1）
其三，出于臆测。《觐礼》中，礼仪内容的大量缺失，给了注释者更大的裁判权力与想象空间。比如“方明”，按经文所述，这种礼器是一个木制的六面体，各面颜色不同，且分别镶嵌有不同的玉，其中上面是“圭”下面是“璧”。然而郑玄却说，，“方明”本应该上面用“苍璧”下面用“黄琮”，之所以不是这样，是因为“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贵者也”。这一说法明显牵强。关于“方明”此物，既没有出土物证，也没有其他描摹形状的文字记载，郑玄注说也无确凿依据，实则只是为了与《周礼》相关内容加以缀合而已，故而清人李兆洛苛责他：“望文穿凿，惟凭私臆”，也不能完全斥为虚言。再如上文提到的四种诸侯见天子之礼，郑玄说“朝、宗礼备，觐、遇礼省”，其实也是一种臆测。但郑玄毕竟是功远大于过的礼学正宗，后代礼学家们往往沿用他的说法，并相信他“当有所受矣”。对此，段熙仲先生一针见血：“经学家无据之遁词，往往曰必有所受之，盖辞之穷矣。”令人莞尔。至此，看起来详尽的历代注疏，层层叠叠，不仅没有真正将《觐礼》文本变得真实可信，反而加重了阅读焦虑，加深了“难读”体验。一个四面透风的房间，罩上五颜六色的纱罗，秋声大作，依然四面透风。究其根本，“觐礼”仪式本就是缺失不见、不可复原的。
数年之前，导师曾组织了一场名为“小刀会”的论文互评会，取义互评之时，极尽刻薄，刀刀见血。同门之间，十分熟悉，讨论得自然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讨论的那些文章，现在想想，大多已经印象黯淡，但有一位师姐的一句直白回应，在我随后的学习研究中，缓缓深刻。彼时我所质疑的是，为何要选用一则不尽可靠的材料，来论证先秦时期的某一观点。师姐说，这则材料有问题，我当然知道，但没有更好的材料了。的确，坦承材料不足，或许应是研究先秦文献迈出的第一步。不同于后来时期有丰沛甚至冗余的文字可供裁剪，先秦时期材料匮乏，是首要困境，于是导致在研究中，“证伪”常常比“证真”更加艰难。虽然现在，时不时有按捺不住的竹简丝帛，破土而出，掀起层层热浪，但无论如何，新材料的体量还是有限。那么，当没有更好的材料时，又何妨坦然承认呢？何妨坦然承认，有关于“觐礼”的知识，本就是有所缺失的。其实，古代注释者们言之凿凿，也并不一定比我们知道得更多。因为春秋之世，就已经出现“列邦不修朝觐之礼”的局面。前人统计《左传》，历代鲁国国君只有三次朝觐天子，其中两次在外地，可谓有其名而无其实，仅有的一次到达京师，还是为了与晋国相会，路过而已，有其实而无其名。相反，鲁国国君对待大国却是殷勤得很，亲至齐、晋之地分别有十一次、二十次之多。君臣尊卑相易，朝觐荒废日久，又有谁能严守仪式法度、阻止知识的逐渐流失呢？之后的事情，唐人杜佑说得明白：殷周之时，天子诸侯之间的种种礼仪，时过境迁，随着秦朝罢侯国、设郡守，必然已经“无复古义”，成为“方今不行之典，于时无用之仪”。当一种仪式早早地失去了表演情境，又能从哪里凭空找来依据，复原其本来面貌？——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学者孜孜于以金文来证明古礼，目前来看，金文的叙事属性和短小篇幅，也只能用以观其梗概，而无法为仪式的细节补充提供帮助。如此来看，《觐礼》文本的简省特质，与“觐礼”仪式在历史中的失落境遇，正相匹配。所以有学者描述《觐礼》的成文过程：后代的儒生们通过考索与整理，将有限的“觐礼”知识“摹为《觐礼》”，但也只能“记其大略耳”，做不到像诸侯大夫礼那般记述详备。“摹”有效法、模仿之义，《觐礼》“摹”的对象，其实就是《仪礼》中那些形制完整的篇章。《仪礼》绝大多数礼仪的知识来源，都是有迹可循的。比如前文提及的“聘礼”，周王权威衰落的时代，各诸侯国无暇顾及天子，但为了扩张、称霸或者生存，彼此之间交流频繁密切，许多大夫、士参与其中，构成聘问的使臣团队，所以《聘礼》的知识含量远较《觐礼》丰富。而一些日常必需的礼仪，推行既广，存留下来的知识也就更为详实。如《士丧礼》，《礼记》中明确记载了其成文过程：“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可见，《士丧礼》是为应对一场士人丧礼的迫切礼仪需要，迅速成文。“于是乎书”的“于是”二字，细细玩味，带着那么一股顺理成章的意味。这是因为早期儒家士人正是以治丧为业，墨子就曾讥称丧礼是儒者的“衣食之端”，职业身份多多少少影响了学术兴趣，孔子以及孔门弟子辨议、讲习乃至亲自主持丧礼的相关记载，在先秦文献中随处可见。所以“《士丧礼》于是乎书”，描述的是一种厚积薄发状态下的礼书制作过程，儒家士人积累下的大量丧礼经验，被孔子直接提取、转化为知识产物。
（明）吴彬《孔子杏坛讲学图轴》，孔子博物馆藏（来源：kzbwg.cn）《觐礼》与《聘礼》《士丧礼》这些篇章相比，知识来源不同，知识储量有差，只不过在同样的“形式加工”手法下，看起来相似而已。《觐礼》“不难读”，是因为编纂者搜集来的知识本就有限，《觐礼》“难读”，是因为读者误解了其文本性质，产生了错位的阅读期待。如果以《聘礼》《士丧礼》等应用性仪式文本的标准，来严格要求“纂辑旧闻”的《觐礼》，必然会首先困惑于“天子礼”的仪式疏简，继而背负起填充文本空白的阅读负担，转而求助于历代注家们密密麻麻的知识缝补，最终陷入“难读”的心理境遇之中。现代的礼学研究，尤其是《仪礼》研究，有很大一部分还是依赖着传统注疏体系，毕竟历史很少会去具体描摹某一仪式中的一举一动，材料有限者不惟“觐礼”，韩愈说《仪礼》难读，因为即便叙述详细的那些礼仪，也是“行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没有充足的依据能够加以复现。《觐礼》在“难读”与“不难读”之间，给了我们另外的提示：把握好跟从注疏的尺度。作为一名古书的阅读者，对于规模庞大的注疏内容，当然不能漠然视之，但也不能被轻易俘获，在阅读之初，首先思考文本何以生成、辨明知识源流何方，能够以一种更清醒的状态，游弋其间。《觐礼》的存在，也在知识史的角度，为我们认识秦汉之际存在的那些或明或暗的“天子诸侯礼”文本，提供了论证和猜想的方向。至于儒者们为何要将搜集来的“觐礼”知识加工成仪式的模样，或许是因为在某个通宵达旦的夜晚，当儒者望向窗外的耿耿明星，心中忽然翻腾起对古时周王危坐、百国朝觐盛况的向往与想象；也或许是在某个深秋，心怀王室的士人，长久地驻足于诸侯车马凌乱交错的印迹前，随后将匡扶暗弱天子的决心，搬演到了竹简一刀一刀的刻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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