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经济学家受到的质疑声不断。由于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被舆论贬低性地称为“砖家”的学者，可能有半数以上都从事经济学相关的研究。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丝特·迪弗洛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都在自嘲，经济学家在最受信任职业排行榜上可能已跌至 “末位”，甚至不如天气预报员受欢迎。
经济学预测为什么很难准确？
经济学家的设计为什么频频失灵？经济学家的“建议”为什么总是事与愿违？
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总是假设行为人是自利且理性的，他们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基于此的经济分析也总是要尽可能满足行为人的偏好，但是每个人的偏好并非固定不变，而且有时导致偏好改变的是与其自身利益无关的因素，比如身处的环境，周边人的选择等。
英国经济学家萨格登
在新近出版的《利益共同体》就提出，经济学的家长主义和一次性的“助推”可能并不能达到经济学家预期的效果，潜在偏好和错误在心理学上是没有根据的概念，经济学需要更激进地放弃理性假设。
萨格登指出的这个问题，
可以追溯至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内部的持久争论。
《利益共同体》，
[英] 罗伯特·萨格登著，王铁成 苏英亮译，中信出版社 2024年10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成型，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在经济学界登堂入室，后来拿到两个诺贝尔奖的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构成了重大冲击。作为一只脚踩在心理学中的交叉学科，行为经济学从根本上拷问主流经济学就经济主体所做的理性假设是否成立。经由后来大量通俗作品的介绍，行为经济学关于人们的行为偏离完全理性策略的多种发现，现已广为人知。
在这些发现中，最常被提及的有下面几种。首先，人们具有损失厌恶的倾向，对于大小相同的收益和损失并非同样在乎，一份损失造成的负面感受通常需要两份收益带来的积极感觉才抵得上。损失厌恶被进一步用来解释禀赋效应，即人们对自己拥有之物的估值要明显高于物品在他人手中时的情况。
其次，人们的决策也会受到看似无关的因素的影响。例如对A、B两个选项的偏好排序问题，若是在某些情境中加入C选项，或是更改不影响A、B本身特性的背景条件，如在不同时间点提出问题，甚至可能只是调整对不同选项的描述方式而不改变其实质，人们对自己更偏好A还是B的排序都会发生变化。
电影《点球成金》剧照。
第三，在一些实验环境中，人们还会背离基本的博弈论所建议的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策略。在被统称为“信任博弈”的一类实验中，两位陌生人中的甲先拿到一笔现金，由其自主决定将其中的多少分给乙。实验管理人员将乙拿到的现金增加两倍后，再由乙决定返还给甲多少。按照博弈论，两人各自的最优策略应该从乙的决策开始倒推：无论乙从甲那里获得了多少，他的利益最大化策略都是保留全部所得，不予返还；而预见到这一点后，甲的最优策略自然是一个子儿也不分给乙。但在真实的实验中，甲方平均会送给乙方大约一半的现金，乙方也会返还给甲方一定的金额，使得双方最终的所得相差不多。
这种种偏离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稳定偏好假设的现象，让一些行为经济学家得出了一个似乎很自然的结论：人们太容易犯错误，如果任由其在经济活动中自由选择，他们会很难实现自己的“真实”偏好所界定的最优利益。
《助推》，作者: [美] 理查德·塞勒、 [美] 卡斯·桑斯坦，译者: 姜智勇，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2023年7月。
接下来顺理成章的“政策含义”就是，政策制定者有必要制定一些家长主义措施，“助推”人们走上理性之路。当然，由于人们犯的这些错误并未侵犯到他人的权益，政策措施不应当缩减他们原本享有的自由，但可以将最优选项设置为默认，利用人的惰性使一大部分人直接留存在默认选项上，让有意主动做出其他选择的人承担一点手续成本，借此再打消其中一些人的转换动力，提高最优选项的参与比例。这便是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和法学家卡斯·桑斯坦当年的畅销书《助推》的核心理念。在此前的学术讨论中，二人将这种既保留了人们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又能引导他们做出更理性决策的政策主张，称作自由意志式家长主义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在他们的推动下，大西洋两岸一些国家的中央或地方政府设立了“助推”政策小组，着力于让自由意志式家长主义的政策落地转化为现实。
这一切听上去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同为行为经济学家的罗伯特·萨格登对此抱有深刻的异议。他与其他行为经济学家共享对新古典经济学不够现实的假设的质疑，但认为自由意志式家长主义者们有其自身的谬误：他们一来对人们在行为经济学实验中展示出的行为模式的解读有偏差；二来在提出政策建议时的视角有问题
；第三，由于前两点，他们对人的自由没有给予充分尊重，只想着对其设置障碍，没有反过来试图去扩展人们所能享有的机会空间。萨格登在《利益共同体》一书中，力图在行为经济学的基础上为市场一辩，重申自由能让人们互惠互利，以此重建起拒绝家长主义、对经济自由更为积极友好的规范经济学结论。
一些行为经济学家对人们的偏好受看似无关因素影响的解读是，人们内在具有纯净的“真实”偏好，如果他们在现实中能保持住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完整”理性，不受无关的环境和时间因素的影响，其行为就将稳定地体现出这种“真实”偏好。然而，由于人们实际上很容易受到无关因素的干扰，他们的决策就经常出现紊乱和内在不一致。一个人可能在某个情境中偏好橘子甚于苹果，而在一些本不该与选择相关的因素改变后的另一个情境中，又会更倾向于苹果而非橘子。
在这些行为经济学家眼中，人们的选择不应如此混乱。公共政策可以而且应当帮助改善他们的行为。这么做的假定前提是，人们在不同情境下所做的种种选择中，总归有一种体现了他们的“真实”偏好。行为经济学家因而可以将与此不同的其他选择直接判为“错误”。接下来，政策研究的方向就是如何“纠正错误”。既然“错误”是因为情境中若干因素的干扰而引起，常见的政策处方就是设置人们做出决策时的情境，让恰当的情境引导人们做出符合其“真实”偏好的“正确”选择。
然而我们真的可以现实地认为，人们具有这种“真实”偏好吗？萨格登不能苟同。在他看来，这些行为经济学家谈论所谓的“真实”偏好，只是把他们从前门送出去的新古典经济学的
理性人假设又从后门请了回来。这个具有“真实”偏好的行为主体，内核还是那同一个理性人。和新古典经济学所衍生出的政策研究一样，行为经济学据此得出的种种政策主张，依然是以这么一个理性人为圭臬，要满足他理性、完整、内在一致的偏好，进而增加他的福祉。既然新古典式的理性人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实际，那么重新假定在人们貌似反复无常的行为模式下，还潜藏着一个清晰稳定的内核，也就同样可疑。
电影《大空头》剧照。
萨格登提出，行为科学的目标理当是开发出更可靠的理论模型，以更贴切地描绘人的所作所为。如果模型所给出的预测与人的实际行为相去甚远，那么失败的是模型，而不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人们在某一情境下做出一种选择，在另一情境下做出另一种选择，只是说明他们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在决策时对情境要素赋予一定权重而非直接作为无关因素
排除在外的习惯。那么，行为科学理论应该能有模型来解释，这样的习惯给了人类的祖先什么样的演化优势，以至于被维系至今。如果人们并非在任何情境下都展示出清晰稳定的偏好，也许最好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偏好，而是当需要选择时，才会根据现场的情势构建起可能仅在当时当地有效的偏好，以做出必要的决策。每个人的时间和脑力都有限，如果临场发挥可以节省这些宝贵的资源，那就很难说他们是犯了错误。
有的行为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普通人种种“非理性”的决策模式构成了真实的错误。他们在纸面上设想了诸如“货币泵”
（money pump）
等一些思想实验，能够利用行为主体在不同情境下的选择差异，向其反复提出套利性质的交易邀约，从他们那里无风险地榨取收益。然而萨格登与合作者的研究指出，行为主体完全可以在不改变行为模式的前提下，通过执行特定的交易策略，甚至压根不参与交易，来防止自己被人利用。事实上，现实中的人们大多并没有因为“非理性”的行为模式，被人榨取得一干二净。这正说明，普通人既有的决策模式，大体上良好地适应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并不是什么“错误”。
提倡“助推”的行为经济学家们的政策建议是从什么视角出发，提给什么人，也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经济学家们提出政策建议，当然不是始自行为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乃至古典经济学，早就有提出政策建议的悠久传统。在这一点上，经济学界受杰里米·边沁、约翰·穆勒等功利主义哲学家的影响颇深。功利主义的视角，是一个位于社会整体之外，中立无偏的旁观者的视角。他不能是身处现实社会中的某个活生生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在思考社会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引入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甚至带入其激情和偏见。中立无偏的旁观者不从任何特定个体的视角出发，而是采用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所说的“本然的观点”
（the view from nowhere）
，通俗地来说就是开启上帝视角，把每个社会成员的偏好和利益都纳入考虑，将其通过“社会福利函数”等理论工具加总成为社会整体福利，在不对其中任何特定个体的偏好和利益给予优待的前提下，思
考如何增加社会总体的福利。
当代著名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著作包括《利他主义的可能性》《人的问题》《本然的观点》《平等与偏倚性》等。
这样的思考如果停留在课堂教学中和学术期刊上，那当然没有任何问题。然而，当经济学家们以这样的视角提出政策建议，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他们的建议是提给谁的？有的经济学家不会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有的则会模糊地声称，自己是在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后者好像确实给出了答案，可“政策制定者”又是何人？有些经济学家出于讨论的方便，会在理论中假想一
个“社会计划者”。这位“计划者”首先正是一位采取“本然观点”的中立无偏的旁观者，但他所做的又不只是旁观，还独自掌握了政策制定的权力，为增加社会整体福利而不受他人制约地设计并实施政策。换句话说，这位被想象出的“社会计划者”，是位中立而又仁慈的独裁者。如果他不是经济学家们对自己成为“哲人王”的想象，那看来就很像是政策建议的输出对象。只要现实中能有这样的政策制定者，他们又能忠实地听从经济学家们的建议，社会福利就能在更好的政策引导下大幅提升，或者至少让那些扭曲劣质的政策减少很多。
然而在现代国家中，并不存在这样的政策制定者。较为重大的政策举措，必须经由立法机构同意。立法者们须对其选民负责，能够在选民们面前解释自己的法案发起和投票记录。来自不同选区和党派的立法者们也不能仅仅根据自身的判断一意孤行，需要彼此妥协方能成事。如果立法做不到足够详尽，立法机构委托行政部门完善并制定细则，后者也只能在法案设定的框架内填充细节，无权自作主张地从头开始自定政策。可见，这其中没有哪位政策制定者能够不受其他政治主体的制约，擅自将其自认为有利于社会整体的重大政策施加在所有人身上。这也就意味着，从“社会计划者”视角出发而形成的政策建议，在真实世界中并没有相应的建议对象。
这一点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辩论来说已经是个不小的问题，对行为经济学来说就更为突出。毕竟，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具体政策并不直接作用于普通人。无论是关于金
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还是企业研发支出抵扣应税额的规则问题，立法者是否采纳专家给出的建议，并不太影响普通公民的行为自由。然而，来自行为经济学的“助推”政策，则试图直接改变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在甲未给予明确同意的前提下，由乙向丙提出政策建议来改变甲的行为，这么做的正当性显然大有疑问。
萨格登并不是说，经济学家们没有资格提出政策建议。但他认为，政策建议的对象，应当是作为权力合法性和政治授权最终来源的公民们，并且不能是哲学家们在“无知之幕”之类的思想实
验中所想象的，被剥去了自身的真实属性，以实现统一的“公共理性”的虚拟主体，而应该是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中，有着各自不同的真实经历和特征，意见纷纭的公众。只有他们真正有权接受或拒绝事关他们自身的重大政策建议，大到依靠市场来运行经济，小到对各行各业实施监管。公民们接受这些政策建议，便可以说他们达成了真实有效的社会契约。
萨格登秉持的这种理论视角，最初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被其命名为“契约主义”。从这种视角来看，政策建议要让人们接受，就必须证明所提议的政策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较其他选择更为有利。自由市场让人们能够互相交易商品和服务，扩展人们获得想要的东西的机会，有助于他们实现自己所向往的生活方式。与自由市场的一些批评者所称的不同，在契约主义的视角下，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人们将彼此仅仅作为手段来利用，从而有悖于道德。人们参与到市场活动中，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可以乐见买家享受到自己的努力成果，买家则可以乐见自己的交易帮助对方养家糊口或事业兴旺。这样友好合作，互惠互利的市场经济，完全可以是道德的。这也不要求市场参与者们具有高度发达的理性或清晰稳定的偏好。几百年来的经济史业已证明，市场最擅长的，就是极大地扩展人们从事多种活动，享有不同体验的机会。人们在各种情境下展现出不一样的偏好，并非就会在市场中受损，反倒恰恰能够从市场提供的更多机会中获得更加多样化的满足。所以，市场经济是有资格成为社会契约的一部分的一种提议。
互惠互利的契约主义视角甚至可以让我们对人的一些所谓“非理性”行为产生新的理解。“信任博弈”实验的参与者让利于对方的举动，可能既不是“错误”，也不像一些心理学家所解读的那样是简单的善意，而是把在市场活动中形成的互惠互利习惯带到了实验环境中。事实上，实验参与者这么做给彼此带来的结果，也确实优于博弈论给出的个人最优策略所能赢得的收益。互惠互利原则在实验室中与在市场中的通常情况一样，让人们得到了更多，而非更少。
《华尔街之狼》剧照。
契约主义观点拒绝了家长主义，捍卫了经济自由，但并不一概排斥政府的规制与再分配。对于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主流经济学已有大量讨论的规制问题，契约主义持有与之类似的政策立场。政府若在这些问题上袖手旁观，就会有人的交易机会因他人的行为而受限，或遭受非自愿的损失。这违背了互惠互利的市场原则。所以，政府理当对外部性有所限制，同时在不减少市场主体之间交易机会的前提下，尝试动用政策手段提高市场中的价格透明度，让人们能够更方便、准确地发现彼此互利的交易机会，扩大他们的选择范围。
一定程度的再分配也为互惠互利的契约主义所认可。由于他人的行动自由和偏好变化，市场经济中总是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性，人们的期待并不总是能落实，“铁饭碗”式的愿望可能根本无从实现。但在契约主义视角下，要让人们自愿参与到市场中，有必要保证从长期来看他们全都能够由此获益。假如再分配机制完全阙如，难免有人会在市场中彻底失败，沦落至赤贫的境地。长此以往他们就会开始怀疑，市场经济是否真的有利于每个人。自由市场体系完全缺失
再分配机制
，因此很难具有约翰·罗尔斯讨论社会制度时所说的“心理稳定性”，也就是说得到社会公众广泛而持久的支持。
回顾历史我们也能看到，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越来越深入，社会安全网也更加普及。尽管很多国家在这两方面的实际政策都大有可以改进优化之处，但无可否认的是，监管确实矫正了市场中的一些不良行为，再分配也在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之外进一步减少了贫困。大概正因为如此，政府扮演的这两种角色能够享受到民众原则性的支持。试图让政府在这两个方面大幅收回有形之手的小政府主义者们，在各国都未能赢得多少民心。
反观“助推”，其有效性就要差得多。萨格登对所谓“真实”偏好和以其为前提的“助推”的质疑，主要是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提出，而在本书以外，近年来的行为科学研究可以说从实证角度印证了他的批评。当初那些显示“助推”何等有效的实验结果，被后来的研究发现非常可疑，存在着明显的发表偏倚。《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PNAS）
2022年的一篇文章，采用一种统计方法对此前有关“助推”的荟萃分析做了校准，并将结论直接写进了文章标题——《调整发表偏倚后，没有证据支持“助推”》
（No evidence for nudging after adjusting for publication bias）
。这也就难怪另有研究发现，很多领域的“助推”措施在真实世界中的效果，大大弱于当初学术实验所得到的结果。
《计量经济学杂志》
（Econometrica）
同样于202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将若干“助推”小组所实施的政策干预的效果与相应的一批学术实验的结果做了对比。在学术实验中，“助推”平均将人们选用专家为他们认定的“最优”选项的比例提高了8.7个百分点，而现实中同样的做法仅仅把“最优”选项的选取比例提高了鸡肋般的1.4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