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琢如磨
这篇文章选自龙应台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演讲。但愿你能有耐心读完一个中年人给你的温柔提醒，哪怕其中只有一条对你有用。我知道每个人骨子里都有一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冲劲，但，兼听则明，过来人给你漫无目的的行走，一张人生的地图，一路上能少一点沮丧多一点顺畅。
年轻人固然迷惘，你走到中年的迷惘，更复杂。
假设时间是一条流动的大河，今天的你们站在大河上游，我站在下游，已经走过中间的夹岸桃花也看过漩涡深处的黑洞；你们有一天会走到我今天的位置，那时我已不在，就如同当我走向素书楼去修复它的时候，钱先生早已不在。
可是在中年迷惘之后，我觉得我比从前更有能力理解钱穆。
所以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十三件事，很可能也要等你们亲身经历时代性的迷惘之后，才明白；所以今天就姑且听听吧。
我会比较多地提到钱穆先生，做为我从素书楼走到新亚书院对他的个人致敬。
不要跟第一个你爱上的人结婚，但是不妨爱上你后来结婚的人。
二、随时准备对赞美你的人说 Thank you, no
如果有人对你说，因为你特别棒，譬如声音特别好听、观念特别正确、信仰特别纯正，所以请你出来带领呼口号。
说：Thank you, no.
否则，有一天你退休了或者工作被人工智慧拿走了，你就一无所有，是一口干涸龟裂的池塘。
世界上最穷的人，是一个不会玩、没有嗜好的人。当你老的时候，就是一个最让人不喜欢的孤独老人，因为你像一支干燥的扫把一样，彻底无趣。
越老越难交朋友，越老求知欲越低，所以，结交几个求知欲强大的挚友，只有“青春正好”的现在可能做到。
大家都说大学四年是人生的“黄金”四年。我年轻的时候以为，这指的是，我们终于有了谈恋爱的自由。后来发现，我错了，恋爱随时可以谈，到老都可以，但是，人生中唯一的自由时段，容许你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全身燃烧地疯狂求知，就只有这四年。
这段时间一过，人生的种种责任像一条看不见的绳索，紧紧套住你，相信我，这一套就是一辈子。
五、一个人一株树，把“孤独静处”当做给自己的奖赏
钱穆教小学生写作文，把学生带到松林间的古墓群里，要每一个学生选一株树坐下来，然后开始孤独地“静”。
片刻之后，他问学生是否听见头上的风声？学生说没注意。他要他们再度静听。
过一会儿，他跟学生说，这里上百株松树，风穿松针而过，松针很细，又多空隙，“风过其间，其声飒然，与他处不同，此谓松风。”
我喜欢看星星。不看星星的人以为，只有在特定的日子，譬如流星雨，才看得到流星。
事实上，任何一个晚上，你挑一片没有光的草原，躺下来凝视天空，只要凝视得够久，你就会发现，流星很多、很多，每天都有。
离开青春校园之后，你会踏上一条电扶梯，电扶梯有个名字叫做“努力”。这个电扶梯一直往前，不断向上，没有休息站，没有回转站，没有终点站。在名为“努力”的电扶梯上，你的心不断地累积灰尘，努力和忙碌的灰尘，一层一层在不知不觉中厚厚地盖住你青春时明亮如清水的那颗初心。
唯一可以除尘的时刻，就是你孤独静处的时刻。
流星其实一直在那里，谁看得见、谁看不见，唯一的差别只在于：你有没有为自己保留一片孤独宁静的田野。
在没有声音的时代里，多做华歆；在聒噪喧哗的时代里，多做管宁。
热情奔放，本来就是青春的特征，当然是天经地义的，美好而值得爱惜，但是要发烧的时候，不妨先自浇一桶冰水，冷一片刻，再做决定。大家知道世说新语里“管宁华歆”的故事。两个人一块读书，外面一有风吹草动，华歆就跑出去看了，管宁跟他“割席”而读。最后两个都很有成就。
不是说不能做那个放下书本去凑热闹的华歆——我自己就比较是个不专心的华歆吧，但是你至少得知道，这世界也存在“八方吹不动”的管宁一个选项。
七、为了“正义”，冲出去，冲出去之前，先弯腰绑个鞋带
绑鞋带的时候，你就有半分钟可以想几个问题：
“正义”和“慈悲”矛盾时，你怎么办？两种“正义”抵触时，你怎么办？
譬如在饥荒的时候，你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少年抢一个老妇人手里的一小袋米，老妇人摔倒在地上悲伤地哭泣，而少年，因为饥饿，他的腿浮肿，几乎站不住，全身发抖，也拿不住米袋。
逮捕那个少年是不是正义呢？
譬如你旅游时当街被抢了一百块钱；你可以指认那抢你的人，可是你也知道在那个国家里，抢劫一百块是要被枪毙的。你要不要指认？
譬如，对一个恶人没法可治，于是索性用另一个恶人去打死他，这是不是正义呢？
譬如，如果正义其实夹杂着伪装的复仇，你该不该支持呢？
如果正义同时存在两种，而且两种彼此尖锐抵触，那么正义的最终依靠究竟是什么，你有没有个定见？
如果鞋带绑好了而对这些问题你一概不知答案，那就……再绑一次鞋带。
蔡元培在1917年开始担任北大校长。那一年学校里有个聪明又认真的大二学生叫做傅斯年。他发现教“文心雕龙”的那位老师不太懂文心雕龙，错误很多，学生就商量怎么把情况告到校长那里去。
首先要有证据。听课做的个人笔记不能当作客观证据，于是有人辗转取得老师的全本讲义，交给傅斯年，傅斯年一夜看完，摘出三十九个错误，做为呈堂供证，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
这是学生集体对付老师了，你觉得校长蔡元培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冲突？
傅斯年自己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学生们判断，校长有可能怀疑这三十九个挑错不是来自学生，所以学生就组织起来，分组备课，把三十九个错误的说明模拟个清清楚楚，等著校长召唤。
果然，蔡元培担心这个行动会不会是教员之间的攻讦，学生只是棋子。他把傅斯年和其他学生全部找来校长室，针对那三十九个错，当场一一考试，学生对答如流。
接下来呢？
校长立刻给教授难堪？或者看见校长不立即处置，学生开始鼓噪？结果是，蔡元培按兵不动，学生也耐心等待，那位老师继续上课，但是调课的时间一到，老师就被调走了。
这件事，无处不是尖锐的冲突，无处不是可爆燃的干柴，可是你看到几件事：一、学生冷静地准备证据，二、学生信任而耐心地等候结果，三、校长依证据办事，四、校长做到改革的结果却又未伤人尊严。
真的有本事、有自信的人，做得到“外圆内方”。
年轻的时候，譬如写《野火集》的时候，当我说“容忍比自由重要”，那是对权势者说的，呼吁掌权的人对异议者、反对者要容忍。
这句话，对今天的掌权者，还是要不断地说，不断地说，不断地说。
但是同时，“青春迷惘”之后，发现很多异议者、反对者，即使身在牢狱也相信自己拥有强大的道德力量，而正是这份对自己道德力量的强大自信，既支撑了他，也同时使得他往往对与他意见不合、他自己的异议者无法容忍。
从青春走向初老的路上，看到太多曾经被压迫的反对者以“自由”的旗帜来排斥反对者的反对者。
也就是说，我的“中年迷惘”其实就重复了胡适之的发现，他在1959年“自由中国”的十周年纪念会上回答殷海光的问题，说，他主张容忍比自由重要，不仅只是对压迫言论自由的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主持言论自由”的人说的。
容忍是双方面的，绝非单方面。
十、下山比上山难，下台比上台难；退场比进场难，结束比开始难
我才刚刚去登了屏东的大武山，3092米。上山的时候，虽然艰辛，大家还可以边走边笑边看风景。下山的时候，却一片安静，因为你要看着你的脚每一步落在什么地方，每一个石头都是滑的，每一块土都可能松塌，一不小心就会坠落山谷。
同样一条山路，下山需要上山好几倍的注意力。
进，需要勇气；退，需要智慧。缺一不可。
人类学家，不会急著做价值批判；他一定先问“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就是夜半丛林遇到鬼拍肩膀，他也要抓着鬼的衣袂飘飘，问清楚这鬼的阴界来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