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
雷晓宇频道
”可订阅关注，
「商业里最文艺，文艺里最商业。每周一、四更新
对
于每个人而言，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找到自我。然后在心中坚守其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息，所有其它的路都是不完整的，是人的逃避方式，是对大众理想的懦弱回归，是随波逐流，是对内心的恐惧。
——赫尔曼·黑塞《德米安》
一、朴树先生的来信
3月13号是个晴朗的礼拜一，这天早上九点半，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朴树先生的邮件。
他在邮件开头解释说，头天晚上看了我朋友圈转发的一篇文章，很喜欢，于是就上了那个公众号，没曾想，竟然找到一篇写他的文章，“全是各种挤兑”。他试着给这篇文章留言，但是没留上。于是，他把这篇文章和他想说的话都写在邮件里，发给了我。
“没准采访能用上。”他写道。
这篇文章并不长，不过几百字，不到一分钟就能读完。说真的，它并不刻薄，在我看来，也不算“全是各种挤兑”。作者虽然“不喜欢他，看见他就烦”，但又表示“他也不容易”。文章评价了他去年底发布的新歌《达尼亚》，似乎既不那么喜欢，也不那么讨厌。
不过，有点刺眼的是这么一句话——“毕竟趣味和能力就那样了。”
这句话像平静海面上高高凸起的一块尖利礁石，划到了朴树的皮肤。他被刺痛了。这句话直戳他过去14年来心头悬吊的最大的恐惧——这个叫做朴树的人，他江郎才尽了吗？
夜深了，但他难以入睡，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就是朴树。这些年来，我很努力，起码某些方面。才尽没尽我不知道，至少我还愿意不计代价做这件事。尊重所有观点。接受一小部分。不想争论，只想说一句，居高临下并不是一种高级的态度。那只能看到某一部分。肤浅得很。”
这封邮件来得突然。此时，我认识朴树才刚刚一个月，见过两次面，前后聊过六七个钟头。他是歌手，我是记者，我们并非相知已久的老友，但他还是写了这封邮件，流露的是他的真诚、脆弱、孤独和不服。
这时候，距离他的12场巡回演唱会还有整整一个半月。这是一次已经一再延期的演出，而且按照原计划，他需要在4月30号演出开始之前做完新唱片，并且在演出中演唱一共7首新歌。出道21年，这是他的第3张专辑。距离上一张《生如夏花》，已经14年过去了。
14年之后，令枪高悬，选手却仍在黑暗中徘徊。半个月前，他终于完成了所有音乐部分的录制，但歌词迟迟写不出来，所有录唱、后期缩混和封面设计都无法启动。他活活像个死囚，缩在希望的牢笼里，在焦虑中迎接子弹的到来。他压力巨大，一筹莫展，心烦意乱，一点也没办法保持专注，甚至在如此攸关的时刻还花时间回味负面评价给他带来的痛苦。
也许是过去14年的时光流逝让他心有余悸。从30岁到44岁，中间看似一片空白，无所作为，但暗涌、混乱和成长是不足为外人道的。他从一个特别黑暗的地方回来，甚至想过死亡和出家，因此，他需要一再地重新鼓起勇气。
头天晚上，他出门散步，一边走，一边胡思乱想。他是一个习惯沉溺在乱麻一样的思绪里等待灵感出现的人。有那么一刻，他突然想到了《心经》里的句子：“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无明，亦无无明尽……”
他好像感到舒服了一点。
后来，他在微信里给我留言说：“往前走的每一步都是痛的。想起禅宗各种公案，禅师们了悟见性前，都崩溃到极限，所以就这样吧。自觉。要做自己，再笃定些。”
就这样，他又度过了一个夜晚。14年里，有5000多个夜晚，其中绝大多数都不比这一个更轻松。
天终于亮了。这个早晨，北京阳光明媚，刚刚度过了周末和严冬的人们正忙着赶路上班。这时候，窝在顺义郊区某个别墅房间里的朴树先生，他抽着烟，发着愁，闷闷不乐。他不会想到，5个礼拜之后，这7首新歌竟然真的全部写完又录完了。
他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
《清白之年》。
《空帆船》。
《狗屁青春》。
《the fear in my heart》。
《never knows tomorrow》。
《forever young》（1999年《new boy》的舞曲版）。
另外，还有一首目前仍然处于保密状态。
这就是说，演唱会即将顺利开幕。加上之前发布过的《平凡之路》、《在木星》、《好好地》和《达尼亚》，一共11首歌，折磨他3年之久的新专辑也完工在望。
或者说，他中断了14年之久的音乐生涯，终于出现了重生的一丝曙光。
久别重逢，快了。
我所认识的朴树先生，他确实像一棵树，孤独，执拗，格格不入。他的天性确实是脆弱敏感的，甚至对于自己所经历的痛苦会表现出某种病态的、夸张的依赖。下意识里，他可能期待这种痛感的刺激，能够催生下一次创作灵感的到来。不过，他毕竟也是一个44岁的中年人了，还有些时刻，他会从痛苦的游泳池里爬出来，把身上的水抖干，恢复理性。就在不久之前，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聊到新专辑和复出，他说过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现在这条弯路有多弯，但即使我走再远的弯路，人还是会回来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他还是会回归他命中注定的那条路。我就是这么坚信的，毫无道理。”
他的道路，毫无疑问，是音乐。他恨过音乐，他害怕音乐带来的折磨，他失去所有自信，他想要逃到酒吧、球场和青海的深山里去，他以为佛教、灵修和中医就能帮助他解决所有问题——但最终，他得回来。
2017年4月30日，这不是朴树的机会，这是朴树的命运。这是一个拥有天赋者的精神危机和通向自身的旅途。
二、离开狐獴岛
我和朴树是在印度认识的。2017年春节刚过完，他飞到印度去拍MINI COUNTRYMAN的新车广告，我也在。
“你喜欢印度吗？”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他主动走过来打招呼。他看起来心情很好，也希望身边的陌生人心情是好的。不过，看得出来，这不是他平时习惯和擅长做的事情。因为无论我回答的是什么，我们都很快就笨拙地聊不下去了。他只好摸着鼻子出门抽烟。
我知道，他喜欢印度。前两天，他带着收音器材去了新德里的贫民窟。他和小男孩一起踢球，给老人听他的新歌，还差点动了念头想要收养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这里的人，无论在婚礼和葬礼上都会大声歌唱，扭动自己的身体。
确实，印度是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只有身临其境，我才明白为什么李安的少年派只能是印度人。
早晨六点多钟，我们在恒河边看完日出和印度教徒的早祭，沿着石头台阶往城里走。在售卖布匹和修理摩托车的小店铺中间，藏着一两座佛寺。再走上一百多米，拐角处还有一间简陋的基督教堂。到了晚上，太阳下山，站在露台上吹风，能够闻到咖喱和辣椒的刺鼻味道，能够看见硕大的飞鸟掠过，还能听到隔壁清真寺传来悠扬的晚祷声。
少年派在印度这片土地上长大，他在这里能够拜伏到几乎所有宗教。但最终，当他在大海上孤独漂流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一个神灵对他施以援手，他只能靠自己重回彼岸。
对朴树来说，印度足够丰富。临行前，他新认识的道家老师对他说，你现在过得太干净了，最好多去热闹点儿的地方。于是，他放弃冰岛，挑了印度。
但直到临行前一刻，他还在纠结和懊恼。他的新专辑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拖延之后，已经接近最后一个deadline了。音乐没录完，歌词没写完，录唱要几个声部不知道，缩混后期和美术设计就更没着落了……
他愁眉苦脸，冲着经纪人发脾气，说，只给两天，去北戴河拍得了。
又过了一会儿，在跟拍摄团队开会的时候，他又禁不住好话和笑脸，希望让所有人都高兴，一个不小心，就松了口。
刚答应下来，晚上回家一想到唱片的事儿，他又后悔了，于是到处查机票信息，巴不得早去早回。
最后，刚到印度没两天，他状态一好，又把唱片抛到脑后。“反正……我不管，那是两个月之后的事了。”
有时候，经纪人会偷偷管朴树叫“轴逼”。他就是这样一个爱钻牛角尖又反复无常的人。他的天性想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来，他的教养又希望让别人舒服，二者一旦发生冲突，他就特别容易走极端。这种“极端”，放在北京话里就叫做“轴”、“拧巴”。
这种劲儿放在生活上，显得他不是一个那么好相处的人。天蝎座，上升处女。从迷信的星座学角度猜测，这基本上是一种绝症，意味着追求极致的控制狂，较真、偏执、爱钻牛角尖、一次只能做一件事。
比如说，经纪人只要问他一句“明天演出穿什么衣服”，他能想一整个晚上，恨不得失眠；只要去外地演出，他必定提前上网查酒店，看看评价好不好；化妆师早上敲门给他化妆，去早了不给开门，去晚了他会说，你迟到了3分钟；他和乐队一起排练，向来是谁迟到一分钟，罚款100块红包。他从来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多少钱，但坐个三蹦子也要还5块钱的价。当然了，他绝不是在乎钱的人——这么多年，借给半生不熟的人又收不回来的钱都有好几百万了——但他就是爱较这个劲。
这种劲儿放在创作上，可能就会变成一种完美主义拖延症。2014年录《平凡之路》的时候，当天晚上九点钟进棚，早上六点要交歌，后面还有100多人的宣传团队在等着，录音师也扛不住了，但朴树就能因为一轨键盘的音色不够满意，纠结到最后一刻还不肯走。经纪人一看不行，赶紧拔了U盘。
4月8号这天，朴树好不容易弄完了所有的词曲，就等录唱了。他第一时间电话打过去，要求经纪人立刻帮他定录音棚、找录音师、找8个童声合唱、再找两三个和音歌手。经纪人懵了，手忙脚乱一通安排，好不容易和十几个人确定了三天后晚上九点钟进棚。结果，朴树说不行，他那天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必须改天。
经纪人疯了：“还好他是艺术家，要换一般人，早挨揍了。”
以创作为职业的人，都有点自我中心。这听起来或许傲慢，但无论你喜不喜欢，却是不争的事实。创造犹如平地起高楼，需要全神贯注。这种专注如鬼神附身，无法顾及与他人的协调。
不过，自命为艺术家，将自我意识摆在前面，也有可能妨碍正常的社会生活。
在朴树以24小时为单位流淌的日常生活里，何止没有正常的社会生活——他根本就不出门，晚上八点半之后也不见人，他甚至连正常的家庭生活都没有。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或者保证丈夫的创作空间，他的妻子吴晓敏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生活。有的文章说，她曾经做过一个噩梦，大致意思是，老公在家里弄了一个大大的工作室，但是只留下一个小小的门，并且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这里没有你的位置。
从很早的时候起，朴树就开始遭遇这一类的困惑——一个艺术家到底应该怎样去生活？是让自己爽更重要，还是让别人舒服更重要？是自由更重要，还是爱和怜悯更重要？是坚持自己的标准更重要，还是显得随和可亲、不给别人添麻烦更重要？
说到底，怎样在超我和本我之间安放一个稳定又平衡的自我？很多艺术家处理不好这件事，要么早早丧失了创造力，陷入平庸，要么加速奔赴死亡和毁灭。
朴树闻得到这种危险的味道。
1999年，他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不爱接受采访，戴着墨镜、帽子和耳机，往人群里一坐，手放在膝盖中间，身边的艺人谈笑风生，他就这么面无表情旁若无人地待着。
很多年以后，朴树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是当年的某个乐坛颁奖礼。当时，毛宁还是歌坛大哥，领完奖下台，过去和朴树握手，结果他愣是没怎么搭理人家。这一段把他自己都看乐了。“我的反应怎么那样啊。小时候真是去你妈的，我就把自己关起来。”
2003年，他出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又突然变得特别配合采访。他不厌其烦又没完没了地回答重复的问题，就连记者们都觉得“过了”。当年，在《北京青年报》的一个采访里，他提到自己的变化，连珠炮一样说了这么些他自己也许半知半解的词：宽容、尊重、舍弃、配合、行业规律、自我约束……那是一次多达全国52个城市的巡回宣传旅行，在旅行结束之后不久，他就崩溃了。
导火线是2007年的真人秀《名声大震》。那是一次长达3个多月“完全失控”的演出。其他艺人都是节目组安排曲目，朴树不行，他自己想歌就得想个三四天。到了现场，其他人直接就录了，朴树不行，他觉得鼓的声音得大点儿，键盘的声音得小点儿，这里要多一个DJ，那里要加一个调音师……反反复复，他发烧了两个多礼拜，打着封闭针录完最后一期节目，心跳只剩下一分钟四十几下。
这还只是生理上的崩溃，更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迷失。2008年，他的发小、麦田守望者乐队的吉他手刘恩从美国回来探亲，去他家聊天。朴树告诉他，每天睁开眼睛都不想起床。
“又没人找我，我又不缺钱，起床也不知道干什么。”
这次见面让刘恩很久都缓不过来。他和朴树都是北大家属院长大的孩子，小时候一起玩弹弓，长大了一起玩乐队。在他的印象里，朴树虽然有点怪，不爱说话，但是个特别有主意的人。他特别记得一个画面，高中的时候，朴树有一次来他家楼下喊他，两条腿支着自行车，远远地就说：“哥们这辈子就交给重金属了。”
这么一个人，这么年轻就颓了。
几天之后，刘恩缓过劲儿来了。那天晚上，他去参加了一个音乐圈老人儿的酒局，一个大长桌子，二三十号人，来的人不是老了，就是颓了，还有个哥们，胳膊伸出来豁着老长一个大口子。总之，每个人都恨不能把自己往死里喝。
这一年，刘恩三十出头，拿到技术学位，在美国东海岸定居多年。他已经不理解北京的这个世界了。他不明白，这些老朋友们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大概十年前，大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他们都在上大学，晚上没事就去北大南门的潜水艇酒吧演出，演出完了，也是这么一个大长桌子，大家一起喝酒吃饭。当时，张亚东就穿着军大衣坐在那，老狼喜欢侃大山……“朴树就坐着，不说话，但你能感到他也是开心的。”
刘恩很快结束了震惊的假期，回到美国继续他的投行生涯。朴树则在东三环边租了房子，过起了隐居生活。那几年，他不做音乐，也不见做音乐的人；除了买烟和遛狗，他基本不下楼；从2009年中到2011年上半年，他没演出过一次；经纪人不得已改了行，卖二手车，但他每半个月会来看朴树一次。朴树每次也不看他，也不搭理他，把他当空气。
“要跟他说话，得用猜的——还得猜对了才行。猜不对，他也不说话。”
谢天谢地，现在和他说话已经不用猜了。
离开印度的这天早上，我和朴树在他的酒店房间里聊天。他头天晚上失眠了，觉得冷，一边说话，一边把卫衣往身上套。因为愉快的旅行，他暂时忘记了创作上的烦恼。尽管如此，只要回忆起那一段“断片”式的生活，他整个人还是变得很沉重。
总而言之，既然不想死，就得找活路。朴树初中的时候就有青春期抑郁症病史，但他并不信任心理医生，也没再吃药。他下意识地逃避着自己的精神危机，只是简单地把热情的丧失归结为一种生理现象。
他打算从身体入手，“做了一堆傻事”。
他先是找了一个推拿师傅，每天按摩，用最大的劲儿做，希望赶紧好起来好出去玩。第一次做是8月份，夏天，结果做完之后浑身发冷，他是开着车里的暖风回家的。师傅说，从来没见过任何人的身体比他还硬的。那之前，他平均每周要踢5场球。半年之后，他一场球都踢不动了。
他又找了一个针灸师傅。新师傅说，推拿是泄气的，不能再做了。于是，他又改做针灸。半年之后，身体不见好，更虚了。
有一次，朴树遇到王菲和赵薇，她们正在和一位藏传佛教的上师聊天，让朴树也来提问。
“我当时很困扰，说，我觉得人要解脱，先得作恶，把你心目中的恶都要作掉，你才能是一个百分之百动力的全人。说完以后，大家哄堂大笑，你不就是想耍个流氓吗？可我就是这么想的。老师回答说，人生苦短，你恶还没有作完就挂了。”
其实，朴树在2005年的时候已经皈依了藏传佛教，教名叫做“丹增旺加”。不过，他虽然是个佛教徒，但在这之后的好几年里，一直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信仰。“丹增旺加”这个藏语名字，有“自在且自律”的意思，但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个中含义，还嫌这个名字太难听了。
游魂似的生活，一直过到2009年。这一年，朴树36岁，本命年。这一年，他过去赚的钱基本快花光了，开始感到慌张。他隐约感到，自己可能需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到底要做一个怎样的人？是像过去这几年一样，影子似的模糊飘忽，还是要咬紧牙关，有所坚持？
这一年春节，他和妻子去了一趟西部，见了一位在四川和青海交界的深山里闭关修行的老上师。这位上师已经多年不见生人，也从不下山，但是对朴树一见如故。从此以后，他管这位老人叫做“阿爸”。
对于这次见面的神奇之处，朴树没有多说，我也知之甚少。这其中理应有神秘的因缘。至少，它开启了朴树另外一段生涯的大门。从西部回到北京，朴树开始练习打坐。一开始，他只要打坐就浑身疼得发抖，但是慢慢地，他习惯了，在家里看看书，抄抄经，打打坐，也不怎么想再出门了。他在这种半修行的生活里越待越久，和人群越来越远。
一直到现在，朴树仍然继续着这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他正常的一天基本上是这样度过的：早上四五点起床，不开灯，在客厅里静坐。到了六七点钟，开始给经纪人打电话安排各种事儿。接着，他会用一上午的时间上网看新闻。到了中午，吃完午饭要睡上一个小时，睡不睡得着都得睡。下午的时间，他会用来工作，写歌、练琴、排练或者读书。晚饭他吃得更简单，只有一点蔬菜和米糊。饭后他会出门遛狗，或者快走十公里。回来之后，天色已经不早了，再看看书，写写日记，十点出头，他就该上床睡觉了。
如此严格的生活习惯，大概七八年来，朴树雷打不动。他用这种方式调养自己的身体，管理自己的欲望，强健自己的意志力。所谓“丹增旺加”，自在和自律，至少，自律这一点他是做到了。
但他并不真的感到自在。
一开始，这种清心寡欲的自律生活让朴树感到安全，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和归属感。他甚至觉得，除了修行，一切其他事情都是浪费时间，只要再做一张唱片，赚一点钱，就找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猫起来专门修行。他甚至真的动过出家的念头。
有一次，几个也皈依了佛教的朋友来找他聊天。他们以前也是文艺圈中人，但在接触宗教之后，开始怀疑文艺的价值，认为音乐就是把人的情绪放大了，这和宗教的诉求是背道而驰的，算一种“造业”。
“我当时就急了，晚上带着他去后海。那是冬天，后海特安静，我给他放莫扎特，我说你听听，这是造业吗？”
在宗教中，朴树得到了内心的平静，但他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困惑——虽然足够平静，但是没有热情了。对生活的热情，对音乐的热情，全都没有了。
他带着这个困惑去向阿爸求教。他在心里猜想，阿爸一定会告诉他，只要你关注众生的话，你永远都会有热情的。没想到，阿爸只对他说了一句话：这就对了。
“这不对。”朴树坐在对面的沙发上，他看着我，眼神像孩子一样，“我隐隐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我观察自己，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挑剔，越来越自私，目的性越来越强。我那个坏东西没有被我修走，只不过从这儿修到了那儿，埋得更深了。你以为它不在了，其实它在。”
这天早上，朴树还是起了个大早。他下楼到酒店的餐厅吃早饭，遇到一群泰国来的和尚。他发现，每一个和尚都在吃肉，眼神戒备，其中那位老师父坐在最中间，每一样食物都有弟子在伺候着。
朴树心里别扭，没待多久就回房间了。皈依12年之后，他仍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但是他开始用一种更加审慎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信仰。和当初的溺水者心态相比，现在他更愿意把宗教看作一个人和他自己、和神的对话。这种关系应该是让人自由的，而不是束缚人的。
“佛法束缚了我好多年。”他说，“如果佛教徒不能够心口相应，那么也不会得到解脱。骗别人容易，骗自己越来越做不到。我不能麻痹自己，我还是愿意自讨苦吃。”
他像少年派一样，一度以为到了那座佛形的狐獴岛，就是上了岸了。但不是的，派和朴树都要带着自己的老虎继续前进。
三、心中的老虎还在
“你心中的那只老虎还在吗？”我问。
“应该在。有时候我觉得我可以驾驭它，它在我的控制之内。有时候又觉得，根本不是这样。我奄奄一息过，它也跟我一起奄奄一息过。”
在那部著名的电影里，那只老虎几乎就和《卧虎藏龙》里的青冥宝剑是一个意思。它是人的欲望的象征，是危险的，有杀机，它带来恐惧，却也带来无穷的戏剧张力，推动人和故事的展开。如果没有老虎和宝剑，少年派早就死在大海上，玉娇龙也早就嫁给了猪头男人，成了鱼眼珠子。
朴树仍有欲望，他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2011年年初，朴树把家搬到了北京郊外。这是一栋有绿草坪的红房子，在这里，他又能够开始弹琴了，也试着开始写新歌。过了几个月，经纪人又来看他，他说：“这几年也歇得差不多了，该工作一下了。”
一开始，经纪人建议他赶紧做一张新专辑出来。但是朴树拒绝了。他的想法是，唱片时代已经过去了，未来是现场音乐的时代，再跟以前一样唱卡拉OK就太没劲了，必须做自己的乐队。
“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是很理解。”经纪人说，“你在台上唱，台下也听不出来什么差别，一样都是唱完拿钱走人。可他不，他说，他喜欢有人在他身边，这样的音乐可以控制快慢，才是活的。”
复出的第一场演出在2012年3月。那是海南的一个现场音乐节，朴树毫无现场乐队经验，根本都没怎么调音，带着三个乐手就上台了，他使劲唱，乐手使劲弹。据说，当时现场观众听着还行，但朴树在自己的耳麦里听着，觉得唱得一塌糊涂，砸锅了。演出结束，他虎着脸，连幕都没谢就走了。
挣钱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当年，朴树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出场费3-5万。到了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一下子涨到20-25万，只比当时全国最高的孙楠低一点点。那时候，他全国到处跑，一年挣个一千多万没问题。有时候，还有开发商找他唱，唱一场直接给一套房子。
大概2004年的时候，朴树就唱到了一套通州的房子。他花了一年的时间装修，把屋子刷成黑色的，又装上很多面镜子。搬进去住了两个月，害怕了，又扒掉重新装修。最后，装修来装修去，怎么都不满意，干脆卖掉了。
在朴树复出的年代，房子这样东西的价值感已经今非昔比。已经绝无可能再发生唱两首歌就换一套北京房子的事情，更何况，他自己住的房子都还是租来的。2012年，他唱了6场。2013年，更少，就唱了5场。还好，2014年的《平凡之路》突然火了，否则，还真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
朴树是个对大钱没概念的人。他能随随便便借给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二三十万，借条都不要一张。他也能几乎免费把新歌《在木星》交给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做宣传曲，得到一本侯导签名的杂志，视为珍藏。他推过我们都知道的一部著名的傻逼电影，做好的歌直接拿去用，500万。他还推过我们都知道的著名的真人秀，那个价钱，够他和他的团队不吃不喝干三年的。
但是，经纪人才是那个真正在算账的人。他太清楚做乐队要付出的代价了。因为朴树要求高，不允许旗下的乐手串场，那么为了保证乐手们的收入，他就要保证相当的演出场次。再除去差旅和杂项开支，这么算下来，他一年至少需要做30场现场演出。这个工作量的意思就是说，一年一共52个周末，他基本上每两周就要飞去外地演出一次。而这个收入，也不过将将够他排练、买器材、录制新专辑和拍摄MV的费用。
一旦把最初那两年的难关挺过去之后，朴树还是想做新唱片。这个项目，其实从2013年10月的北京演唱会之后，就开始启动了。
那之前的十年，朴树在所有的演出中唱的都是老歌。他一共就只有26首歌，连一场独立的演唱会都撑不起来，还只能找其他歌手一起合作。他是骄傲的人，当然不能够忍受自己靠十年前的资本继续行走江湖。
但是，要创作新的歌曲谈何容易。
实事求是地讲，朴树是一位没有受过正规音乐教育的音乐人。他的创作灵感、对和声框架的理解、对乐器色彩的判断，没有匠气和套路，全部出自他的审美的本能。通俗一点说，就是靠“感觉”。这个“感觉”，在足够年轻的时候，是他不可多得的天赋，但到了一定阶段，却成了他的难言之隐。
“在我小的时候，做第一张唱片，那时候我不是一个很好的音乐人，境界也挺低的，但是我还挺容易连接其他东西的。后来，我一度找不到那个东西了，要怎么样才能连接啊？我就不停地试。因为以前我过得很苦，那么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我让自己很苦就能连接到。过了一阵，我连接不到，就觉得好像也不对，我就做各种烂事，去试各种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连，什么时候不能连，一直在找那个规律。”
真要命。他就像段誉一样，伸着手指头，指望那个时灵时不灵的六脉神剑快快显灵。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哈利波特，无所不能。有时候，他简直怀疑自己就是个麻瓜，对音乐已经无能为力了。
“这就是朴树的短板。”李辉，前京文唱片总经理，朴树的老相识，他为朴树的天才倾倒，毫不讳言地认为朴树是中国仅有的两个音乐天才之一。不过，他又比其他人更敢讲出这位天才的有限性。
其实说穿了也没什么稀奇。这就好比专业运动员和踢野球的运动员的区别。朴树显然是后者，在他年轻的时候，足够自由，足够放纵，即便专业度不够，但他站在他那个高高的、决不接地气的唯美世界里，呕心沥血，拿命在做音乐，出来的东西也尤其动人，独一无二。一直到今天，若论《旅途》的深邃高级，或者《我爱你再见》的细腻优雅，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都是无法复制的存在。
但是，随着年龄和激情的消磨，这样的艺术家如果没有扎实的东西打底子，就会变得“很干”。
我记得很多年前，陈升接受《城市画报》的一个采访，提到说，他最欣赏内地的两个音乐人，一个是左小祖咒，一个就是朴树。我还记得他说，朴树的词曲都非常唯美，但他尤其担心一件事情：这个靠感觉来创作的天才，假使有一天感觉没有了，又该靠什么呢？只怕会陷入极大的痛苦和自我怀疑。
在印度的那次聊天，我把陈升的担忧告诉他，他没有讲话。半个月之后，我们在北京又一次见面，他主动跟我提到了这个话题。
“我现在的想法和陈升恰恰相反。”他说，“我们从小就被家长和老师教育说，感受是不靠谱的，不要感受，我们要去思考。但这几年，我接触了奥修的理论，他尤其强调觉知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有感觉才是真实的，知识分子的形而上反而应该是被摈弃的。他还说，艺术家是没有创造力的，他所做的事情只是把自我剔除掉，让自己成为连接宇宙的管道。”
“那你上一次连接到这个宇宙是什么时候？”
“做音乐的时候，我经常能连接到。我有这个天赋，我知道，它还在。但是，当我抱着目的性去完成一首歌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连接没有了。这些年，我不停地打磨我自己，在能够练习的部分日趋美妙和稳定，但是这个本能的和宇宙连接的信号，好像不太稳定。有时候，我会连接不到，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去找我自己的信号。”
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好像有点滑稽。眼前这个高大瘦削的男人，他有疲惫的神色和单纯的眼睛，可他和自己较着劲，一心想把自己看做一台滋滋作响的发报机，去捕捉空气中那一缕据说永不消逝的电波。
这当然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但好在，他的天赋仍能支撑他把这种感觉升华成音符，写进他的新歌里。在他曾经最崩溃的时候，他一个音符都写不出来。有朋友来看他，建议说，你为何不把这种痛苦写进歌里呢？朴树说，可是我不爱它，我要怎么写啊。
但是，几年之后，他仍然找到了自己的连接。他有一首新歌，叫做《no fear in my heart》，唱法嚣张又粗野，简直就是写给他心中那一只老虎的情歌。
“你在躲避什么，你在挽留什么……我坠入无底深渊，输掉一切……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它才能够诞生……there is no fear in my heart，god comes in my mind……”
好一个，当我心无恐惧，神灵便出现了。
说实话，这之前我一直在想，当一个人既没有了年轻时候的愤怒，又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脱，他要如何表达这种过渡阶段的探索呢？这是一种不确定的中间状态，也是很多艺术家在蜕变中会遇到的门槛。你很难抓到准星，表达得太重，会觉得自己的价值观不对劲，有错误导向，不表达吧，又憋着难受，拧巴。
或者可以这么说吧，20年前，年轻的朴树曾经以自己清白一片的人生阅历写过一首名字极其沧桑的歌，叫做《活着》。那时候，他理解的活着，就是对隔壁老张“吃饱就行了”的鄙夷。他站在原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愤怒，却不敢向生活迈开半步。
20年后，朴树44岁了。他终于懂得了活着的滋味，却一度再也写不出一首能够表达“活着”的歌曲。如今，他把自己从黑暗中归来的心路写进了《no fear in my heart》。也许，这就是他的44岁的《活着》——毫无疑问，它意味着痛苦的挣扎和自我的回归。
在出发去印度之前，我在微信上搜索关于朴树的文章。有趣的是，几乎所有人都对于他的“天真做少年”表示羡慕和认同，因之视他为榜样。竟无一人感到丝毫好奇，一个44岁的男人要“天真做少年”，这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孤独，可能是“一事能狂便少年”的勇气，还可能是在反复的自我怀疑中接受自我的拷问和淬炼。
无论如何，相信我，朴树固然还有他的天真和孩子气，这是他天性的一部分，但他确实已经是个饱经沧桑的中年人了。当一个人经历过精神的崩溃和自我的迷失，他不可能彻底完好如初，时光会在他身上雕刻下自己的痕迹。当他再回来的时候，他会看起来又老又小，但绝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他而已。若你认为他还是少年，要么是因为你不了解他，要么是因为你在他身上投射着对自己青春的缅怀。
两年前，朴树在深圳参加一个颁奖礼。年近50的许巍担任颁奖嘉宾，递给42岁的朴树一个滑板形状的黄色奖牌。这个奖项的名字叫做“青春榜样奖”。朴树穿着格子衬衫和皮夹克，留着寸头，拿着滑板，看起来有点尴尬。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两三年前，我参加一个活动，主持人问我什么是青春，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顺嘴就说，对不起，我的青春期还没有结束，我没法回答你。但是到了今天，我的青春已经过完了，我还是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哪儿跟哪儿啊这是……我想起几年前写过一首歌，名字叫《狗屁青春》。我已经不年轻了，我不知道我的心智有没有变得成熟，但是我已经是个大叔了，不是很适合来领这个奖，但我还是感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