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胡克家刻本《资治通鉴》影印出版

古典文献学微刊 2024年07月04日 00:06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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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宋司馬光主編，元胡三省音注，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初刻同治補修本影印。

司馬光（一〇一九至一〇八六），字君實，陜州夏縣（今山西聞喜縣南舊夏縣治）人，仁宗寶元元年（一〇三八）進士，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曾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御史中丞、翰林侍讀學士等職。宋神宗時，他因反對王安石變法，於熙寧三年（一〇七〇）出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洛陽）御史臺，閒居洛陽逹十五年。元豐八年（一〇八五）三月，哲宗繼位，太皇太后高氏臨政，盡廢新法，恢復舊制，並召反對新法的司馬光入主國事。元祐元年（一〇八六）閆二月，任命他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年九月，司馬光病卒，享年六十八歲，身後追贈太師，封溫國公，謚文正。事跡見《宋史》卷三百三十六本傳。所著除《資治通鑑》外，還有《稽古録》、《涑水紀聞》、《易説》、《太玄經注》、《司馬文正公傳家集》等書。

司馬光七歲時，就“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左氏春秋》通稱《左傳》，是我國先秦時期編年體史書的代表作，他後來能用畢生精力編成《資治通鑑》這樣宏大的編年體史籍，與童年時的讀書興趣是分不開的。當然，二百九十四卷的巨著，不可能一蹴而就，關於《通鑑》的成書過程，大致可分爲司馬光個人撰作和設書局集體編修兩個階段。

英宗治平元年（一〇六四），司馬光進《歷年圖》五卷，其主要内容是“采戰國以來，至周之顯德，凡小大之國，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舉其大要，集以爲。每年爲一行……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離爲五卷”，後注云“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周顯德六年并論序，臣于英宗皇帝治平元年所進”，該書覆蓋的時間段與《通鑑》定本完全重合，可以説就是最初擬定的《通鑑》全書提綱。

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司馬光進《通志》八卷，表曰：“臣少好史學，病其煩冗，常欲删取其要，爲編年一書，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伏遇皇帝陛下留意藝文，講求古訓。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盡秦二世三年，《史記》之外，參以它書，於七國興亡之跡，大略可見。不敢自匿，謹繕寫隨表上進。”其起止卷數悉同於《通鑑》前八卷，是爲《通鑑》最初之樣稿。

《歷年圖》和《通志》都屬於司馬光的個人撰作，但他知道，僅憑一已之力，無法實現“徧閱舊史，旁采小説，删削冗長，舉撮機要，抉撻幽隱，校計毫釐”的理想，更無法完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的巨製。其先後進呈《歷年國》、《通志》之舉，蓋意在展示個人的整體規劃及部分成果，以期獲得官方的正式支持。《通志》進呈後，英宗令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跡，後者表示疑問：“今所奉詔旨，未審令臣續成此書，或别有編集？若續此書，欲乞亦以通志一爲名”，並提出“其書上下貫穿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舉薦劉恕和趙君錫協助修史，“庶使早得成書，不至疏略”。隨後英宗明確答復：“令接所進書八卷編集，俟書成取旨賜名”，且動用中央政府的資源給予其全方位的襄助，“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事門機構的設置、内府藏書的開放以及官方物資的供應解決了司馬光修史過程中所遭遇的客觀困難，而意義最爲重大的舉措則是支持其組建得力的編修隊伍。

治平三年（一〇六六）爲編修《續通志》（當時名）而設立的書局中，司馬光是主編，同修者還有劉攽、劉恕二人（最初提議的趙君錫因爲父丧不能赴任，改由劉攽代替）。治平四年（一〇六七）十月，神宗即位，賜該書御製之序，並改名爲“資治通鑑”，編書工作得以繼續推進。熙寧三年（一〇七〇）六月，范祖禹入局，他與劉攽、劉恕治史各有所長，三人共同構成了編修《通鑑》的核心團隊（元豐七年十一月進呈《通鑑》的表文署名者還包括司馬光之子司馬康，但他入局遲至元豐元年，所負貴者也只是校閲文字，編修方面的貢獻不能與二劉、范氏相媲美）。司馬康告其友晁説之曰：“此書成，蓋得三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迄五代則范淳夫。”（轉引自顧棟高《司馬光年誥》卷七）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鑑序》亦云“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汔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事實上，三人工作多有交叉配合，並非如此簡單，但就大體言之，這個概括是可以成立的（關於編修分工的問題，施丁的《論司馬光主編资治通鑑》和袁伯誠的《資治通鑑編修考證》二文考之甚詳）。同修者的任務主要是整理史料，製作長編，也參與擬定義例、考證史實方面的討論，“至於總持大網，筆削取捨，都是司馬光自任其勞”（柴德賡《史籍舉要》語）。

集體編修時期又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自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四月至熙寧三年（一〇七〇）六月，書局設立，二劉隨從，大致是安排劉攽先分修兩漢長編，再分修隋以前的南北朝長編，而對劉恕則是安排討論編次、解決疑難、協助删定雨漢紀的同時，又負貴分修魏晉長編。第二階段是自熙寧三年（一〇七〇）六月至熙寧九年（一〇七六）秋，因爲反對變法的政治門爭，二劉外任，范祖禹入局。大致是安排范祖禹分修唐代長編，劉攽繼續分修南北朝長編，劉恕分修五代長編及協助修定晉與南北朝紀。第三階段是自熙寧九年（一〇七六）秋至元豐七年（一〇八四）十一月，劉斂在分修南北朝長編後，大概不再參與修書；劉恕病逝於元豐元年九月，基本完成五代長編；司馬光主要依靠范祖禹完成了唐、五代紀的定稿工作。（據施丁《論司馬光主編資治通鑑》撮述）自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四月設局至元豐七年（一〇八四）十一月成書，前後歷時十九年，也正是司馬光精力最爲集中、學問最爲成熟的階段，其進表云：“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並非誇大之詞。《通鑑》之所以能成爲一部上下千年而義例貫通、眾人合作而若出一手的巨製，主要應該歸功於司馬光。

《通鑑》爲世所重，首先在於其史料價值。司馬光生當北宋中期，又得到政府藏書的支持，所見史料必然極其豐富，而且其中有相當數量的文獻今人已無從訪求。“《四庫提要》據宋人高似孫所撰《緯略》的記載，説《通鑑》引書有三百二十二種（《守山閣叢苦》本《緯略》只有二百二十二種）。清光緒中胡元常刻《通鑑全書》時，曾根據《通鑑考異》所載書名錄出，凡二百七十二種，包括十七史在内，却不包括文幾種材料。”（柴德賡《史籍舉要》語）足見其徴引之富。當然，根據其文獻來源的不同，《通鑑》各部分的史料價值也有高低之分。辛德勇《張煦侯通鑑學重版附言》指出：一《通鑑》秦和西漢以前的紀事，絕對不能用作史料，不能引用，因爲這些部分並没有采録什麽我們今天看不到的可信史料；束漢以下，紀事的年代越晚，《通鑑》的史料價值越高，但唐代以前的紀事，還是應該更重視正史的記載，唐、五代部分，《通鑑》的記載則大致可以與正史等基本史籍的記載並重”，是相對客觀的評價。

其治史之法同樣值得關注。編年體不是司馬光的發明，然而在北宋以前，編年體史書多爲范園較窄的斷代史（唐人姚康復曾編《統史》三百卷，也是大型的編年體通史，但口碑不佳，久已亡佚），司馬光要將自戰國至五代這一千多年的歷史排纂成年經事緯的編年體通史，自然得在修史方法上有所創新，其最爲人稱道者大約有四二長編、取捨、目錄和考異。

開於長編的做法，司馬光在《答范夢得書》中曾有詳細的介紹（此也可見他對同修諸人的培育以及對編修工作的指導）。陳光崇《资治通鑑述論》據以概括爲雨步：“第一步是把收集的史料，按照年月日的順序，標明事目，剪粘排列起來，叫做叢目。叢目要求儘量詳備，凡是各種史料“稍與其事相涉者，即注之過多不害一。這是第一稿。第二步是把叢目中編排的史料，進行初步整理，經過選擇，决定取捨，然後重新組織，從文辭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觸之處，須加考訂，説明取捨的理由，作爲附注。由此寫成第二稿，叫做長編。長編的寫作原則是寧失于繁，毋失于略”，以便作進一步的修改。叢目和長編都由協修人員負贵整理編寫，鈔録則另有書吏。”

取捨方面，司馬光在進書表中表示其意在“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這是相對廣義的描述，换言之，只要有裨“資治”的史料，都在取用之列，正如胡三省在《通鑑·唐紀·開元十二年》注文中所言二“温公作《通鑑》，不特紀治亂之迹而已，至於禮樂、曆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通鑑》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另一方面，他對與政治關係不大的文化、藝術、宗教方面的材料則嚴加删削，以致像屈原、陶潛瑄樣著名的詩人在《通鑑》中也無一字道及。因爲對原始史料有明確的去取標準且切實執行之，范祖禹輯出“共計不減六七百卷”的唐史長編，最終定稿的《通鑑·唐紀》僅有八十一卷，由此也可見後期删定之嚴格。劉恕之子劉羲仲在《通鑑問疑》中説：“先人在書局，止類事迹，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而清人錢大昕《跋宋史新編》云：“《通鑑》之取材，多有出於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増於前，文省於舊，唯《通鑑》可以當之。”正是對司馬光筆削之功最好的表彰。

編年體史書必須按年編錄，記敘史實，讀者要查檢某事，難免不便，這一缺陷在長達二百九十四卷的《通鑑》中表現得尤爲明顯。所以司馬光在修史的同時，還編成《通鑑目録》三十卷，其意圖具載於序文中：“編年之書，雜記衆國之事，參差不齊。今倣司馬遙年表，年經而國緯之，列於下方。又敘事之體太簡，則首尾不可得詳；太煩，則義理汩没而難知。今撮新書精要之語，散於其間，以爲《目録》云。”《通鑑目錄》的正文大體分爲三欄，上記歲陽歲名、劉羲叟《長曆》氣朔閏月（劉是宋代天文曆法專家）及列史所載七政之變；中記年份，並將該年發生的重要事件概括爲短語，繫於其下；下記《通鑑》正文對應的卷數。就整體而言，“即《進書表》所謂略舉事目以備檢者也。”（《四庫提要》語）可惜《目録》過去較少受到重視，黄永年《史部要籍概述》就直白地説：“《目録》實際上很少有人閱讀查用，有大用的乃是《考異》。”所以通行的胡刻本《通鑑》也只包括《考異》，而不附刻《目録》。有趣的是，辛德勇却在《張煦侯通鑑學重版附言》中特别強調要重視這個“大目錄”，不僅因其爲查閱具體史事提供很大便利，還因爲其有助於在《通鑑》自身的軌辙中通貫認知歷史大勢，同時《目録》中每一年份下對史事的取捨，更因直接體現司馬光的看法而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

與《目録》的常受冷落相比，《通鑑》的另一種副産品—《通鑑考異》則在後世廣受推崇。黄永年甚至視之爲宋代學風轉變的標誌性著作，其《史部要籍概述》云：

早先我國有學問者都只强調知識面廣，要求博覽群書，至於博覽所得的東西有粗有精，有真有僞，需要去粗取精，去僞存真，一般不甚講究。這要到歷史進入唐代以後，前此的封建領主制殘餘門閥制度從根本上崩漬，學術上去粗取精、去僞存真也就是考證之風才逐漸興起，至宋代而大盛。陳寅恪先生所説“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這考證也就是其中的一種表现。儘管陳先生说得過於極端一些。試看《通鑑》以前的史書，不論紀傳或編年，不論撰人水平之高低，都逕述史事，一般没有注明其所依據是何史料。更少説明爲何依據此項史料。司馬光纂修《通鑑》，《四庫提要》説”採用之書，正史之外，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其中自然多有去取。但他不像前此撰史者那樣，而是遇到某件史事有不同的記述時，就把幾種不同記述列出來，加以考證，認爲哪個記述對所以採用，哪個不對所以不用，從而在《通鑑》正文之外寫成了這三十卷的《考異》。當然，司馬光的這些考證今天看来不一定都考得對，但只要列出了不同的記述，今天重新研討就有了依據。這就是司馬光在我國史學上的一大貢獻，《通鑑考異》可説是劃時代的著作。

《考異》最初單行，至胡三省爲《通鑑》作注時，才將《考異》的内容散注於封應的正文之下，以便閲讀。此次影印的胡克家刻本也是如此。

《通鑑》在宋代就出現了多種注本。胡三省《通鑑釋文辯誤後序》云：“《通鑑釋文》行於世，有史炤本，有公休本。史炤本，馮時行爲之序；公休本刻於海陵郡齋，前無序，後無跋，直宾公休官位姓名於卷首而已。又有成都府廣都縣费氏進修堂板行《通鑑》，於正文下附注，多本之史炤，間以己意附見，世人以其有注，遂謂之善本，號曰龍爪《通鑑》。要之，海陵《釋文》、龍爪注，大同而小異，皆蹈襲史炤者也。譌謬相傳，而海陵本乃託之公休以欺世，適所以誣玷公休，此不容不辯也。”這些舊注或簡陋，或因襲，即使託名於司馬康（司馬康字公休），也不能讓人滿意。最爲世重的是被譽爲“司馬氏之忠臣”的宋遺民胡三省所作注本，簡稱“胡注”。

胡三省，字身之，號梅磵，浙江寧海人，生於南宋理宗紹定三年（一二三〇），卒於元成宗大德六年（一三〇二）。他是宋理宗寶祐四年（一二五六）進士，歷任吉州泰和縣尉、慶元慈溪縣尉、揚州江都丞、江陵縣令、懷寧縣令、壽春府府學教授等職。他受父親胡元叔的影響，立志刊正《通鑑》舊注的疏失並重作新注。身之正式開始此項事業的時間大約在其中進士後。“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注》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當時仍採用注文單行的形式，遺憾的是，宋恭帝德祐二年（一二七六），元軍侵入臨安，胡三省避難新昌，這份注文稿本也不幸佚失了。戰亂過後，“復購得他本爲之注，始以《考異》及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曆法、天文則随《目録》所書而附注焉。”所謂“他本”，前人或以爲即元初興文署刊本，但辛德勇《所謂興文署本胡註《通鑑》的真相及其他》一文證明興文署本子虛烏有，當時究竞用何版本做工作本已難究詰。

胡注成書於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注解的内容主要包括“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前人每言“三省所注，於地理尤淹博”，實際上胡注的其他方面也頗爲精核，所以陳援庵要大聲疾呼：“《鑑注》全書具在，豈特長於地理已哉。”開於胡注的主要優點，柴德賡《史籍舉要》歸納爲三則：（一）作注而實兼校勘，其校書法以理校爲多，他校次之，本校、對校較少，但所改者往往與現存宋本吻合，足見其功夫之深；（二）對《通鑑》所載有關典章、制度、音韻、訓詁，都有詳細注解，特别對官制、地理雨方而原原本本，考證精詳。胡注本身，也是一部博大而精深的學術著作；（三）胡三省生當元兵南下，南宋滅亡的時代，注中常常發表議論，蘊藏亡國遺民不忘恢復的思想。第三點與古人注書的惯例不合，故清人如趙紹祖輩曾加譏彈，但却是胡氏一生精神所寄，不容等閒視之。陳援庵的名著《通鑑胡注表微》正是有感於此而撰作的。

《通鑑》後附詔書曰：“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奉聖旨，下杭州鏤板”，是爲元祐刻本，今已不存，此後迭經重刻。“若不論其支派，而論其單傳，則元祐杭州本爲祖本；紹興初余姚覆刻覆刻元祐本，爲第一傳；元至元初燕京興文署覆刻紹興本，爲第二傳；元末臨海刻《胡注》，即用興文署本正文，爲第三傅;清嘉慶末鄱陽胡氏重雕《胡注》，爲第四傳。因此本王磐序稱興文署新刊《资治通鑑》，遂認《胡注》爲興文署本，是誤以第三傳爲第二傳也。”（《通鑑胡注表微·書法篇》語）此次影印的胡克家刻本即所謂第四傳者，書末有胡克家《重刊元本資治通鑑後序》敘述其付梓始末：

身之元本，傳世日稀，前明以來，傳刻不下十餘種，而展轉刊雕，舊觀滋失，識者病諸。壬申之春，予承乏江寧藩使，適獲元初舊刻，卷首有王磐一序，謹案《欽定天禄琳琅書目》，所謂元時官刻本也。於是鹾使阿公厚菴曁諸相知，佐資鳩匠，設局於孫伯淵觀察之家祠，延文學顧君廣圻、彭君兆蓀及族弟樞爲校勘翻雕之，視元本無異，加精美焉。間有致疑，不敢臆改，擬别爲考證，以質來兹。

這是主事者關於翻刻過程的自我介紹，却不盡可靠。其將翻刻底本定爲元初官刻（興文署本），便是一誤。所述任校勘者爲顧廣圻、彭兆蓀和胡樞三人，據李慶師《顧千里年譜》嘉慶二十一年條考證，《通鑑》校勘之役，當以顧廣圻出力爲多。“間有致疑，不敢臆改”是顧氏校書刻書的一貫宗旨，但驗諸此本，却不免有知易行難處（有學者甚至懷疑此書校勘之役，顧氏蓋掛名耳，因其校勘水準及態度都與其他顧校書籍迥異）。《通鑑胡注表微·校勘篇》就引唐昭宗天復元年注文訛誤爲例，對之加以激烈的批評：

注曰：嗚呼！世固有能知之言之，而不能究於行者，韓偓其人也。

據此注是身之有憾於韓偓，此鄱陽胡氏覆刻元本臆改注文之誤也。王深寧晚歲自撰志銘曰：“其什其止，如偓如圖。”圖者司空圖，偓即韓偓。吾始疑深寧與身之同境遇，深寧以偓自况，而身之對促獨有微詞，苦思不得其旨，固不疑注之被妄改也。偶閲豐城熊氏《校記》云：“元本‘而不能’做‘而不行’，‘行’字句絕，校者誤連下讀，故臆改‘行’字爲‘能’，而不知其義大反矣。《胡注》豈詈促，偓豈有可詈哉！如此校書，真是粗心浮氣”云云。乃恍然注之被改，而非身之果有憾於偓也。鄱陽胡氏覆刻《通鑑》，主其事者爲顧千里，著名之校勘學者也，而紕謬若此。夫無心之失，人所不免，惟此則有心校改，以不誤爲誤，而與原旨大相背馳，熊氏詆之，不亦宜乎！且陳仁錫評本不誤，而覆刻元本乃誤，不睹元刻，豈不以陳本爲誤耶！顧氏譏身之望文生義，不知身之望文生義，只著其説於注中，未嘗妄改原文也。顧君覆刻古籍，乃任意將原文臆改，以誤後學，何耶？事開尚論古人，不第校勘而已，故不惜詳爲之辯。

顧千里當時也自知所刻《通鑑》之未能盡善，其《通鑑刊誤補正序》云：

前鄱陽胡果泉中丞翻雕梅磵注《通鑑》，及既印行，予進一言曰：“史家此書，空前絕後，然有三誤：温公就長編筆削，不復一一對勘元文，遂或失於檢照，是其一也。梅磵雖熟乙部，間有望文生義乃違本事，是其二也。今所據興文署本，並非梅磵親所開刊，故於正文有未審温公之指而錯者，於注有未識梅磵之意而舛者，是其三也。當各纂爲一書，博擇眾説，且下己意，以卒嘉惠之盛舉。”中丞然諾，逡巡之際，遽没於任，斯事廢矣。

這個宏大的計劃最終未能執行，但胡克家本仍不失爲《通鑑》胡註本系統中的重要一環。得益於古籍資源的逐步開放和以郭立暄爲代表的當代學者的長期研究，《通鑑》胡註本的歷代版本已得到較全面且準確的清理，並初步解決了許多困擾前人的問題。簡單地回顧胡註本的版刻源流，對於我們認識胡克家本的文獻意義至關重要，故主要依據郭立暄《元本資治通鑑的刊印與流傅》、《元本通鑑胡註校餘述略》二文撮述大旨於左，供讀者參考。

“黄溥《簡籍遺聞》稱是書元末刊於臨海，洪武初取其板藏南京國學”（《四庫總目》“資治通鑑”條語），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關於胡註本初次付梓的記録。根據辛德勇的推論，此本可能是元大德、致和年間由台州路儒學刊行者（胡三省屬於當地學者），其初印本現藏上海圖書館，已於二〇二〇年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刊行。其書板易代後轉貯南監，又迭經修補，竟衍生出至少十個梯次的印本，修補工作在世宗時進行得尤爲頻繁，現存嘉靖元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八年、三十二年、三十八年等六種後印本。降及晚明，吴勉學、陳仁錫各據一元刻晚印本翻刻胡註，前者即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吴氏刻本，後者即天啟五年（一六二五）陳氏刻本。明末嚴衍《資治通鑑補》、清張敦仁《資治通鑑刊本識誤》皆據吴本撰成，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通鑑》、清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閻敬銘長沙刻本（俗稱“解州本”）、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胡元常刻本則源出陳本。

清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胡克家重刻《通鑑》，其底本爲現藏日本靜嘉堂的元刻明前期修補印本，故與上海圖書館藏元刻初印本相較多有異同。胡氏《後序》稱“校勘翻雕之，視元本無異，加精美焉”，自信與元刻底本相比有青出於藍之勝，這既指其版式更爲疏朗整潔，字體由底本的圓勁變爲翻刻的方正，也指其校補了底本的訛誤闕文，如卷十六第一葉，元刻底本作“孔穎達曰：喜者，外意舍心之謂”，胡本改“外意”爲“外竟”，與《禮記正義》合，又如卷一百八十四地三葉，元刻底本作“劉政會及武城崔善、太原張道源爲戶曹”，胡本補“崔善”爲“崔善爲”，與《舊唐書》合。但從模仿底本面目的角度來説，胡本遠不能與晚清時那些惟妙惟肖的覆宋本相提並論，黄永年《古籍版本學》甚至將此本列爲嘉慶年間仿刻走樣的典型，“胡克家的仿元刻《資治通鑑胡注》和元刻原本之間更相去甚遠，只是版式行款和字形大體上還是原來的樣子，筆意則完全失去成爲另外一路”；校勘方面，胡本誤改底本者也很不少，郭立暄將其悖離底本處概括爲“繼承明吴本、陳本的共同訛誤”“吴本、陳本文字有别，胡刻取其中較壞的文字改入”“胡本獨誤”三類，並舉例證百餘條，足見胡刻本“視元本無異”云云未可輕信，而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名翻元，實雜明刊，可謂駮而不純”的批評不爲無據。儘管如此，在元刻稀若星鳳的時代，像胡刻這樣源出古本又有校勘名家背書的仿刻本仍然是“公認的通行善本”（黄永年《史部要籍概述》語），通行的中華書局點校本《資治通鑑》即取胡刻本爲底本。

惟興文本間入藏弆家，興文爲胡注祖刊，明新安吴氏、長洲陳氏兩傳不免增誤；鄱陽本雖後出，得顧文學廣圻校理，幾還元舊，劇爲當世所珍。顧自道光壬午後，不復印行。東南亂定，行本益消落，好學致用之士，益務此書。率頻歲求不遇，遇又微數倍曩直，縱有力充架者往往而然。丙寅之歲，合肥協相權督兩江，議覆而新之。已爲致一鄱陽善印矣，尋提師征捻北去。戊辰初春，豐順中丞奏開書局江蘇，命友芝董斯役。議治史部，則挾是編以請，中吴士大夫僉然之。議授工何始，則以最末一帙層累而上。既若干卷就，友芝有事於秣陵。伏暑中，方縣令濬益、何太守栻、桂觀察嵩慶，一日之間先後來告曰：“鄱陽《通鑑》板猶八九在，曷致諸蘇局補綴以行，必事半功倍。”友芝亟馳書告中丞，再旬再往返，則已檄劉郡丞履芬行，先得郵實存亡卷數。則其後三之一，道光乙未前樓火，並《文選》板燼焉，前之太半在後樓，即今板也。冬十月，郡丞航以至，而局刻適完所闕卷，泯然相接湊，異矣哉！更一月以校譌補脱易漫，萬葉鉅編，首尾豑豑，距肇功之初夏，九閱月爾。當儲本議刊，豈知鄱陽板在？逮經始考工，更安知何闕漏而豫彌縫？而率然巧合如此！天之趣成人事，恒若待其時而一興何也？十有二月立春日，識于經訓堂。（莫友芝《《資治通鑑》後識》）

《通鑑》刻成次年，胡克家遽歸道山，板片則運回家中，後續刷印數量极少，又經太平天國戰亂，江南文獻損失慘重，故莫友芝稱此本“率頻歲求不遇，遇又徵數倍曩直，縱有力充架者往往而然”。同治四年（一八六五）閏五月三日，張文虎日記記云：“李宫保有刻書之意，縵老以所擬章程來商，其議欲先從四書、五經、三史，次及《周》、《儀禮》、《爾雅》《孝經》、《説文》、《通鑑》諸書，蓋亦猶九帥之意”，所言正可與上文“合肥協相權兩江，議覆而新之”語相印證。李鴻章接管金陵書局後，本欲翻刻胡克家本，莫友芝已準備好一部嘉慶精印本作爲底本，惜因事中輟。同治七年（一八六八），丁日昌開設江蘇書局，聘莫友芝爲總校，主持翻刻胡克家本之役，即據此精印本刊板，從末卷開始，“層累而上”。翻刻未竣，突然方濬益、何栻、桂嵩慶等三人一日之内先後來告，稱胡克家原刻板片“猶八九在”，不必重刊全書，只需補刻闕失部分即可。劉履芬核實得知：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胡宅前樓發生火災，庋藏嘉慶原刻《通鑑》板片的後三分之一與胡克家另外刊成的《文選》板片同時焚毀，《通鑑》的其餘部分板片則因爲另外貯藏在後樓而倖存。劉氏遵囑將現存板片運至書局時，已重刻的板片恰好補齊了原刻殘缺的内容，“泯然相接湊”，也難怪莫友芝嘖嘖稱異（錢泰吉《曝書雜記》“書籍印本高下”條過録劉履芬批語云：“同治戊辰，江蘇書局翻刻胡鑑，余奉檄赴兩江，購得原板十分之七。原本自道光壬午印行後，乙未遭祝融之厄，其後半部並《文選》板燼焉”，則是當事人的另一個視角的實録）。因爲大部分卷帙無需重刻，故《通鑑》此次補板僅歷時九月，根據莫氏識語，可知同治七年十二月前就已完成（《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著録爲同治八年江蘇書局重修本）。

此次影印的上圖藏本，卷二百〇七卷第十四葉以前的部分爲嘉慶原刻，第十五葉以後的部分爲同治補刻，即《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謂“清嘉慶二十一年胡克家影元刻同治八年江蘇書局重修本”，但與其他同類印本相比，却是一個极特殊的本子。其卷端鈐印累累，印主包括莫友芝、莫彝孫（友芝次子）、莫縄孫（友芝三子）、莫經農（縄孫長子）、莫俊農（縄孫三子），是莫家三代珍藏者。通過分析其板框、筆畫等細節，可以確認全書（無論是嘉慶原刻者還是同治補刻者）都是初印本。作爲主持補刻的總校，莫氏藏本的補刻部分係初印本不足爲奇，但嘉慶原刻部分居然也都如同新發於硎，筆畫清晰，白紙精印，實在是匪夷所思。據莫友芝自述，從嘉慶付梓到江蘇書局購得殘存板片繼續刷印，中間已過去了五十年，五十年後再刷印此舊板，很難想象還能如此精美（嘉慶板片由金陵劉文奎兄弟刊刻，竣工時胡克家調任江蘇巡撫，故書板被移至江蘇巡撫駐地蘇州刷印。胡克家去世後，書板轉運回江西鄱陽家中，故嘉慶原刻已有蘇州印本、江西印本之分，錢泰吉稱“印於蘇州者極精，江西印者稍遜矣”。江西印本尚且稍遜，則更晚的同治印本自然不可能印出如同初印本的效果。板片轉移的具體過程參見辛德勇《胡刻胡註《通鑑》的補刻本》一文）。筆者所能想到的較爲合理的解釋是，此本是嘉慶原刻的初印本（很可能就是莫友芝得到的那部“鄱陽善印”），江蘇書局就是以此本爲底本，補刻同治時已經缺失的部分板片。補刻完成後，這部嘉慶初印本被拆散，用補刻板片新刷印的第二百〇七至二百九十四卷與嘉慶初印本中的第一至二百〇七卷重新拼成一部完整的《通鑑》。這種行爲雖然奇怪，但如果看成是當事人對補板事業的紀念，似乎也説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