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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朋友们，远征到贵州 | 正午

正午故事 · 公众号 · 杂志 · 2017-09-11 12:27

正文

年轻的时间宝贵，认识的每个人，做过的每件事，都在拓宽你的认知。

“雷励中国（上海杨浦区雷励青年公益发展中心）”是正式注册的公益组织，一直致力于青少年发展，组织青年人做环保建设、社区工作、野外探索等项目，其中一个便是雷励远征营。

小金刚是个普通姑娘，平凡家庭出身，上了所一般大学。大二那年，雷励贵州远征重新打开了她的世界。

灵魂朋友们，远征到贵州

口述 | 小金刚

采访、整理 | 黄昕宇

我小时候是留守儿童，在湖南农村长大。我爸妈年轻的时候就去广东了，我一个人跟爷爷奶奶过。我有时候坐很久的火车到广东看爸妈，绿皮火车里挤满了人，地上都堆着蓝色和红色箭条的蛇皮袋。小时候在农村过得挺开心，没人管。城里孩子玩过家家是拿塑料玩具，我们是真的从家里带菜、油、盐，跑到洞庭湖边煮米煮菜。那时候水很清，我们去湖边钓虾，捡荷花。

我们学校很破旧，一个年级只有十四个人。小学念到二年级，学校突然不开了，没办法，我就去了广东。在广州，我们住在一个很偏远的郊区，我爸爸是做汽车维修的，我妈妈是剪头发的，开了个理发店，商铺后面是一整片瓦房，我们就住在那里。接着搬到城中村里面开理发店，我们就住楼上的阁楼。后来，家里条件好起来，爸妈在郊区买房，在广州扎了根。

我因为喜欢动漫，从小就喜欢画画，高中时就读了艺术班准备艺考。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两个画室练专业。我偏不去。当时总怀疑老师拿回扣了，也不太喜欢那种特别针对艺考应试教学的大画室，就自己挑了间氛围很好的小画室，那里的老师是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的。我那时志气挺高的，一心想考国美。过了一个暑假回到学校，我发现跟同学们差了好多。他们的画面很完整，我整个暑假只画结构，打基础。结果专业考试就考得很烂。别说国美了，能上个本科就不错了。

那时特别脆弱，一考完美术，我就决定要复读，但我妈妈不支持。后来因为文化课成绩比较好，能参加本科补录，我表哥就劝我到好一点的城市读本科。我当时觉得自己考得太丢脸了，想报远的城市，于是到北京三本院校的数码影像专业。

上了大学我更绝望了。我读了个三本艺术院校，画画水平到了这里居然变成同学中比较好的，我觉得这种情况很危险。我们校区远在廊坊，女生都窝在宿舍里看电视剧，上淘宝买衣服，化妆。男生整天打游戏。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象的大学生活，就总一个人往外跑。我在北京有个亲戚，一家人蜗居在筒子楼里，房租600元一个月。她在金五星批发市场卖内衣，家里堆着好多，那房子没有厨房，在过道做饭，上公厕和公共澡堂。我经常从廊坊坐两小时车进城，去798看艺术展，或者去首都图书馆看摄影画册，住在她家。

我从小就很喜欢接触新鲜事物。但小时候住在郊区，实在没什么好玩的。那时候喜欢看报纸，看到报纸上说有什么免费的活动，就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到城里参加。比如漫展、Cosplay、夏令营之类的。上了大学我就经常在网上关注一些活动和展览信息，有一回看到一个标题为“十大青年公益组织”的帖子。我把那些组织查了个遍，发现自己有条件参加的只有一个：“雷励中国”。

“雷励中国（上海杨浦区雷励青年公益发展中心）“是正式注册的公益组织，一直组织青年人做环保建设、社区工作、野外探索之类的项目，其中一个是雷励远征营，18到25岁的青年可以参加。我上大二，满了18岁，立刻填了报名表。首先要参加一个33小时的甄选营。我一参加，立刻有种被击中的感觉。

甄选营在2013年冬天。早上，我们在东直门集合，所有人的手机和钱包都被没收了，每个人只留十块钱和公交卡前往在北京远郊的密云营地。我们队没有赶上去营地的公交车，又没钱包车，大家决定现场募捐。郊区公交站有个充卡的地方，很多人在排队。一个中国戏曲学院学三弦的队友就在那儿现场唱戏，我们一下子卖唱筹到一百多块钱路费，大家顺利到达野外营地。

11月密云很冷，我们队十几个人躲在一间破屋子里，做了参加雷励的第一次Review。Review是雷励项目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每个队每天晚上要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故事，总结当天的体会。我们队的人读书的学校都比我棒，有中央财经的，有北京外国语的，有南京大学的，我们的领队是密歇根大学的。有个化工大学的男生，是化工大学一个青年公益组织的创办人。中央财经大学的男生特别有经济头脑，是一个组织中国学生到夏威夷实习的中介组织负责人。

我觉得自己特别渺小，听到他们的故事就想，都是些什么人啊，太厉害了！特别想跟他们交朋友。轮到我说时，我一下就哭了。

甄选营之后，我收到总部寄来的一张合格证。接下来就要通过下一个筹款环节的考验，需要募集4500元。你可以用任何法律道德范畴内的方式进行筹款。远征目的地都是偏远山区，这些钱百分之七十五会用于项目工程的建设和材料采购，百分之十五用于项目筹款和社会推广，另外百分之十用于机构运营。我们会收到一张表格，每一笔募集的捐款都要填写捐款人，募捐方式和入账时间，发给总部，算是一个监督机制。

有人开演唱会，有人售卖爸妈做的饼干，那时众筹APP刚刚兴起，还有人发起了点赞基金。我专门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写了一份文案，发在朋友圈和微博，好多同学和老师都帮我转发，还给我捐了些钱。到了期末，我选修的英语班上，每人要上去做一段演讲。我讲着我们要去帮助偏远穷困地区，说着说着自己感动得掉眼泪，把我们班男生都吓傻了。英语老师听了，花五百块钱买了那个一幅学校学长送我的书法。

甄选营的领队也在朋友圈帮我转发。他的朋友圈里有个有钱的叔叔，是北京一家体检机构的总裁。他看到我的募捐文案里说，我可以做摄影作为捐款回报，就请我去拍他们公司的年度会议。还送了我一台他家闲置的胶片机。

那个寒假我回到广州，用自己拍的照片印了一批明信片，打算卖明信片筹款。回北京前，我特意印了一面募捐的旗子，介绍这个项目和我的想法，明信片卖十块钱三张，还有一些其他回报方式。很多人看到了会来询问，了解之后大部分都买了我的东西。有人一百块钱买了一幅我们班长送给我筹款用的毛笔字。一个大叔也买了我的明信片，他还跟我讲他以前的经历，他在张家口做过公益。在火车上我一共筹到了200多元。

这儿帮一点，那儿帮一点，我就凑齐了钱。当时，我的世界观是很窄的。筹款过程中遇到这些人，真的让我觉得，其实人们都很善良。

6月份我交了全款。本可以再筹一点买远征装备，我想了想觉得不能这么做。年中大促的时候我花自己的钱买了一堆户外装备，速干衣、速干裤、头灯、水壶、徒步鞋等等。速干裤40元一条，速干衣20元一件。但我买了个很贵的登山包，精心挑选，花了一千多点儿。我想，我要让它跟我浪迹天涯。

2014年7月，我从北京出发，目的地贵州贞丰县。正好赶上贵州泥石流，很多线路都停运了，我和两个同行的伙伴临时改签，坐了二十六个小时火车到广西，再转到贞丰。全程无座，我们三个人就坐在厕所门口的空地上，聊了一路。

外向的那个男生叫伯陵，1992年生。他8岁时就认为，人与动物是平等的，于是自发地素食。他一直在找自己的路，大学读到第二年，他离开了学校，投身到北京一间青年空间。那是一个由青年人自发组织的独立公共交流空间，办沙龙、读书会、电影放映等等活动，我曾经很向往。伯陵是个话痨，听他分享故事和对世界的看法，我觉得他真是太特别了，他看世界的角度如此多样，拓宽了我对很多事情的理解。

另一个东北男生叫路遥，学雕塑，是个文艺青年，会弹吉他。他长得很帅，但很腼腆，女生逗他，他就会捂着眼睛说：“不要这样”。

我则是他们的“猪队友”，丢三落四。刚到火车站就丢了身份证。

到达贞丰的晚上下着雨，我们到达贵州大本营正好赶上点名分队。大本营像一所小学校，有三栋矮建筑，其中一栋是队员宿舍，男女分房间睡，寝室就是一间空屋子，地上是木板大通铺。第一件事就是上交手机、零食和钱包。我们与外界失联，将在贵州大山里过37天集体生活。

第二天正式进入TANGO环节，这是远征的第一阶段。我们接受了一些户外培训，比如，学习怎么支帐篷，野外安全教育等等。这三天过得轻松愉快，我们做了很多团体游戏，萝卜蹲、男生背女生赛跑，排练节目，队与队之间竞赛，非常锻炼团体协作能力和团队荣誉感。晚上，我们Review时还要做“盾牌”，“盾牌”也是雷励惯例，队员们要轮流跟大家讲述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家经历各不相同，有人讲得沉重，有人讲得搞笑。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大家都超开心。比赛起来一个个都特较真。我们开的玩笑都特别弱智。有一天下雨，我们穿着五颜六色的雨衣在户外玩游戏，我穿着白色，一个营地的义工就指着我喊“小金刚”——因为葫芦娃变身金刚葫芦娃是白色的。我从此得了个“小金刚”的绰号，后来被瞎喊成“小钢筋”。

不过，也是在这时我们才知道，报名远征的共有120人，最后来到这里的却只有76人。其间漫长的半年时间可以说，是个自我筛选的过程。有的人觉得筹款任务太难，有些人在募捐时被人怀疑是在骗钱，遇到很多挫折，有的人会被父母或身边人说服，许多人便放弃了。只有最坚定的，打了鸡血的人，最终才聚到了这儿。我总觉得我们身上有某种共通的属性。

TANGO结束，我们重新分队，进入ALPHA阶段。我所在的A2队前往卡房村。我们村卫生站落脚。那儿又脏又旧，我们花了好大功夫擦洗消毒了一番。夜里，我们偷偷溜出去很远，到小溪边洗衣服，擦澡，旁边是玉米地，风清爽，溪水冰凉。那天晚上，我看到了此生见过的最长的流星，扫过的痕迹格外清晰。

我们的聊天总是这么开始：第一问，“你是哪儿的人？”第二问，“你们那儿都吃什么？”接着就没完没了地说吃的。于是我们起了个特傻的队名——“黑白配吃货小分队”。“黑白配”指的是，我们用“黑白配”来分配角色。在一个队里，大家要轮流担任队长、营长、大厨、安全员的角色。队长组织全队，叫大家起床集合，照顾到每一个人。营长负责保管好全队物资。安全员顾名思义负责安全。大厨是个特别考验人的角色，一个人每天只有十块钱预算，每天的两个大厨要负责全队十几个人的伙食。我在这里开发了做饭潜能，当大厨那天正好是七夕，我们两个大厨做了七道菜。雷励吃饭有个“过三盆”的规矩，用餐前，餐具要过水，过洗洁精，过84消毒液。一队人来自天南海北，浙江的队员用白糖拌饭，广东的队员用酱油拌饭，我们湖南、川渝的用老干妈拌饭。

两天后，我们搬到卡房小学，男生住一个班，女生住另一个班。我们把课桌一竖一竖的挨着墙排成一溜当床。路遥又跟我分在一个队，他是我们公认的“男神”。队里有个上海女孩，完全打破了我们上海姑娘的印象。她身材丰满的，爽朗奔放，欧美范儿，说话特别直接，经常调侃“男神”。路遥就一个劲儿羞涩。

ALPHA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协助村里修建水窖。但由于我们是第一个到卡房的远征队，和村政府还没协调好，我们迟迟没能上工。听说其他队常常有很激烈的讨论，各种思想交锋碰撞。我们队没有，很温和。一连两三天，大家玩玩闹闹地做游戏，聊闲篇儿。直到一天晚上，男生们照常去小溪边洗衣服，回来后，突然气氛就不对了。

那天Review在女生寝室。我们女孩坐在床上，男生坐在我们对面一排板凳上。他们突然特别气愤，说，“这跟我想象的远征不一样”。他们认为，我们拿了募捐人的钱，应该来这里干点什么，而不是一天天地耗着。一人接一句，气势汹汹地，对至今不能上工感到非常不满。女生们都惊了，没想到他们突然变得如此激烈，就好像一帮热血得不行的人，居然没有施展的空间。我们都比较平和，觉得大家来到这里，不仅仅是为了做体力劳动。和领队和每个人的相处，与集体在陌生环境的磨合，体验另一种生活，都是来这里的目的。两边形成“对峙”，从“为什么至今不能上工”的问题，争论到我们这趟远征的意义。

领队就坐在一头，任由大家争执。在雷励，领队是“无形”的，只做基本引导及保障大家大家安全，尽量让队员自行发展。一两天后，他和村委谈妥了协助修水窖的事。

工地距离学校两公里。远征期间不允许乘车，我们每天早晨七八点从营地出发，徒步到达工地。劳动内容有，运沙子，从工地对面山坡上铲沙子装袋，搬运下来；挑捡大小合适的碎石，放在簸箕里，用推车推下来。山坡有一定坡度，我们上下飞车吃力。而一旁上山割草的当地小孩，十一二岁的年纪，也不穿鞋，爬坡跟兔子似的，飞快。他们对我们挺好奇，常常跑来跟我们玩，请我们吃糖。

有一天晚上Review，我们讨论起远征队对当地孩子的影响。有人说，这些小孩挺可怜的，在这么闭塞的环境生长。也有人说，我们的到来一定会打开他们的世界，也许会激励他们长大后走出大山。但真的离开了，以一个“农二代”的位置进入复杂残酷的城市，会发现外面的社会远没有想象中好。

但在我看来，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他的命运，在城市长大很安逸，但他们却拥有跟大自然紧紧拥抱的童年，两者本质上并没有优劣，只是收获有所不同。我也在农村长大，至今常常怀念自己还是个小不点的时候，跟着奶奶带一大壶茶，到地里摘棉花，去顶楼晒麻，到西瓜地摘西瓜。我很感激那段田园生活给予我的开阔心态和爽朗性格。

热爱读书和思考的队友小哲说，卡房的孩子拥有内心的一份平静和美德。他引用龙应台在《亲爱的安德烈》中的句子：“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利的傲慢，欲望的嚣张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仍然可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

队员在上工时，当地的小朋友会跑过去围观，队员与卡房村儿童的合照。

贵州盛夏的夜晚，队员们围坐在水库边，看队员老白一路记录的影像。

七夕节那天，轮到小金刚与老白当大厨，一起为小队做了七个菜。

副领队车车带领着大家一起擀面皮，包饺子，图为煮好的饺子。

ALPHA阶段，队员为卡房村村民拍摄肖像，最后将照片亲自送到他们的家里。

爱好音乐的老爷爷略懂电子琴，为我们弹奏。

队员将洗出来的照片送给卡房村民。

站在卡房小学的操场上，抬头看到了一抹“彩虹云”。

队员将卡房小学的桌子拼起来作为女生宿舍。

修建水窖时，队员们被泥巴覆盖的双脚。

队员涛涛是孩子王。

远征的三个阶段——TANGO，ALPHA和BRAVO，我们要进行换队和重新分配领队。我很幸运，三个环节都遇上了不同的领队，因此有了不同的体会和收获。

ALPHA阶段，我们A2队的领队叫谦哥。谦哥四十多岁，在保险公司上班，是个非常负责也很会照顾人的男人。但他不善于表达，有时会在一些小事上显得太过严格和强势，介入得太多了。谦哥不会直接干涉，他就站在一旁，突然开口，语气凝重，我们轻松的气氛就一下被压下来，有些时候大家都感到有点压抑。

ALPHA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几个队在一起做游戏比赛。一个从水里叼葡萄放到面粉里的游戏，我们队员玩得嘻嘻闹闹。谦哥看不过去，一下子凶起来，像个督导似的敦促我们。我们拿了第一，但大家心里都不是特别开心。第一名的奖品是烧烤材料，第二第三名都拿着零食水果吃开了，我们还得费半天劲烤食材。

那天晚上大家做了最后一次Review，到了最后反思的时刻，其他队都格外激烈，一直争论到深夜。唯独我们队，也许队员们都是不喜欢跟人起冲突的人吧，进行得特别平和。我觉得这并不好，我们都意识到谦哥的带队方式有问题，却没有一个人提出来。我本想写封信给谦哥，用这种比较委婉的方式指出他的问题。但那天晚上，最后一个队员昨晚做“盾牌”已经凌晨三点了，我实在太累，没有写信。第二天换队，我没有分到谦哥的队，最终失去了向他指出问题的机会，心里真是遗憾又难过。我觉得远征不只是要让队员成长，也是要让领队获得成长。大家都是第一次远征，都没有经验。我们没有让他明白自己的不足，也许带下一个队时，他还会犯同样的毛病。

BRAVO阶段，我们的领队是酱姐，全雷励公认的“最幸福的人”。酱姐是个全职主妇。她和老公小时候在一个大院，她小学时看他踢足球，就喜欢上了。十七岁那年的舞会上，他居然主动邀请她跳舞，两人恋爱了。后来酱姐考到了深圳大学，他追随她南下，那时他一穷二白，到海南挣钱做生意。酱姐说，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他们约好时间，每天她准时在电话亭等他的电话。毕业后，酱姐不顾家里反对决定结婚，父亲开了辆车把她送到对方出租屋楼下，在路边撂下人和一堆行李扭头就走。但他老公很努力，现在已经成了企业高管，一家人生活得富足幸福。我们听了酱姐的故事，一片感动，女孩儿们感慨万千，都很向往这样的爱情。

酱姐是为了女儿来到雷励的。酱姐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棒的妈妈，她的女儿是那种会在学校办独立杂志的有想法的孩子。但上中学后，女儿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排挤，把一切憋在心里，有一天终于没去上学，离家出走。酱姐这才猛然发现，自己居然一直没有走到孩子内心，不知道她受了这么多委屈，非常自责。后来她听说了雷励，鼓励女儿参加了雷励青年营，自己也做义工，当领队。女儿从雷励回来之后走回了正轨，努力学习。她还对参加远征的酱姐说：“你是个非常勇敢的女性。”女儿上了高中，酱姐想提前了解20岁上下青年人的想法，也想离开舒适的生活环境挑战自己，就又一次参加了远征队。

酱姐很温柔，厨艺高超，我们都说她是个“浑身有阳光”的人，像大家的妈妈。在领队与队员一对一交流的环节，酱姐跟我讲了很多她的生活经验，婚姻观和情感观。在我们眼里，她就是女性典范。她还告诉我，做饭也是一件很考验逻辑和组织能力的事，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做饭就是“胡逼炒”呢。她评价我是个很纯真的人，希望这份纯粹在我身上不要磨灭。她懂人心思，能看到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跟我们每个人都很亲。

ALPHA刚开始，队员楚寒就倒霉地滑倒摔伤了腿，接下来的两周，她都不能跟着我们活动上工，特郁闷。她生日那天，我们的营养师副领队车车，居然用水果、面粉和彩虹糖，用简陋的大锅给楚寒做了个漂亮的生日蛋糕。能在远征期间过生日真是太幸运了，所有人都为她祝福。第二天晚上，谦哥用自行车驮着楚寒，我们走了好远好远的夜路，到水库边看星星。我们围坐在地上，一侧是水库，另一侧有一面白墙，一路拍了许多影像的队员老白用投影把几天来的记录投到墙上，给我们放起了“露天电影”。路遥背着学校里的吉他，在漫天繁星下为我们弹唱。

ALPHA结束那天，我要跟这群人分开了，哭得就像和亲人分别一样难过。

紧接着我们就开始了BRAVO最艰苦的徒步，整整七天，我们在贵州大山上爬行。支着登山杖，背上是三四十斤重的行李、干粮、食材、气罐等一大堆户外装备。清早出发，艰难地走走停停，直到傍晚。各队在徒步开始前都进行了采购，进了山就没那么容易找吃的了。有的队全都买零食，拆开就能吃；有的队买了一大堆士力架；还有个队聪明地买了火锅底料，既能涮菜，又能拌面拌饭。我们队买齐了所有锅碗瓢盆、菜刀和食物，第二天出发全忘在了大本营。

在山顶扎营那个晚上，电闪雷鸣。我们挤在一个守山人的破帐篷里煮面，一根玉米棒传递着，一粒粒掰，边吃边做Review。那时，所有人都累惨了，根本说不动话，只想倒头就睡。帐篷里昏暗安静，帐篷外却是狂暴的雷和雨，雷声听起来那么近。

第二天依然淅淅沥沥下着小雨。整座山被白茫茫的云雾笼罩，我们面前是连片朦胧的绿草，好像总也走不到头。下山时我们要做速降，从山上降下一根绳子，每个人身上系好绳扣，小心翼翼地往下爬，鞋子早已湿透，雨水透进雨衣渗透了内衣，风一吹，透骨寒冷。一路都找不到休息的地方，食物也快没了，我们小心地踩在石头上缓慢前进，一条士力架一人咬一小口，从队头传到队尾。

很多人都快到体力临界点了。我却兴奋异常。更兴奋的是永远无忧无虑的涛涛和嘉烁，一路唱着歌。涛涛还抱着医药箱，连登山杖都没用，他说：“感谢我爸从小揍我揍出了好身体。”最后，我们终于咬牙走到一个煤矿工地扎营。矿地竟然有个员工热水澡堂，好几天没洗澡的我们像疯了一样冲进去。

徒步结束，我们来到新田村做环保调研。新田村比卡房更加贫困，水泥路都还没铺进村，村里都是老幼妇孺，青壮年都在外打工。即使如此，村民对我们却特别热情，有几个老奶奶特意把自家种的南瓜和豆角送到我们扎营的小学。

我们两人一组走访各家各户。我和鹏鹏一组。走访路上我们总在聊天，鹏鹏说他曾经是个坏孩子，山西“阳泉小霸王”，干过很多坏事。但他是个特别善良的人，担心自己睡觉打鼾影响别人，总是自己睡在走廊。

村民见到我们，会像抓住救命稻草那样一个劲跟我们诉苦，抱怨村里修路砍掉他们赖以生存的果树。但村书记说，修路也是为了村里经济发展，赔款按照国家标准，肯定无法达到建国道的数额。我第一次感觉到欠发达地区的基层矛盾有多严重。当地的教育也很成问题，地方偏远闭塞，教室工资也低，总是留不住好老师。

印象最深的是，我和鹏鹏走访到村子外围的一家。屋里没开灯，连水泥地面都没有，一个女孩坐在桌子边刷手机，一个小孩子就在黑土地上趴着，黑溜溜的眼睛盯着我们。我一问，这个女孩才20岁，就比我大一岁。她是贵州另外一个村子的，在QQ上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就嫁到了这里，有了儿子，她说得那么不当回事。这完全超出我当时的认知范围，我难以形容当时的心情。

我们的调研内容是当地旱厕建设，但走访讨论后，我们觉得所有问题都根源于经济。最后，我们的调研报告延伸到当地经济情况调查。

BRAVO中的徒步环节，在路上碰到了两头牛。

在贵州山里负重徒步，体力消耗很大，每到午饭后，大家直接就地休息。

大家靠着唱歌、喊口号、开玩笑度过枯燥的徒步环节。

走累了，大家在一户村民家的院子里休息。

山里的路不太好走，既有坡度，还有一定海拔，路面有碎石。

徒步途中，在一个偏僻村子的学校里休息时，看到这样的贴纸。

BRAVO环保调研环节，我们和领队一起去看星星，贵州的星空格外明亮。

徒步时，我们B6小队在绿山围绕的小山坡上拍合照。

在山上，遇到了一群蜜蜂。

闭营仪式在贞丰的一家酒店。我们一个多月来第一次住到了舒适的地方，拿到手机一刷朋友圈，感觉和全世界都隔绝了。

我们在酒店大吃了一顿，接着每个队表演节目，领队们发表完感言，现场放起了张震岳的《再见》。前奏刚响起，在场所有人都瞬间大哭，和边上的随便谁疯狂拥抱。那个场景，我到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太戏剧化了。那天晚上没有人睡觉，大家都在喝酒，交谈。想到这么深的交集之后，很多人也许再不会见面，我难受得不得了。天亮了，我们泪眼婆裟地彼此送别，各奔东西。

我和另一个队友踏上了搭车之旅，一路玩到拉萨。我的搭车经历也跟雷励有关。最早，我在798一家书店读了一本叫做《搭车去柏林》的书，很快看了搭车纪录片，又上网看了许多搭车故事，心里就跟烧了火一样想亲自试试。但总担心危险。后来，我在一个青年组织的微信群里认识了一个女孩，她比我还小一岁，我总在朋友圈看到她的搭车旅程。没想到她也去了雷励甄选营。那年寒假，我就和同学相约，从江西搭车到了长沙。第一次搭车，我们不知道只要竖个大拇指就够了，还特地做了个“求搭车”的牌子。那天，我们连收费站都找不到，还好遇到了好心的巡警开车载了一程。

现在，我已经搭车去过了新疆、呼伦贝尔和许多地方。我总和雷励的朋友相约搭车出行，他们是最好的旅伴，我们都是享受过程，不挑剔的人。

甄选营结束时，一个队友跟我说，说不定你远征回来就去做公益了。我没想这么多，我一直很爱摄影。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北京，找了份图编的工作。但我总有种离开北京的想法。我觉得北京像个漩涡，呆在这里的人，所有想法都陷了进去。我很想知道二线城市的生活是怎样不同的状态。我想跳出去，再回头审视，选择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我的世界打开了，去过很多地方，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我渐渐放下了高考失败的阴影，人生真的有无数种可能性。现在，不管去到哪个城市，都有雷励的队友给我接风。我到现在还记得在山区里那些夜晚，我们在黑暗的房间里，打开一盏头灯，用一只水瓶将灯光散开，大家围在一起，说了那么多心里话。每个人都如此真诚地聆听。

现在，我们都走在成为大人的路上。有人进了大公司，胖了很多，有人成了公务员，有人考上了中科院。还有队友在雷励谈了恋爱，现在都快买房了。但依然有很多话题，是跟雷励的朋友才能聊起来的。我把他们称为灵魂朋友。当然，生活上的朋友一起吃吃喝喝也很重要，灵魂这种事嘛，一个月碰一两次也就够了。

A2队员楚寒在远征期间过生日，副领队车车为她用彩虹糖与面粉做的庆生蛋糕。

环保调研环节，B6相约早起去看日出。

——完——

题图：远征徒步环节，在路上遇到的贵州当地儿童。

摄影师：逗比、狮子、晕叔、小金刚。

本月轮值主编是叶三，若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写信给她：[email protected]。非诚勿扰，不保证会得到回复。三天之内没有收到回复的投稿请自由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