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寄语：
本文研究印度的民主政治建设中，经济地位对于
公民参与的影响，通过量化方法指出在印度的体制下，穷人往往通过政治参与获得赞助人的支持；而富人往往倾向于寻找富有影响力的同辈。本文的研究基于印度特殊的环境作出的民主政治研究，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建设提供了有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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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搞政治，富人走关系：
在印度南方城市参与国家事务
实践中的
民主政治往往与法律和宪法中所规定的形式平等（formal equality）有所不同。
我们通过在南印度一个城市进行的
大规模独特样本调查
（unique sample survey）来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的研究发现，有效的公民身份依赖于印度城市的制度。
由于
印度城市的制度
，贫困人群通过
政治参与
接近国家资源，而富裕人群则通过与有影响力人物的
特殊关系
来接近国家资源。
与通常对于政治参与的乐观态度不同，我们发现，相当一部分的政治参与与损害民主
公民身份（democratic citizenship）的形式有关，特别是与
经纪形式
（forms of brokerage）相关联。
简单来说，虽然政治参与是衡量民主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但其效果和影响在
不同社会群体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可能不利于真正的民主公民身份的发展。
作者简介：
Patrick Heller，布朗大学
Ashutosh Varshney，
布
朗大学
Siddharth Swaminathan，
阿奇姆普
雷姆吉大学
文献来源：
Heller, P., Swaminathan, S., & Varshney, A. (2023). The Rich Have Peers, the Poor Have Patrons: Engaging the State in a South Indian C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29
(1), 76–122.
本文作者之一
Patrick Heller
关系社会学家认为，公民身份不仅仅是法律赋予的权利集合，而是
一系列的社会关系
（Somers 1993; Emirbayer and Sheller 1999; Paschel 2016）。这些关系决定了个人如何实际利用他们的权利。Somers指出，公民身份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必须在人们、权力和组织之间的互动中进行考察（Somers 1993, p. 595）。换句话说，公民身份是指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的能力，这种能力取决于
个人与其他行动者及使这些权利得以实现的机构之间的关系网络
。
托克维尔认为，公民身份要求在一个政治体中
相互承认他人为拥有权利的公民
，并相应地行动。基于出生的等级制度，如印度种姓制度，会阻碍这种平等的实现（Khosla 2020）。这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
横向关系
对于真正的公民身份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韦伯强调了
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纵向关系
。根据韦伯的观点，官僚制是民主的基础，正式的国家机构应按照规则处理公民事务，确保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Weber 1946）。理想情况下，官僚制不应考虑个人特定特征，而是应“厌恶特权”。这意味着政府机构应在处理公民事务时保持公正和平等。
尽管法律上公民身份是平等的，但在现实中，不同群体
行使权利的能力
可能有很大差异。例如，某些群体可能因为物质资产、地位或地方权力结构的影响，难以有效行使他们的权利。关于不平等的研究通常关注物质资产和地位的不平等，但在复杂且制度差异化的社会中，个人如何获取国家机构也可能成为重要的不平等来源。Tilly（2004）特别指出，衡量民主成功程度的标准在于实际民主实践（如投票）以及日常与国家的互动是否将地位和物质财富与权利行使脱钩。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治理的地方层面，因为地方往往是公民身份实践最薄弱的环节
。地方权力和国家机构的脆弱性
可能导致法律上的权利无法在实践中得到保障。通过研究地方层面的具体实践，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公民身份的实际运作及其面临的挑战（Massey and Denton 1993; Van Cleve 2016; Mamdani 1996; Munro 2001; Holston 2008）。地方成为一个战略研究场所，使我们能够超越宪法和选举系统赋予的形式权利，检查公民身份的实际关系动态和权力不对称。
印度是一个探索公民身份社会学的关键案例，因为它在独立时就授予了所有公民基本的公民和政治权利，这与西方国家逐步扩展民主权利的过程不同。尽管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大部分时间维持了核心的民主制度，但它也面临着性别、种姓、民族和宗教方面的深刻不平等。
印度的
政治体系高度竞争
，包括许多代表从属群体的政党，并且选民参与度高，尤其是穷人和低种姓群体的投票率甚至高于富人和高种姓群体。然而，尽管选举参与和争议性政治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发声渠道，社会平等仍然难以实现，特别是在提供基本服务和公共产品方面。
印度民主的一个重要谜题在于如何将法律上的公民和政治权利转化为
实际的社会权利
。研究表明，日常与国家互动的能力是有效公民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西方传统中公民和政治权利先于社会权利的发展模式，在印度和其他一些地区，社会权利往往需要通过中介如经纪人或庇护关系来实现，这些中介有时是为了应对国家的弱响应性而存在。
经纪和庇护关系的性质可以从极端不对称的关系到策略性和竞争性的关系，再到旨在造福社区的服务型关系。这些
不同的形式对民主公民身份有着不同的影响
，而在印度这样多样化的民主国家中，理解这些实践如何分布对于解释公民身份的实际运作至关重要。
在后殖民时期的印度，公民身份常被描述为“薄弱（thin）”（Jayal 2013），这意味着尽管法律上赋予了广泛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但在日常实践中，这些
权利的实际行使却受到限制
。问题的核心不在于选举民主的形式或集体行动的存在，而是与公民能否有效地向国家提出常规需求的能力有关。
印度的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范围从规则化、受法规约束的方式到完全自由裁量和交易化的方式都有。钱德拉（2007）指出，印度可以被视为一个
庇护式民主国家
，在这种体系下，基本服务往往通过非正式手段分配给那些愿意支付贿赂的人，而不是基于公平原则提供给所有人。此外，小贩通过贿赂获得城市空间，社区通过压力工作确保水资源供应，贫民窟居民通过各种方式恢复电力供应等现象，都反映了日常生活中公民与国家之间复杂的互动模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
经纪人的角色变得至关重要
。他们包括社会工作者、地方领导人、政党工作者以及民间社会活动家等，他们在不同的层面上作为中介帮助民众与国家进行沟通和谈判。尽管这些中介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削弱了公民的自主性，但它们也是
应对国家低效响应
的一种策略。
研究还表明，将合法权利转化为有效公民身份的能力不仅取决于个人的社会地位（如种姓、宗教、阶级和性别），也与特定的城市制度环境密切相关。过去二十年间，印度经历了
两次显著的民主改革浪潮
：一次是1993年的地方政府改革，另一次是在2004-2014年间由联合进步联盟政府推动的一系列基于权利的改革。这些改革旨在增强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并扩大社会福利，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然而，尽管有这些努力，城乡之间在民主参与方面仍然存在巨大差异。农村地区的权力下放和社会福利计划实施得更为成功，而城市地区的贫困人群则更多依赖于经纪人来接触政府资源和服务。因此，如何
改善城市贫困人口直接与国家互动
的能力，成为印度实现更全面公民身份的关键挑战之一。
通过在印度各城市的实地考察，以及在班加罗尔进行的调查准备过程中的广泛访谈和实地考察，作者具体确定了
城市制度环境的三个特征
，这些特征对塑造这种参与至关重要。首先，特别是在印度的大城市，当地的国家机构实际上相当遥远。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城市地区的定居模式不同，印度城市的定义是无序扩张，在过去二十年里，城市的几何增长非常迅速。
政
府机构和官僚机构往往仍集中在中心
，从各方面来看，普通公民很难找到国家（Heller等人，2015）。其次，即使在第74修正案通过后，印度城市仍享有有限的治理自主权，规划、土地开发、卫生、教育和警务等一些关键的政府职能由令人困惑的州级机构、半官方机构，有时甚至是中央政府机构共同管理。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以多级治理、管辖权重叠和官僚主义碎片化为特征的制度环境。这因城市而异，但在班加罗尔是一个很大的问题（Nair 2004；Ranganathan 2014）。第三，尽管自第74修正案以来，市议员在代表城市公民方面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代表比例仍然高得离谱。例如，在班加罗尔，普通议员大约有5万名选民。现有文献反映了这些寻找和与国家交易的挑战的程度，这些文献强调了城市公民在多大程度上严重依赖非常复杂和多样化的经纪人、中介、“社会工作者”和地方领导人与国家机构接触。
这种城市制度环境的复杂性给我们带来了
两个主要的经验挑战
。首先，尽管关于经纪人的田野调查文献丰富，并提供了对国家与公民关系如何调解的有力见解，但
只有少数定量研究
。此外，大多数研究
集中在印度农村地区
。其次，现有的关于印度城市的定量研究主要关注
贫民窟及其国家中介
（Jha等人，2007年；Auerbach 2019年；Krishna等人，2020年）。我们对城市中不同社区类型、阶级、种姓、宗教和移民身份的公民如何与国家互动了解甚少，包括直接和非中介的方式。
为应对这些挑战，作者设计了一项原始家庭调查，采用
“分层随机”方法
，以生成所有相关社会类别的代表性样本。该调查不仅探索了公民与国家的实际互动情况，还收集了其他变量的数据，如政治和公民参与、公民知识以及特殊主义联系等，这些变量在塑造公民参与及其影响方面被认为很重要。通过这项调查数据，作者试图确定不同社会地位的公民如何与地方政府互动，并分析这些过程如何受到官僚机构复杂性和碎片化的影响。由于印度城市的规模庞大、代表性的低以及官僚机构的复杂性，作者认为这导致了高度复杂的公民身份模式。
作者的
研究重点是基本服务的获取
，因为这是理解公民身份的一个重要指标。首先，所有印度城市都被迫提供一些基本服务（如水、卫生设施、身份证、电力和道路），这些服务通常由单一机构（市政或州）提供，原则上是普遍的。其次，获得基本服务对于提高生活质量至关重要，拥有清洁可靠的水和卫生设施、良好的交通和体面的住房不仅有助于改善健康和教育，还能使城市公民充分利用经济机会。第三，与其他社会权利相比，基本服务相对容易衡量。通过调查工具可以可靠地衡量一个人获得了哪些基本服务以及他们如何解决服务问题。公民对他们获得的水、卫生设施或电力有很好的了解，并能详细报告他们如何与政府合作解决问题。
在印度城市，任何一套制度都需要参与者具备认知和战略上的理解，才能有效与国家互动。这包括了解国家的运作方式、接入点和杠杆，并知道如何激活这些机制。由于印度城市的制度环境复杂（国家机构分散、管辖权重叠、多级治理和官僚主义碎片化），正式知识和文化资本对这些制度至关重要。作者据此提出如下五种假设。
知识假设
假设1：
选举和公民知识水平较高的家庭更有可能成功与国家接触。具体来说，知道谁有责任、谁有权力的家庭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家资源和服务。
参与假设
假设2：
更多的政治和公民参与会带来更多的国家接触机会。研究表明，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家庭更有可能获得福利和其他公共服务。
特殊关系假设
假设3：
与有影响力的人建立特殊关系的家庭更有可能成功与国家接触。这些关系提供了特权接入点，特别是在制度化的接触途径不完善的情况下。
中介参与假设
假设4：
政治参与和特殊关系对中介参与的影响取决于阶级。贫困群体更多依赖于通过政治参与来获取中介帮助，而富裕群体则依靠与有影响力人物的特殊关系来解决问题。例如，富人可能通过校友网络或社交俱乐部与高级官员建立联系，从而更容易获得服务。
问题解决假设
假设5：
中介参与提高了问题解决的可能性。相比于直接参与的家庭，通过中介形式与国家接触的家庭更有可能成功解决问题。这是因为中介可以提供额外的资源和支持，帮助克服制度障碍。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在班加罗尔进行的一项调查，样本量为4093户家庭。这是全球公民实践研究中最大的单一城市样本之一，能够深入探讨公民与国家的互动。作者采用了
多阶段、分层、系统随机抽样方法
选择区（20个）和投票部分（每个区10个）。区是印度城市的最低行政单位，而投票部分则是选举分区。
为了确保
地域代表性
，选区的选择覆盖了城市内外地区，并且样本还捕捉到了较小的社会群体（如达利特人、阿迪瓦西人和穆斯林）。具体步骤包括：
绘制并统计每个投票部分的所有家庭，再从完整家庭列表中随机选择家庭和个人，并使用三种语言（英语、卡纳达语和印地语）的问卷收集数据，基于
焦点小组访谈、关键人物访谈和两次试点调查
的结果。
2.测量
公民参与
作者通过衡量家庭如何与国家接触以确保基本服务（如水、电、卫生和身份证）来评估公民参与的影响。这些服务对城市居民的生活至关重要，并且在社会经济类别和空间上分布不均。作者的参与度度量是一个简单的二进制变量：
如果受访者曾向州机构寻求解决问题，则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
。
参与方式
为了捕捉公民通过非正式流程与国家互动的方式，作者在问卷中要求受访者描述他们如何处理特定问题，并详细记录所有步骤，包括行贿或通过中介工作。这种方法不仅提供了具体的参与措施，还提高了受访者的回应率。
此外，作者发现直接询问贿赂问题得到的积极回应较少，因此采用
间接提问
的方式，以获得更真实的反馈。
社会因素
作者使用种姓、宗教、移民身份和住房类型等变量来衡量社会经济地位：
种姓
：分为达利特人（SC）、阿迪瓦西人（ST）、其他落后阶级（OBC）和上层种姓。
宗教
：分为印度教、穆斯林、基督教和其他宗教。
移民身份
：衡量受访者是否一直住在班加罗尔。
住房类型
：分为五类：非正式棚屋（HT1）、贫民窟住房（HT2）、中下阶层住房（HT3）、中产阶级住房（HT4）和上流社会住房（HT5）。
公民实践
作者通过一系列问题评估选举和公民知识水平，包括了解执政党、地方政府信息、负责提供服务的机构名称以及透明度法的知识。作者还衡量了与有影响力的人建立特殊联系的情况，即家庭是否认识社区内外的公职人员或有影响力的人物。
教育水平也是重要的变量，以五分制衡量，从没有受过教育到“大学及以上”水平。
作者的实证分析基于逻辑回归模型，该模型将公民参与度回归到一
组捕捉公民实践的变量上。这些变量包括选举和公民知识、政治和公民参与以及关系，这些是研究的关键变量。还包括种姓、阶级、宗教、非移民、地点（无论是在区的内部还是外部）、现有的服务水平和教育水平，这些都是可能与参与国家有关的其他因素。
表2展示了
仅使用社会经济变量
预测公民参与度的逻辑回归基线估计结果。现有的服务水平对与国家接触的可能性没有显著影响，尽管较低服务水平的家庭理论上可能更需要基本服务，但统计结果显示家庭的服务水平越低，并不意味着他们更有可能与国家打交道。因此，需求本身并不是推动参与的主要因素。非移民家庭更有可能与国家接触，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如何与政府机构打交道方面有更多的经验和知识。与其他宗教社区相比，穆斯林家庭参与的可能性较小。上层阶级家庭参与国家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而非正式和贫民窟类型的家庭在参与方面与中下阶层的家庭在统计上没有差异。
达利特和阿迪瓦西家庭
在统计上也与传统上地位较高的家庭没有区别
（
达利特和阿迪瓦
西都是印度种姓制度的底层
）
。教育水平与参与国家呈正相关。区外的家庭更有可能与国家打交道，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地区的国家机构不如内区那样制度化，居民需要更多地直接与国家互动。
表3显示了
包含选举和公民知识、政治参与以及特殊关系等变量的逻辑回归结果
。投票和政治参与具有积极的统计学意义（P<0.01），表明更多的政治参与增加了与国家接触的可能性。选举和公民知识同样具有显著性（分别为P<0.01和P<0.05），说明更高的选举和公民知识水平提高了与国家接触的可能性。公民参与存在正相关关系（P<0.05），进一步支持了政治参与的重要性。与有影响力的人建立特殊关系显著增加了与国家接触的可能性（P<0.01）。这种关系增加了人们认识知道如何做事的人的可能性。作者发现对假设1-3的支持
。
图1展示了
公民实践的边际效应
。选举参与使与国家接触的可能性增加了大约11%。同样，政治参与使与国家接触的可能性增加了大约16%，而公民参与则使其增加了约5%。与没有特殊关系的家庭相比，有特殊关系的家庭与国家接触的可能性高出6%。选举知识和公民知识分别使参与的可能性提高了7%和9%。
图1
：公民参与实践的边际效应
所有这些发现都表明，与国家的接触是由复杂的制度环境所折射出来的。总体而言，并非所有家庭都经常参与国家活动，而那些参与的家庭往往在
知识、参与和特殊关系
方面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
作者现在转向假设4中提到的参与模式问题。作者识别并区分了两种参与模式：
直接参与
：指那些直接与国家接触的人，即没有通过中介也没有被要求行贿的人。这相当于制度化的公民身份。
中介参与
：
指那些通过中间人间接参与的人，无论是中间人还是民选政治代表，或者那些报告被要求行贿的人。
这对应于一种谈判公民身份的形式，其中一些如贿赂和交换条件显然会破坏公民身份的核心。
在作者的样本中，25%的家庭完全没有与国家接触。在那些确实参与的人中，63%是直接以非中介形式参与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行贿或通过中介。换句话说，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不得不通过行贿或中介与国家接触。
为了边际条件效应，作者指定了一个逻辑回归模型，其中包括代表公民实践和住房类型的变量之间的全套交互项。当参与是中介时，因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即，如果参与是直接的）。具体而言，作者对假设4中提到的特殊关系和政治参与对中介参与的边际效应感兴趣。作者预计，特殊关系对中介参与的边际效应对富人来说是显著和积极的，但对穷人来说不是；政治参与对中介参与有边际效应，对穷人来说是积极和显著的，但对于富人来说不是。
表4显示了以中介参与为因变量的逻辑回归模型的结果，并包括交互项。为了减少多重共线性，我们将中下阶层、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住房类型组合成一个类别，并将其编码为0。同样，贫民窟和非正规住房被合并为一类，并编码为等于1。
图2和图3展示了政治参与和特殊关系对中介参与的边际影响，置信区间为95%。图2显示，政治参与
大大增加了
穷人参与中介的可能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非正式和贫民窟家庭的人，但
对富人的中介参与没有影响
。政治参与使穷人参与中介的可能性增加了约30%。另一方面，图3显示，虽然特殊主义关系确实与中介参与呈正相关，但与穷人相比，它们对富人没有不同的影响。最后，作者发现其他公民身份实践变量对中介参与都没有显著的条件影响；也就是说，选举知识、公民知识、选举参与和公民参与对中介参与的影响对于穷人和富人来说没有显著差异。
与预期相反，
特殊关系并没有增加富人的中介参与
。部分原因是中介参与难以捕捉。特别是，随机选择的家庭中的受访者可能不是该家庭中使用经纪人或行贿的人。家庭的主要工资收入者更有可能以这种方式与国家接触。因此，作者通过估计
主要工资收入者
子样本
中的模型来检验关系对中介参与的边际效应。
此外，作者将特殊关系变量分解为
官方特殊关系
（包括官僚、警察官员和政客）和
非正式特殊关系
（非选举产生的地方领导人）。政治参与、官方和非正式特殊关系（以阶级为条件）对主要工资收入者子样本中介参与的边际效应分别如图4-6所示。
在主要工资收入者子样本中，与之前发现一致，
政治参与大大增加了穷人参与中介的可能性，但对富人没有影响
。具体来说，政治参与使穷人参与中介的可能性增加了约30%。作者发现，官方特殊关系显著增加了富人参与中介的可能性，但对于穷人没有影响，这一效果在10%的误差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官方关系使富人通过中介参与的可能性增加了约14%，但对穷人没有影响。然而，以当地领导人为特征的非正式关系并没有显著增加穷人或富人参与中介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作者得出以下结论：
富人有同辈（peers），穷人有赞助人（patrons）
。富裕阶层通过其阶级地位与各种有影响力的人建立了良好的联系，这些人是他们的
同辈
。正如印度任何富人都非常清楚的那样，许多政府事务都是通过影响力渠道进行的。这与Chatterjee（2006）的主张相反，即富人利用他们的权利（即公民社会）向国家提出要求。作者发现，富人并不是通过常规化、受规则约束的程序寻求补救，而是利用他们的特权——即他们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