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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执拗的青苗

西京研究院 · 公众号 · · 2020-10-25 21:14

正文

文/沙雷，西泽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全文4800字，阅读时间约6-8分钟）

看过电视剧《清平乐》的人都会感慨，北宋仁宗年间真是人才济济。可就在这璀璨的群星之中，王安石也算是少年得志了。 1042年他才21岁,就以殿试第四名的表现进士及第，据说本来该是状元的，只是考卷中的一句话犯了仁宗的忌讳，这才屈居第四。而且，他的文才也早早受到曾巩、欧阳修等文坛巨擘的赏识，后来又名列“唐宋八大家”。可是，王安石本人最为看重也带给他最多毁誉的，却是作为政治家和改革家的角色。

王安石倡行变法，不仅是国势国情使然，也与他早年的仕途历练有关 。北宋自立国起，养兵养官的费用就一直是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到宋神宗登基后，这位年轻气盛的皇帝发现帝国财政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边缘，所以极力寻求改变。而王安石早年志向远大，拒绝了到中央任职的各种邀请，辗转今天的江苏扬州、浙江宁波、安徽潜山、江苏常州等地，积累了对国情和民情的了解，也积累政治才干和政治经验。例如，在担任鄞县（属今天宁波市）县令时，他 “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在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借给老百姓谷物，等到秋天有了收成，再加一定的利息还给政府，这项措施避免了老百姓受到民间高利贷的盘剥，也让政府的粮仓能够及时更新存粮，取得了一举多得的效果，也得到百姓的认可。后来，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就可以说是他在鄞县县令任上的政策推广。

熙宁二年（1069年），精通经义又经过十多年地方历练、在朝野颇有声名的王安石，与宋神宗一见倾心，决意合力“变风俗，立法度”，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于是，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实行变法。他专设了改革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并在随后的7年内，颁行了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十多条法令。其中的青苗法影响深远，触动的利益广泛，也成为引起争议最大的改革措施之一。

虽然王安石在鄞县期间已经试行过类似青苗法的改革措施，但“青苗”这个说法，准确地说是来自于另一位基层官员：陕西转运使李参。李参在陕西的时候，境内边防将士很多，粮食需求很大，年年都有缺口，于是他让辖内的农民自己估计秋天的收成，在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官府借钱，用于开展生产和接济生活，等到谷物熟了再卖粮还钱或者直接以谷物偿还。这个方法实行数年以后，一直需要中央调运粮食的大西北，不仅自给自足，居然还有余粮了。李参让政府借给农民的钱，就叫“青苗钱”。

有了鄞县和陕西的基层实践，熙宁二年九月，王安石推出了青苗法。 就其改革目的来说，主要有 ：一是改革常平仓和广惠仓制度，缓解农民青黄不接的困境。原有的常平仓和广惠仓制度主要用于调剂粮价，而且“所及者大抵城市游手之人而已”，不能直接惠及农业生产者并起到保障和扩大农业生产的效果。二是通过利率更低的政府借贷，降低农民在不得已的时候向富户借取民间高利贷的成本。变法以前， “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倍息”也就是利息是本金的一倍，而且还不一定是一年，可能只是春天到秋天这大半年的时间。三是抑制私人信贷，并充实政府财政。“不患寡而患不均”，可算是儒家政治理想的一条暗线，所以抑制兼并、打击豪强，调节贫富差距，也是这项改革的目的之一。

青苗法本质上是政府贷款 。就其具体措施而言，是这样推行的：大宋政府以货币形式（铜钱）向民众放贷，根据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安排贷款时间和期限。一年发放两次，夏天的在正月三十日前，秋天的在五月三十日前。实施过程中，根据民众家庭所处的等次确定最高的借贷额度，同时规定借款自愿，不强行要求民众借贷。其中，五等户最多借贷不超过1500钱，四等户不超过3000钱，三等户不超过6000钱，二等户不超过10000钱，一等户不超过15000钱。就借款利率而言，低于民间高利贷，为“二分”，也就是本金的20%。考虑到借款期限有的甚至不足半年，这个政府借款利率在现在看来实在不低，年利率在40%以上，但是比“倍息”的民间高利贷又好多了。同时，实行多户联保，五户一保（有的地方是十户），每保需要有一个三等户以上的有家产的农户作为第一担保人。联保是为了确保贷款到期能够收回，不损失政府的本钱，但遇到灾荒年份，也允许展期。确定了改革措施以后，青苗法初期在河北路、京东路、淮南路三路（当时的“路”类似现在的“省”）实行，准备效果好的话再向全国推行。

这样一个意在惠民众、抑兼并、增国库的改革措施，政策设计看上去了考虑周详、舒缓适度，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变法反对派的说法是四个字：“天怒人怨”。青苗法颁行五年之后的一天，一幅卷轴送到了宋神宗的御前。这是一幅流民图，绘制的是汴京周边的民生景象：从上一年的秋天开始，大半年没有下过雨了，旱灾肆虐，满目龟裂、尘土飞扬的大地上，民众无以为生，他们扶老携幼，破衣烂衫，面容忧愁困苦，有的以麦麸充饥，有的嚼着草根树皮，甚至有的将儿女抱在路边准备卖出。可是，却还有凶神恶煞一样的官吏，在旁边催逼灾民交还青苗法所贷本息，有的已经因为还不出钱被戴上了重枷。呈上这幅流民图的人是郑侠，王安石的学生而非政敌，他还劝谏宋神宗废除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等改革措施，并且声称“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表达了死谏的决心。这幅流民图的冲击力是巨大的，郑侠的决心也震撼了神宗，深宫中的皇帝“反复览图，长吁数四，袖以入，是夕寝不能寐。”第二天，宋神宗立即宣布暂缓或者停止青苗法等改革措施。三天后，居然真的天降大雨。

变法措施一取消就天降甘霖万民愉悦，这只能说是一个戏剧性很强的巧合，其真伪也已经不可考。而且，造成汴京附近流民的，除了旱灾，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并不都是青苗法等改革措施的后果。但是，史家笔法背后的人心，以及青苗法后来终被废除的命运，都让我们无法不去重新反思这一改革措施及其推行过程中的弊病，并从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

总的说来，王安石的青苗法改革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起于惠民之心，阻于党争之烈，败于官僚之弊，失于变革之度 。

其一，起于惠民之心 。青苗法的总体思想，体现在初衷和政策设计上，并没有太多的毛病。也许我们在今天看来，利率设计得有点太高了，但这是在农业社会，如果对比同时代西方的利率和当时五倍于它的民间借贷利率，对于真正急于借贷的民众来说，它不能算太高。而且，王安石在设置利率的时候，兼顾了帮助贫民和财政可持续的考虑。他曾经说过，帮助贫民，谁都知道贷款利率越低越好，甚至最好不是贷，而是白给，但是那样一来就没法持续，维持常平仓和广惠仓都要钱，放贷操作也要钱，相比民间高利贷的利率，政府的这个贷款，本意也是在惠民助民的。

其二，阻于党争之烈 。对既得利益的触犯和由此引起的党争，实质上让存废问题贯穿了青苗法推行的全过程，导致变法处处受阻，并无可奈何地走向穷途末路。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没几天，当时的御史中丞（相当于最高检察院常务副院长）吕诲就在朝堂之上参了他一本，在没有任何切实证据的情况下，断定说“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此后，先后有几十位朝臣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不仅有朝中重臣如三朝宰相韩琦、时任宰相富弼、继任宰相陈升之，有名重一时的文坛领袖如司马光和苏洵、苏辙、苏轼三父子，还有以耿直著称的谏臣如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一代大儒程颢等，一开始，很多人反对变法并不是因为党争，而是因为变法强调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于是王安石被看作是跟秦国商鞅、汉代桑弘羊一样的“兴利之臣”，这与儒家“轻徭薄赋”“不与民争利”等经济思想不一致，而且后文会讲到，青苗法确实有很多伤民甚至害民的地方。但是后来，政见之争慢慢演变成变法派与守旧派的政治斗争，各自衍生出固化的思维和观点，陷入凡是对方的政策就一律反对的双输格局，熙宁党人和元祐党人一方上台就全面推翻另一方的政策措施，导致本来就勉力维持的北宋陷入政策和人事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

其三，败于官僚之弊 。在青苗法的推行中，由于官僚行政系统固有的弊病，确实出现了很多的执行偏差。特别是，贷款的对象出了偏差。地方官为了讨好中央和王安石，追求政绩，争先恐后地争取多贷出青苗钱，又要确保没有坏账。在当时的基层，最贫困的五等户虽然借款意愿最强，也是政策设计时想要帮助的主体，可借款额度却最小，还款能力也最差。于是，地方官们破坏了自愿借款原则，向原本没有借贷需求的一等户、二等户、三等户逐级摊派，把一个救助贫民的善政变成了一个强行贷款取息的恶政，自然要民怨沸腾。而且，我们还可以推测，有着“抑兼并”政策需求的变法者们，对这种打击中上等富户的政策，可能是默许的。甚至还有的地方，并不向民众提供本金，而是直接索取利息。

从今天的视角看去，借贷这样的经济行为由政府来实施，是违背公平自愿的交易原则的 。用司马光的说法，“即使是民间的高利贷也能把穷人逼得饥寒流离，何况手握司法大权的县官亲自督责呢？”

也许我们会好奇， 为什么王安石和李参在地方上自己任上试行没有问题，推广到全国却遭到那么多非议？ 细想一想，只能说是执行变法的人出了问题，他们的初心和能力影响了结果。正如南宋大儒朱熹说的，“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职之者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者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于一邑，而不能行于天下也。”

其四，失于变革之度 。从王安石推行的一整套改革措施来看，他有“强干弱枝”的倾向，但却过度发挥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很多时候逾越了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边界，导致“天怒人怨”。比如市易法，就是政府专卖，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宋神宗听说水果、冰炭也要由政府专卖，就忍不住责问王安石，王安石极力争辩，并且讽刺皇帝不懂帝王大略。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些错误是受制于时代和知识所限。从现代经济思想来看，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发挥有一个边界，不能搞非此即彼。一个市场主体的行为，如果在成本分担和收益获取上，对他自己是一个完整的激励约束，不会对他人和社会带来不对等的转嫁，就可以说是没有外部性，应该交给市场；但是如果会带来成本或者收益向外部的转嫁且又无法定价或者无法消除，就应该引入政府的力量，通过税收、监管和非市场经营等手段，来消除这种外部性。当然，我们不能苛责王安石也具备这种知识或者观念，当我们看到他用国家贷款的办法来缓解贫苦民众借贷难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认可其中的政府主动作为的初衷，但是当他的变法措施中出现政府垄断一切市场行为甚至日常商品交易的时候，就知道变法离失败不远了。

也有人说，王安石的青苗法也好，免役法也好，失败都是因为他的性格缺陷。他的性格确实执拗，脾气臭也是出了名的，被朝野称为“拗相公”。 但是，变法者的性格只能算是影响成败的一个因素，并不具有决定性 。历代变法者，由于既得利益之强大，变法推行之艰难多变，或者遭遇后世污蔑，在史书上大多个性鲜明或者性格乖张，没有一个偏执狂的性格和强大的心脏，估计连第一步都迈不出。

可能还有人记得《游褒禅山记》，那是王安石在安徽潜山任通判三年后，在回家路上写的一篇游记。其中的文辞志趣，恰好可以用作本文的结尾：“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王安石有变法图强之志，有经国安邦之才，也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可惜于“幽暗昏惑”处却缺少帮助，处处遭遇掣肘或攻击，只能说是“尽志”“无悔”，却终究没有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命运。

END

（封面图源：bai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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