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孟繁勇
暴力语言
克制却不失真实
《七杀简史》的故事，主要场景发生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取材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牙买加雷鬼乐巨星鲍勃·马雷遭遇的暗杀事件。那是1976年12月3日，鲍勃·马雷正准备在金斯敦举行一场以和平为主题的演唱会，七名手持武器的枪手，在正式演出前的夜晚闯入鲍勃·马雷的居所。枪声响起，鲍勃·马雷被子弹击中胸部和手臂，而枪手趁乱逃走。
鲍勃·马雷随即被送往医院救治，所幸伤势较轻。第二天，歌手仍然按照原计划召开了演唱会。显然刚刚发生的入室枪击案对其影响甚大，他在演出中数次发声，希望当时持不同政见者和解。
《七杀简史》
作者：（牙买加）马龙·詹姆斯
译者：姚向辉
版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年4月
1976年12月3日，牙买加大选在即，七名枪手闯入一位国民级雷鬼歌手家中疯狂扫射，这一扑朔迷离的真实事件，通过76个虚构角色之口重现。
马龙·詹姆斯创作的《七杀简史》，即是以此真实发生的故事为蓝本。与此次事件有关的人员相继登场，开篇描述的14岁孩子眼中的贫民窟生活场景，使人印象深刻。妈妈是妓女，父亲则是贫民窟里最后一个“好人”，孩子从小便在“杀死一个孩子屁也不算”的环境中长大。
接下来的表述，每一页都充满了暴力，粗俗的脏词频繁地出现在字里行间。最残酷的莫过于，孩子的父亲在暴揍了作为妓女的母亲之后，后者领着三个男人报复。随后，上演的是领头者对父亲极度刺目的凌辱。在孩子眼中，父亲死了，母亲也丧失了生命。
暴力式的语言，强烈地刺激着读者的观感，挑战着阅读底线。然而，这些暴力语言表面上看粗俗无比、刺激视觉神经，但如果考虑到故事的历史背景——贫民窟的生活环境，却丝毫不显突兀，反而相得益彰。
上世纪70年代的牙买加金斯敦贫民窟就是这样，某种意义而言，马龙·詹姆斯以暴力语言呈现纪录片式的细腻。文字所特有的想象空间，虽符合历史风貌，但如此叙述方式，确实给人带来观感上的不快。这正是作家在处理类似题材时遇到的两难抉择，白描似的表述，伤害文本价值，而淡化处理，则又脱离真实。
应该说，马龙·詹姆斯在处理《七杀简史》的情节时，采取了克制却不失真的方法，但他也承认暴力语言在《七杀简史》中大量存在。以至于他对母亲说，还是不要看第四部分比较好。就连布克奖评委会主席迈克·伍德，也认为书中重口味的内容可能会引起某些读者的不适。那么，布克奖评委会为什么还将大奖授予这样一本充满暴力语言的作品？
分水岭
历史缝隙中的“史诗”
文学作品，并非是简单地记录现实。以文字语言作为载体的小说，在再现现实场景的过程中，当然需要对现实进行提炼与加工。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是拔高某个形象，或者是对肮脏与不堪刻意粉饰。
表面上看，《七杀简史》从多个角度讲述了谋杀，但实际上讲述的是牙买加独特的历史。故事中呈现的狂暴、绝望、期待中的失望、希望中的决绝，犹如一列失控的列车，向着牙买加历史深处开去：一路之上，车窗外尽显飘摇动荡。
上世纪70年代的牙买加，正如外界对它的表述：“他们居住的社会既活力四射，又轻松愉快，既悲惨不幸，又矛盾对立，既充满希望又令人绝望。”《七杀简史》讲述的故事，将这句话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正是牙买加的大选年，首都金斯敦贫民窟中的人们，手里掌握着大量选票。每一个候选人，都想在金斯敦获胜，这对赢得全国大选意义重大。
如今的牙买加城市贫民窟。图片：视觉中国。
政客为获得选票，甚至会操纵当地黑帮，威胁选民投票支持相应选举人。执政党与反对党争夺选票、国外势力介入大选、甚至毒品也成为支持某一选举人的交换筹码。小说中真实发生的枪击案受害者鲍勃·马雷本意举办和平演唱会，但这场演唱会得到执政党政治人物的资助，由此鲍勃·马雷被视为支持执政党选举理念。因此，事件发生后社会反响强烈，但牙买加官方并没有对枪击事件作出回应，也让各界质疑该事件与当时的选举活动相关。
这起谋杀事件，成为牙买加历史上的分水岭。牙买加自1962年8月6日宣告独立、脱离英国殖民统治之后，进入新的后殖民时代，包括政治、经济、思想各个领域，均发生重大变化。《七杀简史》从一桩谋杀案切入，通过特殊的叙述角度，遍历金斯敦各个角落，从细微处入眼，呈现波澜壮阔的历史横切面。
被视为“后殖民作家”的马龙·詹姆斯，自小生活在金斯敦郊区，父母皆为警察，后其父转行做了律师。在他的生活经历中，亲眼目睹的正是那一段历史中的牙买加日常。
作家本人认为，他在创作中追寻的是我们是谁、我们的国家是怎样的等命题，并进一步提出何为牙买加个性。从此角度而言，《七杀简史》成功再现了上世纪70年代牙买加的历史，恰是此处，成为《七杀简史》获得布克奖青睐的重要原因。
复调结构
集体主角的叙事策略
《七杀简史》全景式史诗级别的描述，为我们呈现的是繁杂且多变的牙买加。马龙·詹姆斯为此设计了多达70多个人物，从不同角度呈现谋杀事件的前因后果。人物一一出现，集体主角式的叙事策略，又让我们似曾相识。
《七杀简史》的创作借鉴了大量意识流写作方法，尤其是在70页之后，意识流写作的痕迹愈发明显。如同昨夜喝了一场大酒后的断片，思绪的跳跃恍若麦田上的麻雀，到处是碎片化的记忆追溯。这些模糊不清的片断式讲述，在省去了标点符号的断句之后，几乎就是一个精神病人在遭遇电击疗法之后，痛苦伴身、思维混乱之际说的话。
其集体主角式的叙事风格，与198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班牙著名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的名作《蜂房》，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穆克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红》，有异曲同工之妙。
《蜂房》（左，1986）《我的名字叫红》（右，2016年）中译本封面。
《七杀简史》使用多重叙述的文本结构，搞政治的投机客、黑帮分子、有特工背景的美国人、手持枪支横行贫民窟的小子、贩毒者、甚至是已经死去的人，等等，多达75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共同组成了叙述主体。每个人的发声使得冲突交杂，人物背景不同，更使不同的观点互相缠绕。
书中没有明显的第一主人公，而是形成每一个人都是集体主角中的一员。每个人都用第一人称来讲述故事，每一个“我”的出现和讲述，都创造了一个与读者交流的空间。犹如叙事者就坐在读者对面，将所有的秘密娓娓道来，如此一来，读者瞬间变成了当事者、在场者。有评论者则将此种叙事方式称之为与“读者成为同谋”。
集体中的每一个叙事者都是当然的主人公。在《七杀简史》的舞台上，75个人的声音此起彼伏，众多人物的声音聚集一起，便成了巴赫金语境下的复调结构及语言狂欢化的结果。共同组成了碎片化的叙事拼图，呈现的则是庞杂繁复的牙买加。
对于《七杀简史》中的叙事策略应用，马龙·詹姆斯说，“真理总在变化……五六个不同的故事，甚至相互矛盾的故事都有可能同时存在。没有一个故事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完全真实或者完全虚假。”
或许，真或假，虚或实，就存在于《七杀简史》的雷鬼音乐与谋杀的冒险旅程中。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孟繁勇；编辑：徐学勤 阿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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