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游击队呀，快带我走吧，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三十六岁的斯洛文尼亚摄影师Matjaz近年来常在中国拍摄，他留着刻板印象中20世纪巴尔干男人的小胡子，大家都叫他老马。这里没有太多人听说过斯洛文尼亚，他总是说他来自于南斯拉夫。
“接着很多人就会开始对我唱《桥》（1969年的南斯拉夫电影）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老马说。这首曲子虽然是意大利二战时期的反法西斯名曲，在中国却因这些游击队电影攻陷了一代人的情感，而成为了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象征。
出生于毛时代后期的一代人，少年时代的文化生活并不丰富，从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引进的为数不多的译制片，被视作珍宝。游击队电影在1980年代进入中国，因其叙事节奏快、故事复杂，区别于早年引入的社会主义电影的情节扁平、人物刻板，受到热烈欢迎。男孩们在课后扮演《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Valter brani Sarajevo，《瓦尔特保卫塞拉耶佛》）电影中游击队员的角色，想象着像里面的英雄一样牺牲。他们乐此不疲地对接着暗号：“请给我放大一张我表妹的照片！”，“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就要来了”……那些电影塑造了一代人的记忆，让他们对南斯拉夫有着童年乡愁般的亲近感。
当199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北约）的战斗机在贝尔格莱德上空盘旋时，那些电影中的记忆在一代人的情感结构中再一次被唤醒，而这时的“霸权”，变成了美国。
北京时间1999年5月8日早晨5点，北约又一次空袭贝尔格莱德，从不同方向落下的五枚炸弹穿透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四枚当场爆炸。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名中国记者死亡。国内报出了这则新闻后，以学生为主的游行示威活动在全国各大城市爆发，史称“5·8事件”。
同一年，来自塞尔维亚的南斯拉夫足球教练桑特拉奇（Slobodan Santrač）执教于中国甲A联赛山东鲁能队。媒体人“有鬼君”回忆起5月8日刚过没多久的一场比赛，鲁能队主场的赛场上高高举起了“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横幅标语，球迷们对鲁能队的支持，与对南斯拉夫的支持建立了强烈的情感连结。比赛结束后，观众席群情激昂地唱起了《啊朋友再见》。体育记者采访桑特拉奇时，他非常感动，没有想到南斯拉夫被北约轰炸，在遥远的中国竟唤起了这么多支持。2016年这位教练去世时，仍然有媒体在新闻标题中把他比作瓦尔特。
我把这个有意思的“错位”告诉老马，他讥笑说，“这些人不知道塞族军队在萨拉热窝围城战期间杀死了多少瓦尔特！”
互联网还并不发达的1990年代，普通人获取信息的途径非常有限，普通中国公众对遥远的巴尔干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知之甚少，人们不知道牵动他们对南斯拉夫最炽热情感的萨拉热窝，已经脱离了这个即将消失的国家，彼时的南联盟仅仅剩下了塞尔维亚和黑山。中国在当时是最反对北约空袭行动的国家之一，自前南斯拉夫1990年代初爆发内战开始，中国官方媒体报导就区别于西方主流媒体谴责塞族对其它民族的侵略的“人权”视角，而是以“主权”为框架对西方肢解南斯拉夫表达愤怒。1999年3月爆发的科索沃战争中，北约轰炸南联盟的导火索——塞尔维亚在科索沃制造的种族清洗并不广泛为公众所知。中国媒体报导主要把科索沃作为“分裂势力”，背后体现出当局对中国西藏、新疆等地边疆族群的隐忧。于是，这场战争更多地被中国公众理解为“世界警察”美国对南斯拉夫发动的干涉战争。
不过，刚刚“与世界接轨”的中国，外交战略上并没有野心，在国际秩序中的影响力更远不及今日。现任教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的历史学者宋念申在1999年刚大学毕业不久，正在《环球时报》工作，在他的回忆中，当时中国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报导很少，中国公众普遍缺乏国际视野。直到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那场战争才广泛引发关注。
宋念申记得5月8日中午，他正给父亲庆祝生日时，接到电话被紧急召回报社制作专题。《环球时报》驻南斯拉夫记者吕岩松是轰炸当晚大使馆中唯一幸存的中国记者，他彻夜连线发回了第一手关于受难同胞的现场报道，那一期报纸大卖。这一事件也改变了当年很多报人的认识——中国公众对国际政治新闻的需要已经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了。
戏剧工作者黄佳代1999年时在上海读大一，她在学校里亲历了那个“5•8事件”的现场，同学们激愤地走上街，准备去“创造历史”。她后来在贝尔格莱德和上海分别做了两个关于这场战争的剧场。
“谁是引导南斯拉夫人民走上民族解放的伟大领袖？铁托。但是，高中政治考试的题目后来变了。谁是南斯拉夫维护国家统一、反对霸权、英勇抗争的民族英雄？米洛舍维奇。”她在脚本中写道。米洛舍维奇在1990年代经历学校教育的一代中国人心目中，是维护国家统一、反抗美国霸权的英雄。因为课本上是这样说的，这样答题才能得到政治课考卷中的那“两分”，中国与南斯拉夫的伟大社会主义友谊也被这“两分”牢牢地巩固着。
吊诡的是，在整个毛时代，南斯拉夫从来都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正相反，它一直被中共当作修正主义的反面典型批判。官方文宣中，南斯拉夫被控诉为“背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花几十亿美元豢养的帝国主义’走狗’”。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交恶，中共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罪状之一，便是苏联跟南斯拉夫重修旧好，而中苏关系的破裂，也进一步使莫斯科和铁托的南斯拉夫紧密了起来。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王炎的回忆中，《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在1973年已经作为“内参”，与诸多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电影同时被引进，供领导人观看，但它们被当作“个人英雄主义的毒瘤”迟迟未公开，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后才进入电影院。
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所有的“道路之争”冰释前嫌。
在1980年代的记忆中，1960年的“中苏交恶”不再是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意识形态之别，而是面目模糊地统一呈现为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反对。
中国的市场改革则把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主义”道路列为重点模仿对象，南斯拉夫的游击队电影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成为了集体记忆中难以抹去的情感底色。
于是，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友谊，在人们的记忆里突然变得贯彻始终，坚不可摧。人们恍然大悟般“发现”南斯拉夫甚至比中国还要更早地认识到苏联的“帝国主义真面目”。后知后觉的钦佩感让一则政治八卦在坊间流传着：毛泽东曾称赞铁托是“铁打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形象就这样被重塑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勇于对强权说“不”的。他们先是英勇抵抗法西斯，又不屈服于苏联的强权，现在又在美国霸权面前挺直了腰杆。
铁托、游击队和南斯拉夫留给这代人的不屈不挠印象，伴随着南斯拉夫老电影带来的亲切感，顺理成章地在1990年代对接到了联邦解体后继承南斯拉夫国家机器的、塞尔维亚人主导的南联盟。
多年以后，中国民间一部分左派对美国自由民主进一步幻灭，对社会主义阵营洋溢着乡愁，他们甚至把米洛舍维奇表述为“最后的布尔什维克”。
在《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老钟表匠谢德看着和其他市民一起死在萨拉热窝广场的女儿，明知上前认领，德军就会在后面开枪，还是迎面走了上去。德军举起枪的一刻，谢德身后的萨拉热窝市民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过去。这是1950年代出生的学者和剧作家黄纪苏在这部电影中最难忘的一个场景。
黄纪苏向我回忆起这个场景，“这种’对强权说不’的精神，对我触动很深”，黄纪苏说。他记起1999年，中国大使馆还未被击中前，电视新闻上播放着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的影像，正在读小学的儿子问他，“美国厉害，还是南斯拉夫厉害？”这个问题让他苦恼了很久，“为什么儿子不问谁对谁错，而问谁更强？”在他看来，这一定程度上是1980年代精英主义教育的结果，人们开始抛弃公平与正义的理想，转而追求成功与强权。
黄纪苏在2000年写就的轰动中国知识界的话剧《切·格瓦拉》，正是在赞颂格瓦拉那注定失败的“以不足百人的游击队挑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使徒精神。剧本的第一幕就出现了北约轰炸南联盟。贝尔格莱德市民胸戴靶心图案，手拉手出现在大桥上，飞机轰鸣，舞台屏幕上幻出许多小小白色同心圆——靶环。飞行员话外音：“目标锁定，目标锁定，准备投弹”。这很难不让人想起《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那一幕。
“如果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我想当时的情感体验跟客观现实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二十年后再回溯，黄纪苏认为，“国际社会如何对人道主义灾难进行干涉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但在当时，无论是南斯拉夫，还是美国，都是作为符号进入了中国人的情感经验”。
对南斯拉夫的共情，是一个“外部问题内部化”的过程。
冷战结束后，中国暴露在美国主导的不均衡的世界体系之中，人们心目中的“民主灯塔”被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事件击碎了，自此开始了对自身位置的体认，继而将那场冲突纳入到自身的情感结构里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学生冲上相辉堂（复旦大学校内最大的礼堂，标志性集会场所）的主席台，悲愤地喊出’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全场激情澎湃地附和。此前只有在拍摄于六、七十年代的电影里才看到过这样的场景。”那个场面给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张昕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1999年在上海复旦大学读研二，并兼职给本科生做辅导员。“集会散场后，学生们还在礼堂前面的草坪上徘徊很久，迟迟不肯离去，”张昕回忆5月8日那天的场景。
5月8日当天傍晚的北京，示威者已经在北京美国大使馆门口聚集，人行道的地砖被示威群众纷纷撬起，向使馆掷去。上海、沈阳、成都的大使馆都被围堵，成都的抗议者甚至在美国总领事的家放了把火。没有领事馆的城市，示威人群把宣泄的目标锁定在麦当劳。
“打倒美帝国主义”、“北约是纳粹”、“中国人民不可辱”、“洗雪国耻、抗击侵略”等标语在激愤的抗议人群中随处可见。现任教于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的赵志勇1999年正在武汉大学读书，武汉没有美国领事馆，只有位于汉口的法国领事馆，他记得他的同学走几小时路到法国领事馆示威，一位同学鞋子走坏了，光着脚从汉口走了回来。
那一年，人们正沉浸在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的“融入世界”的想象之中，美国更是以可口可乐、麦当劳和好莱坞所表征的理想社会。1986年就开启的旷日持久的“入世”谈判（WTO即“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在当时被简称为“入世”，在语义上与“融入世界”紧密相连），寄托着整个中国社会“融入世界”的想象，也承诺了普通人幸福生活即将到来。1999年3月26日，在北约发动针对南联盟军事行动的第二天，白宫匆匆宣布了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将于4月6日造访美国的消息。朱镕基赴美进行“入世”谈判，是中国总理15年来首次访美，试图以种种妥协条件换取美国的支持，但最终无功而返，此时离5·8事件，只剩下不到一个月了。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经济一体化随着苏东阵营倒塌而畅通无阻地前行着，全球资本主义之外，不再有其他想象空间。随着199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加速，中国的经济系统也被迅速纳入全球市场之中。
王炎认为，1980年代被浪漫化的西方，在1990年代变得越来越真实可感。“‘入世’在那时进入了前期准备阶段，它要求中国遵守国际经济秩序”，王炎回忆起那时的北京出现了包括摩托罗拉在内的大量外资企业，而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吉普公司合资，大量技术不达标的老工人因此下岗，“影像中的‘美国’突然在朝阳区呼家楼（北京汽车制造厂所在地）变得那么真实，中国人产生了‘世界’的直接经验”。
1992年开启的所有制改革，在国企转型制造的大规模下岗潮、贫富分化等问题中呈现出社会的阵痛。
“美国在象征意义上内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黄纪苏说，“美国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参照系，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在人们的集体意识中自然被怪到美国身上。那个事件也是内部积蓄的问题借“反帝”作为动力的一次爆发。”
一些承载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市场化畅销书开始出现，如《中国可以说不》。整个1990年代的社会变迁都在为世纪末的那个5月做着情绪上的准备。
中国大使馆在贝尔格莱德的废墟就像是留给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一个伤口，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年屈辱”的外交史一幕又一幕在这个伤口映照下浮现了出来。1999年5月，正逢“五四运动”80周年，一战后，中国人民对主张“民族自决权”的美国威尔逊总统（Woodro Wilson）报以热望，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出席巴黎和会，等来的却是列强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胶州半岛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
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启蒙”与“救亡”的变奏，“启蒙”自1980年代以来被反复重访，而“救亡”在1999年这个时刻再度被激活。
“弱国无外交”的屈辱体验就像一个幽灵飘荡在了80年后的1999年那个五月，二十世纪生发于第三世界的、具有左翼进步主义色彩的反帝民族主义浪潮，也在“历史终结”后重新显影。
一个常被知识分子提起的关于那个事件的记忆场所，是著名话剧导演田沁鑫的剧作《生死场》，它改编自二十世纪著名左翼女作家萧红的同名小说，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战场抗日战争为背景。1999年5月《生死场》在北京首演时，那段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在演出结束的一刻被观众集体转译为反抗美帝国主义的现场——反美口号声随着激动人心的剧场高潮响彻全场。百年积贫积弱的悲情，在那个春夏之交被唤醒，击碎了人们“历史终结”后重新被世界接纳的幻想。
自“五四运动”以来就是中国社会运动和思潮发源地的北京大学，学生在“三角地”打出一条标语：“不考托（托福），不考寄（GRE），一心一意打美帝。”“三角地”位于北京大学的中心地带，是北大曾经最重要的精神角落，因为学生活动集中而闻名，也是1970-1980年代学生组织游行的必经之地。事实上，1990年代后期，“三角地”已经被“托福”、“GRE”的广告占满。媒体人华少瀚在1999年时，是北大考古系一名大二学生。他记得那几年正是“新东方”迅速兴起的几年（“新东方”1993年成立，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英语培训公司），“新东方”做托福和GRE的考试培训起家，它的成功凝聚着那代精英学子的赴美留学梦。
但是，冷战的结束封堵了所有路口，并没有其它选择了。“别忘了，我们后来赴美取得签证的地方，正是5·8事件时学生们冲击的旧使馆址”。出生于1980年、如今任教于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的王璞回忆起“5·8”的创伤，感慨这一代人尽管开始了反思，却依然或迟疑或急迫地成为了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驯良主体，自欺历史总是线性向前的。
在2001年末中国正式成为WTO一员时，整个社会仍旧陷入了狂喜。
不过，5月那场由全国各高校主导的游行，在不少人当时在校读书的人看来，更像是一场上面操纵的行为，煽动并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巩固其合法性。
在此之于春夏之交爆发的事件，最终以压制的方式结束。而作为执政党，也不得不因此需要面对多重合法性危机。
1999年5月8日，三名受难记者的遗照在电视上滚动播放，悲愤之情从大众传媒弥漫开来。在不少在校生的回忆中，那几日的游行在很大程度上是校团委组织的，极有秩序。每个学校被分派名额，分发投掷领事馆的鸡蛋，大巴接学生前往使馆区，示威范围指定于英、美领事馆中间的路线，并要求在指定时间内结束示威返回车内，由下一个学校的学生登场。也因此，当年参与的学生，成为了学校中“清醒者们”所不齿的“被洗脑”对象。在一些人的回忆中，当时不少持自由主义立场的高校老师，在课堂上劝阻学生不要被利用。
1990年代突飞猛进的市场化改革，转移了人们的政治注意力，蓬勃于1980年代的人文精神在国企改制和“下海”大潮中走入了低谷。民主没有到来，但是人们却彻底从体制中“解放”了出来，成为了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理性人”。
曾经为自由民主而奋斗的理想主义者们，也在市场化浪潮中开始放下了十年前的政治包袱。
与此同时，爱国主义教育在大学和中学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个背景下，1999年学生的反帝爱国情绪，被后来的不少研究者指认为中国政府借力而为的工具化议程，在集体记忆中清扫此前的政治阴霾。
然而，对那波民族主义情绪的简化与轻视，似乎既不能涵纳那场运动的异质性，也无助于理解民族主义本身在那个语境中所体现出的歧义性。
许多政治立场并不明确的学生，把1999与看作是与之前等同的街头运动，是释放青春期荷尔蒙的嘉年华。“有人说，当年，其他学校学生骑着摩托扛着大旗从我们操场边开过去，冲着我们喊，小绵羊。今天我们可得把这口气挣回来！我很激动。……我觉得终于轮到我们创造历史了。”黄佳代在剧场的脚本中写道。而王炎在游行现场的感受是，这场运动有高度狂欢和即时表演性质，的确像是对之前运动的模仿。
“北大上街游行的不少学生，与其说出于爱国主义，更像是一场政治宣泄”，当时在北大读大四的石可说。石可现在是一位诗人、学者和戏剧工作者，1999年时，他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比起爱国主义情绪，自由主义话语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占据主流”，他回忆，整个90年代，政府和学校间的默契是“运动不出校”，而1999年被允许上街就成了一个“出口”。
这些人走上街头，就像是对那场运动的一个嘲讽——他们不假思索地继承着自由主义的认识框架，认为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是美国在解放威权国家。于是，长久压抑的政治不满就混杂在反帝爱国主义的大潮之中，一同宣泄了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主义修辞为民众运动打开了一定话语空间，让他们在官方辞令的保护下可以展开自己的议程。然而当官方意识到这场“民族主义运动”已经超越了其所设置的议题范围时，运动开始不被鼓励
——游行在两日后被叫停，北京的美国、英国领事馆，就被武警和人民解放军保护了起来。
张昕记得，学生得到校方允许有序上街游行后，作为辅导员的他，还是接到学校任务要尽量劝阻学生。而黄佳代的回忆中，学校经常出尔反尔，说好下午要组织学生去游行，而后又会马上取消。不少高校甚至组织了讲座，对学生宣讲什么是“理性爱国”和“负责任的民族主义”。
当中央政府试图息事宁人，接受克林顿（Bill Cliton，柯林顿）政府的道歉和对死者家属的赔偿时，民众的愤怒情绪又一次被引向了高潮。
在反抗帝国主义霸权与捍卫主权国家利益的语言驱动下，诞生于社会的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国家的外交战略出现了明显的间隙，十年前国家与社会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在十年后被“爱国主义”修辞弥合了，它事实上仍然隐匿地延续在这场运动之中。
人民网下属的“强国论坛”在大使馆被炸后，未经中宣部、新闻办批准，就立刻开办了起来。出生于1960年代的民间左翼学者老田是“强国论坛”的第一批使用者。他记得，上面开始出现了不同声音的文章，最醒目的是民间爱国主义者对官方的批判。除了不满于官方对国家利益捍卫不够之外，论坛上也出现了对改革开放时代开启的对外关系路线的反思。老田认为，邓小平一改毛泽东立足于第三世界的国际秩序想象，与美国进入了蜜月期，西方的社会蓝图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引路灯塔。老田认为，
1999年是批评官方的民间左翼开始浮出水面的一年，很多人在论坛上参与了对国际秩序的诊断与思考，毛时代反帝的记忆在沉寂多年后重被调动了起来。
这个以“反美”为驱动力的民族主义情绪在2001年的“9·11”抵达高潮。经历了1999年的“炸馆事件”，2001年4月的“南海撞机事件”再一次点燃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愤怒，到了同一年的9月，这场“恐怖袭击”在中国公众眼中是“恶有恶报”——美国四处干涉的结果。互联网的发展让人们的情绪更容易碰撞、汇集，本·拉登一时间被年轻的中国网民涂上了浪漫主义色彩，成为了“反帝英雄”。彼时在北京大学读大三的张哲记得，双子塔被撞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食堂里吃饭，学生们纷纷放下碗筷欢呼雀跃，为这个时刻拍手称快。
这种民族主义被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中国研究学者Johan Lagerkvist命名为“大众民族主义”。在Lagerkvist看来，
1990年代孕育了中国新一代民族主义者，区别于当局收放自如的工具化“国家民族主义”，大众自发的民族主义自此成为了中国制定外交政策的精英们必须应对的力量，甚至有时不得不改变政策以回应民族主义浪潮的要求。
王炎也认为，1999年大使馆被炸事件标志着民族主义不再被国家所垄断，它开始成为具有高度能动性的民众力量——尽管它不一定总是正面的。
思想史学者汪晖在1999年时担任中国重要思想刊物《读书》杂志的主编。大使馆被炸后，他在《读书》组织了一场知识界的讨论会，却发现跟他同代的出生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准备好回应这个事件。“人权普遍主义论述占据了核心地位”，汪晖说，他记得在听到有学者在那场讨论会中朗读康德时，啼笑皆非。王炎也记得那时他在北大法学院旁听时，讲台上的教授讲起抽象意义的人与历史意义的主权的对立，并把美国对科索沃的干涉描述为“正义战争”。他理智上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与大使馆被炸在情感上带来的“被侮辱与被损害”体验，在那一刻形成了强烈冲突。
“大使馆被炸，一下子让我从1980年代走了出来”，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的梁展，告诉我。他在1999年时正读研究生，研究哈贝马斯。
事实上，不只是梁展，中国很多1970年代出生的左翼知识分子，都把那个事件作为思想轨迹的转折点。对帝国霸权的感知，为日后的理论提供了情感经验。
1980年代在知识分子的记忆里，是最好的时代。文革结束后，思想文化领域百废待兴，掀起了一股“文化热”。国家主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地清算“文革”，为市场化改革做思想和制度的准备；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也主导了一场“新启蒙运动”，在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驱动下，誓要将“人”从集体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两支同构的思潮都在带领中国重新探寻现代化的方向——社会主义实践在那个历史语境之中被视作“反现代的”，而西方（尤其是美国）则是象征着“现代的”彼岸世界。
80年代末期的春夏在象征意义上标记了1980年代自由主义思想的高潮，坦克与学生，就成为了历史的注脚，让知识阶层陷入了无止尽的对那个时代的哀悼、惋惜与留恋。
在1999年，梁展回忆，北约开始轰炸南斯拉夫之际，他和身边的大多数有着共同情感结构的知识人一样，并不清楚战争始末，而是在自身“民主化运动未竟”的惋惜之中，想象着美国正在给另一个威权国家带来自由。而当时正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纪苏也记得战争伊始中国知识界对美国一边倒的支持，同情南斯拉夫的他在“5·8事件”发生前，写了游行申请书递交到警察局，希望向外界展示中国知识界里有不同的声音。不过，游行在那时未被批准。
当象征着民族尊严的中国大使馆被北约轰炸，如同一记耳光打了过来，对美国霸凌的愤怒，与被美国背叛的屈辱感一起涌现。“全球秩序问题是我们这代人最深重的问题，起点就是1999年5月8日”，梁展说。王璞也认为，从科索沃战争到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再到9·11……，在世纪之交进入知识界的一代，国际政治深深地嵌入他们的精神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