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应该教会她的, 她直到进了监狱才真正学到

“父母们牺牲了很多，但他们可能没想到，他们的孩子也牺牲了很多。”那些在成长期与家庭和所属文化分离的降落伞孩子，更容易发生被孤立、侵犯他人、焦虑、抑郁和自杀问题。寄宿家庭和学校很难复制学生在中国可能得到的那种支持。而让父母教育投资回本的压力则给学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本文来源：公众号“WE留学生”（ID：WorldEducation）。蓝橡树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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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小别离》，曾让中国的“小留学生”们走入全民视野。而在美国，那些小小年纪就“空降”异国的低龄留学生也被称为“降落伞孩子”。因为没有父母的陪伴，他们的海外求学之路充满挑战。

11月21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再次直击中国“降落伞孩子”在美生存百态。在留学越来越早的时代，他们经历了什么？

来美国上高中之前，杨雨涵一心想“逃离”她在中国的生活。在那里，她在日出就得出门上学，直到日落才放学回家。

刚来位于波莫纳的私立天主教学校的头几天里，她因为思念中国的家人哭过很多次。但至少，她在这里拥有了自由。在圣盖博谷辽阔的华人区，她可以随心所欲地购物、看电视、在餐馆和茶馆和朋友见面。

她的成绩不错，但是美国应该教会她的，她是直到进了监狱才真正学到。

在加利佛尼亚州女子监狱里服刑的杨雨涵，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人生是一场老师和父母无法帮到你，只能依靠自己慢慢走下去的旅程。”

去年，杨雨涵和其他三名中国学生因为一起欺凌事件被捕，并被指控虐待、绑架和人身攻击。受害人也是一名来自中国的学生，他们把受害者带到罗兰岗公园，剥光了她的衣服，殴打她，用烟头烫她的乳头。根据知情人的说法，这起纠纷的起因是被害人没有付餐费和“争抢地盘”。杨雨涵用高跟鞋殴打了她。

杨雨涵今年19岁，还将在牢里服刑9年。接受《泰晤士报》的采访时，她说她不想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借口。独自一人在美国，用她的话来说，让她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心态。她形容自己“冲动又愚蠢”。

“很显然，我永远都不会再想这么做，”她说。

每年，越来越多像杨雨涵一样的中国学生涌入美国学校，梦想着在这里可以得到与中国给予的完全不同的未来。

许多人说在美国接受教育给了他们所有渴望得到的支持和创作自由。他们将自己视为中国那个“无情”的教育体制的“叛逃者”。每一年，有900万名中国学生争夺仅有的700万个大学席位。大约100万个被拒之门外的学生选择了出国留学。2015年，他们中有30万人来到了美国。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越来越早地离开中国的教育制度，疏离感和孤独感滋生的问题也日渐增多。在过去的十年中，在美国初高中就读的中国学生从1,200名猛增到52,000名。在这群没有家人陪伴孤身赴美的“降落伞孩子”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选择在加利佛尼亚州求学。

全球化和快速致富让中国两个传统价值观——“家庭和教育”，陷入了矛盾。今天，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忍受骨肉分离，将孩子独自送出国去。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正在研究“降落伞孩子”问题的教授丛育英（音译）说：“这是一种‘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牺牲一切’的心态，即使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分离。”

二、父母牺牲了很多，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孩子也牺牲了很多

在比尔·周（音译）位于罗兰岗的家里，7点的钟声刚刚敲响。万圣节那些“不给糖就捣蛋”的孩子们已经按响了门铃，但寄宿在他家的17岁许姓（音译）学生还没有回家——这个孩子，只允许大家用他的姓氏来称呼他。

周6岁的儿子在房子里玩，而他变得越来越焦虑。他发出了一条短信，从餐桌走到沙发，又走了回来。最后，他拨出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响了很久也没人接听，他焦急地踱来踱去。

大多数在美求学的中国未成年学生都生活在这样的寄宿家庭里：住家是一个熟人，或者朋友，或者从网上找到的那些愿意以1,000美元左右的价格为学生提供食宿和照顾的陌生人。他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不受监管的“代理监护人”行业，主要依靠住家来确保学生的安全和健康。

丛育英说，那些在成长期与家庭和所属文化分离的降落伞孩子，更容易发生被孤立、侵犯他人、焦虑、抑郁和自杀问题。寄宿家庭和学校很难复制学生在中国可能得到的那种支持。而让父母教育投资回本的压力则给学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父母们牺牲了很多,但他们可能没想到,他们的孩子也牺牲了很多。”丛育英说。

一些孩子迷失了方向，加州帕萨迪纳市一位专门为送孩子到美国上学的中国家庭提供帮助的心理专家常杏芳（音译）说。

“青少年需要与他人建立联系，并拥有属于自己的社区。他们寻找受欢迎的女孩、男孩或小团体交往。当他们的家人不在身边的时候，这种需求会变得更加强烈。”

8点过了几分钟后，许终于回来了。他对周的儿子笑了笑，脱下他的运动鞋，穿上黑橙相间的的耐克凉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打开了活页夹里当天的家庭作业——一张印有“reasonable” 、“austere” 和 “genre” 等单词的单词表。他脱下身上那件南岸基督学校的毛衣，换上一件拉链连帽衫，到沙发上坐到周的旁边。

许是一个害羞的17岁男孩，戴着一副像猫头鹰一样的眼镜，笑的时候前额长长的头发会落到他的眼睛上。他很瘦，但是他并不打算继续这样下去——在他的课桌上，一罐巨大的蛋白粉放在父母相片的一边，他每天都会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发短信联系。

许说，是他自己决定来美国的。后来又澄清，是他在中国电信公司当高管的父亲提议的，然后他同意了。

许说他长大想当一名牙医。继续问下去，他承认当一名牙医是他母亲的想法，但他也觉得没什么问题。

他想有一天可以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这绝对是他自己的想法。他是NBA的超级球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的球星拉塞尔·韦斯特布鲁克的忠实拥趸。

到目前为止，他在美国的新生活由学校、篮球和电脑游戏组成。他说他来美国才三个月，已经有人冲着他喊，让他滚回自己的国家去。在他就读的南岸基督教学校的晨会上，他会低下头和同学一起祷告。

2014年，超过一半的中国“降落伞孩子”在美就读私人基督教高中——美国的公立学校不接受那么多的国际学生，而私立学校往往是教会学校——虽然许没有宗教信仰，也入乡随俗了。

他越来越美国化了。虽然他的英语还是很差，但阿姆和蕾哈娜那首“Love the Way You Lie ”的歌词他已经全学会了。他觉得轻松多了。成绩进步了不少——除了体育和数学得了B以外，其他科目全拿了A。

“在中国，我属于中下水平。在这里，我属于中上游。”许说。

周为许的进步感到很自豪——他把许最近的成绩单都截图保存在自己的手机里，骄傲地展示给每个感兴趣的人看。

许和他的美国住家都来自深圳，每天晚上周的妻子都会做一些家乡菜。周想让许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但他知道父亲式的鼓励还远远不够。

有些孩子只有6岁的家长也来询问他的住家广告，但他不会带这么小的孩子，他担心很多父母对于他们孩子将会陷入的境地还没有足够的了解。绝大多数家长都是通过代理人和中介安排孩子在海外的教育和住宿。

“他们不知道学校好不好，也不知道寄宿家庭好不好。但是别人都这么做，他们也就这么做了。这是非常草率的。”周说。

三、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最优秀的学生，去美国读大学也是一种弥补愿望的方法

在中国武汉，艾伦·曲（音译）的成绩很普通，学校通常从中学起就会根据学生的成绩进行分班。曲被放到了普通学生班，这条路意味着他将进入一所普通的大学，拥有一份普通的工作和一个平庸的未来。

所以有一天，他的父母告诉他，会让他去美国念书，他同意了。他们把他放在圣马力诺的一所寄宿学校，然后去了纽约度假。

和许多中国学生一样，曲在15岁的年纪来到美国，是因为他的成绩不够达到家人对他的期望。他和他的父母相信美国教育可以给他带来更好的就业前景。

但是研究表明，拥有美国学位的海归在中国的就业率和薪酬并不如那些来自国内大学的毕业生。“最终，大多数家庭出于美国教育会给家庭带来的社会地位，或者说是面子，选择了美国教育。”研究员丹尼斯·杨（音译）说，目前他正在写一本书记录自己对几个决定送孩子出国的中国家庭的跟踪研究。

“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最优秀的学生。如果实现不了，那去美国读大学也是一种弥补愿望的方法。”杨说。

曲今年17岁，他从没和父母讨论过所谓面子问题。他想要环游世界，但不确定自己长大后想做什么。在美国加州的西南中学，他交到了朋友，数学成绩比国内要好，家庭作业比国内要少。他不习惯学校里食物的味道，周末时，会和朋友们到附近的中餐馆吃饭，或者到茶栈去喝杯波霸奶茶。

他每个月会和国内的父母视频聊天几次。母亲非常想念他。经营着建筑材料生意的父亲对他来说，则会稍微疏远一些。他说，过年是他觉得最孤独的时候。

“他们不会真的来看我，”曲说完又补充道：“如果他们有时间的话会来的。”好像是为自己刚才的话感到抱歉。

曲所在的寄宿学校，坐落在一片郁郁葱葱、偏远僻静的土地上。院长罗宾·亚霍夫说，学校正在努力吸引来自海外的家长。

学校目前的学生群体中，大约86%为国际学生，其中一半以上都来自中国。国际学生的父母很少到这个镇上来，他们和学校员工的交流也不多。学校安排了“宿舍家长”来照看每组孩子，午餐时也有教职员工分坐在每一张餐桌上。

对于某些学生来说，与父母分离让他们能以一种在中国不被允许的方式长大。

最近一个工作日，在学校一个有3D打印机的美术教室里，一名想要成为产品设计师的中国留学生为一个有手机充电器功能的钱包画下了设计草图。在他的隔壁，还有一些中国学生聚集在一起为乐队排练。

一个染了粉红色头发的上海女孩在钢琴上弹奏出了一支曲子，金色的Vans运动鞋踩在钢琴踏板上，于此同时，她的朋友拿起了一把吉他。

鼓手同样是一名中国学生，她把染的蓝头发撩到耳后开始打鼓。另一个中国学生拿起了麦克风。

演奏出的旋律虽然不太稳定，但能听得出那是真命天女的“Say My Name”。

四、不少学生是服从父母的意愿来到美国，但奥利维亚需要说服自己的父母

女儿在中国的最后一天，打包完所有行李、购买完所有学习用品的艾梅·郭（音译）还有一件事没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她开车载女儿奥利威亚（音译）来到杭州的一家美发沙龙。

中国人相信，剪头发可以带来好运。它象征着转变，与过去告别，让所有坏的运气随着落地的头发离去。

郭说，理发是他们每个新学期开始前的仪式，但这次有所不同。奥利维亚要告别的是她在杭州那个充满爱的家里度过的快乐童年。未来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学期，对郭而言，那是一个母亲与女儿远隔重洋的全新生活。

因为不舍，她流了不少眼泪。但是奥利维亚从还是个孩子起，就一直梦想去美国上学。

“我没有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她身上。我只有一个孩子。我只想要给她她想要的一切，”郭说。

不少来到美国的学生成绩都很普通，甚至有些差，但是奥利维亚在班里名列前茅。大多数学生来的时候英语都不太好，但是17岁的奥利维亚，已经能熟练使用“microcosm”这样的单词，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不少学生是服从父母的意愿来到美国，但奥利维亚需要说服自己的父母。只有当她的成绩取得足够的进步时，他们才同意放她去美国。

来美国的前几周，奥利维亚哭过很多次。她吃不惯寄宿家庭的墨西哥菜，也不习惯美国人交谈时站得离她很近。

但她很快就交到了新朋友，在费尔蒙特预科学院——阿纳海姆市一所私立学校里表现优异。她的寄宿家庭耐心又有爱。几周后，在她和父母Skype通话后，父亲给她发来了一条短信，上面写着“我爱你”——“I love you”，这是父亲第一次对她说我爱你。

她变得越来越有耐心，也越来越成熟，从她的成绩里就可以看出。最近这个夏天，她参加了自己的第一次SAT考试，但考得并不理想，用她的话说，她的成绩“糟透了，糟透了，糟透了，没法再糟了。”

但是几天后，她就将得到她在中国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再次考试的机会。她会再考一次SAT，这是个重新打动理想大学的机会，她又能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再作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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