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农民工早已发展成为中国全球化的主要“产业大军”，但在其旅居城市并没有享受平等的公民待遇。以往的研究将农民工这种普遍的制度化状态称为二等公民身份，或公民身份差序。本期推荐2017年发表在Rural China（《中国乡村研究》）上的“Migrant Citizenship Regimes in Globalized China: A Historical-Institutional Comparison”一文。文章要探讨的，不仅仅是农民工与本地户籍居民之间的差别待遇，而是不同地区农民工之间的待遇差异。作者提出，全球化生产下，外资对中国公民权利配置的影响并非单一模式，而是表现出区域差异。文章界定了三类地方公民身份体制类型，并比较上海、苏南、珠三角等地在制度安排、地方政府与企业行为、以及民工处境上的差异。
近年来，国家重新制定了政策和改革方案，但农民工仍然受制于户籍制度，丧失完整的公民身份，许多城市福利待遇无法享受。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差距，对地区间制度安排的差异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基于此，本文作者将目光投注于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政策吸引了大量外省流动人口和全球资本，本文旨在解释地区间差异的出现，即这些差异化的地方城市体制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将简要介绍作者对地方公民身份体制形成的分析框架、三类地方体制的主要特征，及三个代表性个案（珠三角、长三角和上海）比较。
本文数据来自官方出版物和统计报告，以及上述地区的实地调查（再加上浙北地区和北京）。作者在2003-2015年期间进行实地考察，还访谈了一些农民工、工厂管理者、地方官员、NGO行动者和学者。
作者提出，流动人口地方公民身份体制的形成，有三类因素相互作用。首先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给地方带来的制度传统影响深远（如城乡二元制和严格的人口控制），给地方官员造成政策和执行的压力。第二个因素是全球化。地方受全球化的影响，因地域不同而不同。第三是地方政府在各自辖区内对国家和全球力量给予的回应。有三类地方环境——发展的初始禀赋、开放时间和地方政策优先事项——与国家政策和全球力量相互作用。下图阐释了这一分析框架，说明本研究的因果机制。
注：根据原文翻译而来
基于这些影响因素，作者界定了三类地方体制的理想类型，分别是：区隔排斥体制、渗透吸纳体制、等级分割体制。
首先，在区隔排斥体制中，户籍制度在沿海地区的所有大城市都是相当封闭的。流动人口很难获得当地户口；这一体制对流动人口的制度化歧视非常严重；社会福利的供给通常排斥流动人口。此外，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参与率非常低，特别是在2000年代中期之前。结果，制造了数量庞大了“幽灵工人”群体。寻租活动猖獗。珠三角工业区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东莞和深圳是典型个案。
第二，渗透吸纳体制的特点，制度化的公民身份差序程度较低、农民工社会保险覆盖率较高、获得城市户口的限制较为温和。在城市边界对高级技工或高学历工人有小小的开放。这一体制对流动人口相对公平，且遏制了寻租活动。长三角（苏南和浙北）的出口型工业中心属于这一体制，苏州（及其下属政府昆山）为典型。
第三，等级分割体制的特点，僵化的户口地位等级和对流动人口的系统性歧视待遇。城市户口非常值钱，普通流动人口很难获得。通常，社会保险能够覆盖大部分工厂农民工。然而，他们被转移至较低层级的保障项目，诸如多层级的保险体系，只提供给他们微薄的福利待遇，包括医疗和养老金。这些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治理采取“部分吸纳”策略，主要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而不是至少将一部分农民工纳入公平待遇的体制。上海是这一体制的典型，执行严格的流动人口治理，强化了城市中心的保护主义政策。
作者尤其提出，从为流动人口设计的社会保险方案中，可以发现地方体制的重大制度差异。
| 区隔排斥体制 | 渗透吸纳体制 | 等级分割体制 |
地方户口准入 | 难 | 相对容易 | 非常难 |
制度化的歧视待遇 | 中等 | 相对较低 | 高 |
流动人口社保参与率 | 低 | 高 | 相对较高 |
代表城市或地区 | 广东珠三角产业集群，东莞、深圳 | 苏南和浙北长三角产业集群，苏州 | 大型城市：上海、北京、广州等 |
注：根据原文翻译而来
初始禀赋不足、开放时间较早、地方政府能力薄弱等因素相互影响，形成了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区隔排斥体制。由于初始禀赋较差，地方政府对外资做出了各种让步，相当于扮演着劳动力包工头和房地产开发商的角色。外资大量涌入带进的是劳动密集型夕阳产业，对廉价劳动力的高度剥削，以及政府对流动人口的集中社会控制，促成了区隔排斥体制。作者将珠三角社会空间的区隔称为“家长式迷你政府型工厂”，强调工厂宿舍制度的作用，农民工作为行动主体，无意间进一步巩固了区隔体制。
相比之下，长三角于1990年代才开放外资，但具有相对富足的初始禀赋，以高科技产业为特色，开放时间较晚、地方政府能力较高，这些因素相结合形成了苏南地区的渗透吸纳体制，包括苏州和无锡。昆山作为这一城市体制的典型，政府主动为流动人口提供教育和其他公共产品。地方政策的优先事项是竞争技术工人，吸引高素质人才；但这背后需要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作为支撑。
初始禀赋充裕、开放时间最晚、地方政府能力强大，再加上这些大城市优先考虑的城市保护主义政策，制造了等级分割体制。高度碎片化和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是这一体制的根本特征。这些大城市不仅要考虑人口压力，还要保证大量体制内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问题，他们始终享受着最高水平的福利待遇。本地户籍人口大量的福利支出，不仅解释了作为优先事项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也解释了对流动人口的制度化歧视。
首先，这项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在新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中国，全球资本如何与差距悬殊的地方公民身份体制共存。由于国家在民族国家系统中的地位，全球化可能会影响公民身份的等级化。全球化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可能直接导致公民身份差序的恶化。
其次，本地环境与全球资本之间差异性的交互影响，可能导致民族国家内公民权利的等级化，导致不同地区产生差距悬殊的公民身份体制。在一个庞大且多样化的国家中，全球资本对不同地区公民权利的影响并非千篇一律。
作者认为，从新近的发展趋势来看，虽然流动人口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每个地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仍非常明显。中国仍然存在系统性的公民身份差序，本研究确定的地方公民身份体制的类型依然是有效的。
文献来源：
Jieh-min Wu (2017). Migrant Citizenship Regimes in Globalized China: A Historical-Institutional Comparison. Rural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14(1), pp. 128-154. DOI: 10.1163/22136746-01401007
文献整理：钱俊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