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文化:如何看待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英国史作品,比如丘吉尔的《英语国家史略》、大卫·休谟的《英国史》?
钱乘旦:到目前为止,翻译过来的英国通史,没有一部是让人非常满意的。
翻译作品从民国时期就开始了,比如钱端升翻译屈威廉的《英国史》。但是那些作品太旧了,其中的观点早就被英国历史学家摒弃了,为什么现在还要重新翻译这些作品呢?至于休谟的《英国史》,休谟本人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他是在此基础上写历史的,他的作品不是纯粹的历史学作品。同时,休谟是18世纪的人,很多历史问题在18世纪是看不清的,不能站在18世纪的立场上看英国史。他的书使用的史料也有限,而且都比较旧,当时的一些重要史料要到以后才能看到。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翻译过一些英国史作品,比如莫尔顿的《人民的英国史》,代表的是英共的立场。此外还翻译过苏联学者塔塔里诺娃的《英国史》,但这部书的断代是1640-1815年,不能算通史,它带有很强的苏联色彩。
“文革”结束后,翻译作品在各个领域中如井喷出现,而最早出现的英国通史译作就是《英语国家史略》。丘吉尔是一位保守派政治家,他的历史观充满了保守主义色彩。
有一部单卷本“英国通史”被译成中文,即肯尼思·摩根主编的《牛津英国通史》。摩根是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他的这本书从公元前55年一直写到1983年,内容涉及到英国历史的诸多方面。但是,对不了解英国历史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起不到蒙学的作用,因为内容太多而每一个内容都只能一带而过;对于专业的英国史学者来说又太浅了,因为讲不透。
腾讯文化:您刚才提到一些史学作品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立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写作,是否会得出不够客观的结论?
钱乘旦:这个问题本身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要问:哪一部历史学作品不带有自己的史观或意识形态?谁是客观的?
有人说苏联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但是西方作品也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只是意识形态不同而已?真正的历史学家出于完全的学术立场来讨论问题,但他坚持某种史学观点而反对另一种史学观点,就赋予意识形态的色彩了。因此,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按照学术公正、平等争论的原则来开展学术活动,就必须接受与自己不同的学术观点,不是说赞同别人的观点,而是承认其他观点也可以存在,不用意识形态进行评判。
英国学者蓝诗玲的近著《鸦片战争》中提到,在英国的中学历史课本里,找不到鸦片战争的内容,这不奇怪。因为它体现着西方的意识形态。
所以刚才提到的那些翻译作品,有社会主义的,才有保守主义的,有自由主义的,这些都是不同的史学流派,都带有各自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说只有苏联的历史书才有意识形态。
腾讯文化:相较之前的英国史,这套《英国通史》是否有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
钱乘旦:这是肯定的。这部通史是从史前写到现在,在内容上有极大的拓展。而且,这部书吸收了近些年国内外的大量研究成果。
英国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或历史人物的评价经常发生变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对英国人的看法有些赞同,有些不接受,有些则有所修正。比如,对于工业革命,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一些很奇怪的说法,我们不能接受。
再比如,关于大宪章,我们和大部分英国历史学家持有相同的见解,但和社会流行的说法完全不同。在13世纪的英国封建时代,大宪章既不代表自由、也不代表平等,而是王权和贵族长期对抗的一次事件。这件事变得重要起来,不是在当时,而是在后来17世纪英国革命时,大宪章被拿出来作为革命的合法性依据。我前面说到,英国人喜欢拿过去的事情作为现在的合法性依据。
总之,六卷本《英国史》是一部体现中国学者自己对英国历史看法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