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丨刘志来、周巩固：《论麦考莱的浪漫主义史学思想》

麦考莱

论麦考莱的浪漫主义史学思想

刘志来  周巩固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5年01期】

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Macaulay，1800-1859）是19世纪中期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成名作《自詹姆士继位以来的英国史》（下文简称《英国史》）讲述了光荣革命前后十余年的英国历史，史实详尽，文笔优美，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被誉为“自吉本以来在英国语言中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最近，麦考莱的《英国史》被译介到国内，已经有两个版本的中译本问世，足见学术界对其重视的程度。大多数学者对麦考莱的认识限于他是一位辉格史家，这固然不错，但从其历史著述的表现方式而言，麦考莱也是一位浪漫主义的历史学家。对于麦考莱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的研究和评价，国内学界的研究还较为匮乏，国外学者的观点则存在明显的分歧。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弗斯（Charles Firth）是批评麦考莱的科学派史家的代表，他指责麦氏“走向了极端，忘记了历史学的科学因素，只考虑到文学因素”；另一些学者如赛耶（Thayer）、格里芬（Griffin）则为麦考莱作为历史学家的声誉辩护，与弗斯的严苛评价相反，格里芬认为麦考莱的历史著作具有科学和理论的内涵，其学术性是他名声的保证；还有一派学者的观点较为综合，以普朗布（Plumb）和詹恩（Jann）为代表，他们认为麦考莱的史学著作兼有学术性和文学性或者说科学性和艺术性。笔者倾向于最后一种看法，但笔者认为，麦考莱在历史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之间不是没有偏向的，他更为强调史学的艺术性，麦考莱是一位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以历史学的艺术性为主要追求目标的浪漫主义史家。为了阐明这一观点，本文首先分析了司各特对麦考莱的文学影响，然后着重阐述了麦考莱浪漫主义史学的理论主张和表现手法，随后探究了其历史著述中事实与想象的关系，最后说明麦考莱浪漫主义史学的地位和影响。

19世纪初期正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盛行的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强调表现作者的主观世界，重视想象和情感的功能，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注意运用夸张等文学手法，追求奇特的情节、异域的风情、强烈的正反对比和充沛的情感。当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扩展到小说领域，出现了像司各特这样影响巨大，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的文学作品对麦考莱的长期耳濡目染使得后者具有同样的浪漫主义气质。

对于麦考莱而言，司各特既是他从年幼到成年时期的精神伴侣，也是他试图比肩或者超越的文学大师。麦考莱几乎读过司各特所有的诗歌和小说。在他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阅读和持续关注司各特的诗歌。麦考莱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喜欢读司各特的小说，并为他的世俗流行小说的价值辩护。针对其他人对司各特的攻击，麦考莱认为，那些阅读德莱顿（Dryden，英国著名诗人）的人没有理由不读司各特。麦考莱常常在自己的书信和日记中提及司各特的作品，有些作品不只读过一遍。1850年，他以一种愉悦的心情重读司各特的小说《威弗利》（Waverley，1814），发现了一些错误，同时回忆起早年阅读它时体会到的优点。在19世纪前期，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是风靡一时的文学作品，麦考莱充分肯定它们的价值，认为其丝毫不逊色于历史著作，但是他对文学家侵入历史学家的职业领域表示了一种担忧。他呼吁“一个真正伟大的历史学家能够回收那些小说家们利用过的材料”，这显然是针对司各特一类的小说家对历史学的挑战的有感而发。麦考莱指出，像小说家讲故事一样，历史学家也可以将真实的历史讲得生动有趣。就文学表现方法而言，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对麦考莱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司各特

其一，司各特对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描写来源于真实的史料和实地探访，而不是凭空臆想，所以他的历史小说读起来才有一种真实具体的感觉。麦考莱在描写苏格兰、爱尔兰的历史之前，实地游历了这些地区，探访了古代的战场，所以他对苏格兰、爱尔兰的历史地理与风土人情的描述显得比较鲜活。司各特在刻画人物时注重揭示其思想和行为背后的时代精神、民族背景。他的“苏格兰小说”描写了光荣革命以来苏格兰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变化，展现了苏格兰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宗教矛盾等复杂的斗争。麦考莱也注意对时代、社会背景的描写，《英国史》中著名的第三章有关社会史的论述就为整个光荣革命的展开提供了一个大的背景。

其二，司各特充分发挥想象力，使用夸张等文学手法，创作出一些奇特的人物和情景，又不失其真实性。比如《艾凡赫》中骑士比武的场景，就仿佛让人置身于中世纪骑士的格斗之中。麦考莱对司各特的借鉴更多地在于合理运用想象力，使历史细节更为丰满，营造真实的氛围，而不是去虚构人物和情节。

其三，司各特的小说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司各特有一种苏格兰民族主义的情结，“他一方面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揭示了苏格兰氏族制度衰亡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又对它的衰亡耿耿于怀；一方面确认资本主义取代氏族制度不可逆转，一方面又对这种历史变革怀着情感上的抗拒”。麦考莱在其《英国史》中也灌注了自己的感情，只是相比于司各特对现实的悲观情绪，麦考莱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态度。

麦考莱对他的《英国史》期望很高，“除非能够创作出取代年轻女士桌前最新时髦小说的作品，否则我不会感到满意”。从英国史前两卷火爆的销售情况来看，麦考莱确实实现了他的愿望。他在1848年的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销售数据，英国史第一部分在十天内售出3000套，自司各特的小说以来，从没有这样的销售情况，书的销售在每一方面都是成功的。从中不难看出，麦考莱试图与司各特广泛流传的小说一较高下的雄伟抱负。

司各特的文学濡染为麦考莱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的孕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通过《论历史》、《论哈兰的〈宪政史〉》等几篇历史散文，麦考莱最终提出了自己的浪漫主义史学宣言：完美的历史学应该是理性和想象，诗歌与哲学的结合。在《论历史》这篇著名的评论中，他勾画了一个理想的史学家的面貌，“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拥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它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也必须“是一个深刻和灵巧的论证者”，而实际的情形是，历史学要么偏向于理性，要么注重故事性。同年在《论哈兰的〈宪政史〉》一文中，他宣称“至少就其理想的完美情形而言，历史学是诗歌与哲学的结合”。在后来的《论麦金托什》中，他认为最吸引人的英国史著作是那些“结合了哈兰的勤奋、准确和判断以及骚塞的活力和色彩”的作品。

麦考莱的历史哲学或者说政治哲学是一些实用主义的原则。他所谓的历史学的“理性”不是启蒙哲学家谈论的抽象理性，而是指对历史的一般性判断，“探寻因果关系，从过往的时代中总结道德和政治智慧的普遍教训”。麦考莱厌恶哲学思辨和抽象演绎，主张运用归纳法探寻历史中的普遍性原则。“在虚构中，原则已经给出，要找寻的是事实；在历史中，事实已经给出，要找寻的是原则”。麦考莱所谓的普遍原则或者说规律不是对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揭示，也不是一般性的政治哲学原理和道德戒律，而是一种实用的经验原则。它有时表现为某种常识性的论断，有时则体现为某种简单的抽象概括。比如，他会通俗地概括说，“一个好的政府就像一件好的大衣，适合于它所设计的人穿”，他也会以一种普通原理的方式讲道，“所有道德和政治的问题都是比较和程度的问题”。麦考莱对政治行为的评价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因为正义与邪恶有时没有清晰的界限可以区分，“好的行为不能通过像区分六边形和四边形的普通标志那样从坏的行为中区别开来，存在着一条正义与邪恶相互融合的边界”。在这种边界模糊的情形下，“政治权宜之计的迫切需要塑造了‘规律’”。政治实用主义取代了普遍的道德准则以评判人物的是非，所以麦考莱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呈现出“机会主义”的折中色彩。如果说麦考莱相信什么历史规律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对进步的信仰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这从《英国史》的开篇可见一斑，麦考莱简明扼要地描绘了英国从一个边缘的岛国一跃成为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强国的进程，《英国史》第三章则说明了英国在物质、社会、文化生活等领域取得的瞩目成就与显著进步。

麦考莱浪漫主义史学主张的另一个组成要素是想象。他经常将历史与小说、诗歌、绘画等“模仿性的艺术”相类比，“绘画”、“诗歌”等词语被用来指称历史学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内涵。麦考莱强调历史学是一门“叙述的艺术”，一门“赋予情感以趣味，赋予想象以图画的艺术。历史学家可以创造出这些效果而不损害真理。”想象能让历史叙述变得生动，使本无生命的历史重新焕发活力，是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的基本素质。可以说，麦考莱的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的突出特征就在于他对史学艺术性的追求，特别是对历史想象的强调。麦考莱的历史想象力或许源于他凭空幻想的习惯，他的双亲都有这种习惯，可能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幼年的麦考莱就耽于幻想，爱做白日梦（day dream）。麦氏曾向他的妹妹玛格丽特解释自己为何能够准确地陈述事实，“这源于我喜欢‘建城堡’（castle-building），在我的脑海中，过去的事情不久被建构成一个传奇故事”。“建城堡”、“白日梦”都是麦考莱想象力的体现。他的这种思维习惯影响到日后的史学创作。想象既是他理解前人和历史的一种手段，也是他建构历史的一种方法。麦考莱的想象与历史写作之间的联系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借助想象麦考莱将实地探访转化为空间的建构。为了使《英国史》的叙事鲜活动人，麦考莱使用的方法是为读者创造出一种生动的空间意识。1849年他访问了爱尔兰，他将自己脑海中储存的有关爱尔兰的“大量画面和思考”转化为实在的历史画卷。他对城市和战场的描写带有很强的方位感。其二，现实生活的经历会激发麦考莱历史创作的灵感。1851年在参观伦敦博览会之后，一段修辞流利的佳句涌上麦考莱的心头，博览会中的某些细微之处触动了他的心弦，使他关于斯坦科克（Steinkirk）之战的描述得到很大的润色。其三，想象已经成为麦考莱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麦考莱曾和他的外甥乔治·奥托·屈威廉提到自己“建城堡”的习惯，他说希腊人称这种习惯为“空洞的幸福”，他认为自己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并不真实的世界之中。

麦考莱强烈的想象或者说幻想是以一种积极，还是消极的方式影响到他的历史写作?对于这个问题，麦考莱的传记作者，历史学家约翰·克莱夫的看法比较积极。他认为麦考莱的历史想象在两个方面促使了《英国史》的成功，“以图画形式展现出来的强烈的细节感和一种推动时间中的动机、人物和情境向前运动的能力”。比如，麦考莱描写玛丽公主滑冰的情形就带有想象的成分，“她一只脚保持平衡，所穿的衬裙比严肃端庄的女士一般穿的要短，引起了外国大使们的惊讶和欢呼”。另一方面，麦考莱所勾画的人物和场景是动态的。光荣革命前夕，詹姆士二世对葡萄酒、啤酒和咖啡等商品的销售加强政府管制，实行执照经营，对于政府的这一措施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麦考莱设想道：

“时髦的男士将会错过圣詹姆士大街上的巧克力屋，商人会错过咖啡馆，他们原本习惯于在真则里（Change Alley）围绕这些场所抽烟和谈论政治，半数的俱乐部徘徊着寻求庇护。夜间的旅行者将会发现他所期待小饮和住宿的客栈也荒废了。小丑也会为篱笆啤酒馆而叹息，在那里，他本来习惯于夏天将他的水壶放在门前的长凳上，冬天放在烟囱的角落。”

这段假想性的描写不仅叙述了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变化，也提及了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场所的变迁。由此可见麦考莱的想象力在推动历史叙述发展中的作用，凭借想象他所描写的人物和场所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变动之中。

麦考莱对历史想象的运用是功利主义的，历史想象是他用来讲述历史和引发读者兴趣的手段。因而，柯林武德认为麦考莱的历史想象是装饰性而非结构性的。柯林武德所谓的结构性想象也被他称为“先验的想象”，它具有三种功能或者说包含三个层次，分别是艺术家纯粹或自由的想象，知觉的想象以及历史的想象，其中历史想象要求具有批判性的思维。上文已经论及，想象已经内在于麦考莱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他的一种思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麦考莱的历史想象也是结构性的。因此，与其说麦氏的历史想象是非结构性的，不如说他的想象力缺乏批判性，这也是其历史思维的局限性之所在。麦考莱的《英国史》以描述为主，而少分析和批判，他的散文也是如此。《爱丁堡评论》的主编纳皮尔曾邀请麦考莱评论司各特，麦氏认为自己不能胜任这一任务，他能够敏锐地欣赏那些想象力丰富的名著，但“自己从不习惯于分析它们”。麦考莱的旨趣不在于成为一个分析深刻、见解独到的思想家，而是做一个能够生动地讲述真实发生的历史故事的史家，为此他十分重视历史的叙述技巧，即表现历史的文学手法。

麦考莱的浪漫主义史学主张最终体现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在《英国史》中，他尝试运用各种文学手法来生动地再现历史。

首先，麦考莱借鉴了小说的手法，重视对历史细节和场景的描写。通过对人物外貌、语言、表情、行为和性格等方面的刻画，对历史场景的展现，麦考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历史画面。

在人物描写方面，麦考莱手法细腻。他对威廉的外貌做了入木三分的勾勒：

“没有艺术家不能马上捕捉到他的容貌，而且过目难忘。他的名字立刻使我们在脑海中出现一位修长消瘦的人物轮廓。他有着高耸宽阔的前额，弯曲的鹰嘴鼻，鹰一般明亮和敏锐的眼睛，若有所思和稍许阴沉的眉毛，坚定的有点易怒的嘴巴，一张因为疾病和操心而布满较深皱纹的灰暗偏瘦的脸颊。那一沉思、严厉和严肃的外形让人很难认为他是一个快乐或脾气好的人。但它以一种不会被弄错的方式指明了他具有胜任最为艰巨任务的能力，和不会被逆境和危险动摇的刚毅性格。”

一幅立体感十足的威廉肖像画呈现在人们的面前，麦考莱对威廉五官的描绘融入了人物表情的分析，进而深入到他的性格层面，这种由外而内的写作方法是非常巧妙和高超的。

麦考莱善于描写历史场景。比如，聚集在伦敦咖啡馆内的文人在香烟缭绕中谈论诗歌和文学的情形。

“再没有别的地方像威尔咖啡馆那般烟熏雾绕了。这家名店坐落在科芬园和弓街之间，是纯文学的神圣之地，那里的谈话围绕诗歌的正义和时空的一致性展开。一派人支持佩罗和现代派，另一派人支持布瓦洛和古典派。这一群人在争论《失乐园》是否应该不用押韵。另一群人在聆听一位心怀嫉妒的打油诗人有关《威尼斯的遗存》应该被赶下舞台的论证。再也没有哪里的屋顶下能见到这么多各式各样的人物。这里你可以看到穿着星状长袍和吊带袜的伯爵，罩着长袍戴着臂章的教士，鲁莽的圣殿骑士团，怯弱的大学生，身穿破旧的粗呢外套的翻译家和目录编订者。……有机会向这位桂冠诗人（指德莱顿）鞠躬，倾听他关于拉辛最新悲剧或者波苏有关史诗论文的看法，被认为是一项特权。”

这一段描写了伦敦的咖啡馆文化。各派诗人在他们钟爱的咖啡馆中，品评诗歌等文学作品。诗人是这一场合的中心，爵士、教士、学生等各个阶层、职业的人是听众。麦考莱不仅描绘了这些人的穿着，也点出了各类人的神情、心态，对著名诗人德莱顿的崇拜则说明了当时人们附庸风雅的社会风气。

麦考莱对历史场景的展现有时还带有一种异国的情调。他在描写光荣革命时期威廉率军通过被攻下的英国城市艾克赛特（Exeter）时，提到了一些外国士兵：

“军事典礼的描述传遍全国，它们适合于满足普通人对奇观的欲望。荷兰军队由出生在不同气候地区，服务于不同旗帜之下的军队构成，他们立即给一般对于外国人没有清晰观念的岛国居民展示出怪异、华丽和恐惧的一面。首先率领两百名骑兵的是麦克斯菲尔德，他们大多数具有英国血统，穿戴闪亮的头盔和胸甲，骑着弗兰德斯战马。每一个人身旁都有一个来自几内亚海岸蔗糖种植园的黑人侍从。从未见过这么多非洲人的艾克赛特市民，好奇地注视着这些装饰着刺绣头巾和白色羽毛的黑色面孔。之后出现的是拿着阔剑，穿着黑色铠甲和毛皮斗篷的瑞典骑兵队。”

麦考莱细致地描写了入城士兵的装备和市民的好奇心态，对军队中的黑人和瑞典人的描述则给人一种新鲜感。这样的场景带来的新奇与陌生无疑将会引起读者强烈的兴趣。

其次，麦考莱使用了通俗剧和传奇的戏剧手法来表现历史。他设置了相互对立的人物，具有戏剧冲突的情节和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使整个叙述充满张力，跌宕起伏。

所谓通俗剧是指人物和情感表现夸张，情节刺激，结局多皆大欢喜的故事、小说或戏剧形式，在内容上通常是邪不压正、赏善罚恶的故事。美国学者列文指出，“通俗剧的形式特别让人满足，因为它的叙述趋势不可阻挡得朝向正义获胜，邪恶被打败的方向。正如在麦考莱的笔下，他鲜活生动地描绘了善与恶，其魅力让人无法抗拒”。从总体上说，《英国史》主要塑造了两个相互敌对的人物和国家——威廉三世和詹姆士二世以及英国和法国，其主要情节围绕它们之间的斗争展开，最终的结果是威廉战胜詹姆士而顺利登上王位，英国与法国签署了《里斯维克和约》（Treaty of Ryswick），法国承认了威廉的英国国王头衔。麦考莱浓墨重彩的刻画了威廉的名君形象。威廉率军进入英国拯救了英国人民的自由和国教信仰，他自觉将国王权力置于法律和议会的制约之下，是英国自由和民主的守护者。为了维护威廉光辉的英雄形象，麦考莱尽量地遮掩其阴暗面。1691年，苏格兰高地的格林科（Glencoe）部落叛乱，威廉派兵镇压了这次叛乱，处死了以麦克唐纳为首的大批叛军。为了替威廉屠杀民众的行为辩解和粉饰，麦考莱将格林柯地区描写成一个荒无人烟，盗匪出没之地。英军的暴行就有了文明征服蛮荒、进步战胜落后的借口。与威廉光彩夺目的形象相比，詹姆士二世显得暗淡许多，他被描绘为一个思想狭隘、性格顽固的暴君。为了恢复天主教，他不惜逮捕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七位伦敦主教，引起伦敦大量民众的抗议。在与威廉的战争失败后，逃亡法国更给他加上了叛国的骂名。此后詹姆士二世为了在英国复辟斯图亚特王朝，投靠法国怀抱，不断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地区发动叛乱。麦考莱不仅呈现了威廉与詹姆士二者直接的利益冲突，也叙述了伴随二者冲突的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光荣革命之后，英法两国在欧陆和海上进行了一系列的较量，双方互有胜负。在《英国史》中麦考莱不时流露出抬高英国贬低法国的看法，他认为英国拥有最为先进的政治制度，是自由民主的榜样，而法国则是专制制度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