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采访对象死于35年前

安·兰德当然已经不在人世了。如果她还活着呢？是否依然发挥着出众的文学技能和拿破仑式的感染力，继续以一个女哲学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场合？

她的形象在1960年代被固化——一个狂想、固执、夸张而富有煽动性的社会思想家，凭借雄辩的口才和令人难忘的黑眼睛，即使是她的反对者，也不由自主地被其魅力吸引。

兰德在纽约中央车站的楼厅上眺望中央大厅，图为Theo Westernberger为1979年的《展望》杂志所拍。

写作是兰德唯一“创造自己世界”的武器，讽刺的是，虽然凭借《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两部著作，她圆了少年时代的作家梦，但依照她文学作品而推演出的哲学观，所谓客观主义，一直为同代人乃至后人闭口不谈。这位在晚年被粉丝视作专横而孤独的“宗主”，如果知晓身后事，恐怕也要觉得幻灭——一如她写的剧本《理想》中的女主角凯·贡达，“你们所有在银幕上看着我的人，听到我所说并为此崇拜我——我在哪里能听到呢？”

兰德毕生推崇理性，自己却是个浪漫激情的女人。如果她今天站在我们面前，相信依旧是个迷人的存在——她会留着20世纪20年代美国女人那种短而直的黑发，披着那件标志性的黑色披肩，用长烟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就像卡捷琳娜携带着她的隐形王冠那样，帝王般地携带着她的声望，等待我们好奇的发问。

1947年10月，兰德在华盛顿老办公大楼的党团活动室里，聆听呈递给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证词。

新京报：据说你还是个九岁小女孩时，就想做一个作家了，十岁时就开始写作。是什么激发了你当作家的梦想？你又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作家？

安·兰德：在20世纪初的俄国，想成为一个作家并不罕见，尤其在圣彼得堡，诗人、小说家和辩论家是得到颂扬的。在俄国，文学是一种颠覆力量，是被禁的政治言论的替代品。

1914年时，我读了两本儿童书，一本是记录俄国女沙皇凯瑟琳大帝少女时代的传记，还有一本叫《神秘谷》，是一个叫塞勒斯的英国军官的冒险记。5月底时我们全家去欧洲旅行，我记得在英国泰晤士畔，我看见了一张画着金发女孩合唱队的海报，这些女孩留着大胆的英国齐肩尾部内卷式发型。当晚，我就开始想象并撰写这些女孩的冒险故事，我总是着迷于英雄式的冒险故事。

我之所以成为一个作家，并不是想拯救世界，不是想为同胞服务，而是为了获得创造自己喜欢、尊敬并欣赏的人事的那种单纯、个人、自私和自我中心的幸福。我能够忍受平视地环顾自己的四周，但我不能忍受俯视。我想要仰望。

兰德和她的朋友、反共人士莉拉·罗杰斯于1951年在好莱坞的合影。

新京报：在你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一共有四部小说为人所知，分别是俄国题材的《我们活着的人》、反乌托邦题材的《颂歌》（中文译为《一个人》）、以及歌颂个人主义英雄和美国资本主义的《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在这四部小说里，你刻画了许多鲜明的文学人物，比如《我们活着的人》中的布尔什维克内战英雄安德烈、《颂歌》中代号为“平等7-2521”的反叛者、《源泉》中的建筑天才霍华德·洛克，以及《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创造者”领袖约翰·高尔特，一般来说，作家笔下总有一个人物是以自己为原型来刻画的，对你来说，是哪个人呢？

安·兰德：不应说原型，准确的说，应该是我的英雄。对我来说，无疑是《源泉》中的霍华德·洛克。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建筑师，设计的摩天大楼象征着美国资本主义的理想和原则。因循守旧的庸人和心怀恶意的敌人想毁掉洛克，就像纽约和好莱坞的生意人和赤色分子想毁掉我一样。但“最高贵的灵魂”无视威逼利诱，他将实现梦想。

你可以说我是照着镜子里的模样，画下了我的英雄，但也可以说洛克是我对尼采式英雄的尊敬。这样的英雄在安静时，身体柔软得像一只猫，但在创新的紧张状态下，身体会变得非常僵硬。他不仅拥有塞勒斯的自信，而且也拥有塞勒斯的傲慢，他会“踩着尸体”去成为一个建筑师。他是我的英雄。对一个真正的女人而言，女性的本质就是英雄崇拜，寻找男人的欲望。

新京报：那么，和我谈谈你心中的英雄应该是怎样的？

安·兰德：几千年前，最早的一个人发现了如何生火。他很可能就是被烧死在他教会他的兄弟们如何去点燃的树桩上。他被认为是一个与人类所害怕的恶魔打交道的坏人。然而此后，人类就有了火来取暖，来烹煮食物，来照亮他们的洞穴。他给他们留下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厚礼，而且他把黑暗逐出了地球。经过了数个世纪以后，出现了发明车轮的第一个人。他很可能就是在他教会的兄弟们建造成的车架上被处以车裂的极刑。他被认为是一个冒险闯入禁区的越轨者。这就是我的英雄。

安和丈夫弗兰克走在通往查茨沃斯大宅长长的车道上，旁边是玛琳·黛德丽敬献给冯·斯腾伯格的两排桦树。

新京报：你的小说被当做思想小说，虽然凭借曲折华丽的情节吸引了读者，但你似乎最在意的还是小说人物代表的思想。然而有这样一种观念：当代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曾说过，以小说人物为某种观念的化身，会损害人物塑造，使得小说变得单薄和苍白。他认为乔治·奥威尔的《1984》就是这种反面教材。而你的小说《源泉》中的洛克缺乏人情味，属于作家E.M.福斯特所谓的“平面型人物”，《阿特拉斯耸耸肩》中主人公约翰·高尔特的演讲更是洋洋洒洒六页有余，你认为你的著作是否成为了昆德拉最憎恶的奥威尔式图解小说？

安·兰德：这种批评我不是第一次遇见了。《源泉》出版前，我的先后两个文学代理人简·维克和沃特金斯都要求我多照顾读者一点，多加些故事，少加些观念。《阿特拉斯耸耸肩》出版前，兰登书屋的老板瑟夫劝我把演讲删掉，因为读者只喜欢看故事。当然，我全都拒绝了。

在我看来，感情波动是思维缺陷的产物。我的小说人物是观念的载体，我从来不是以塑造丰满的人物为写作目的的。好的资本主义者应该尊重读者，超过尊重自己，好的哲学家应该尊重观念的内在逻辑，无视普通读者的感受。

弗兰克·奥康纳、邻居珍妮特·盖纳和兰德在查茨沃斯大宅外面。

新京报：可《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都成了超级畅销书，你40岁以后变得很富有。我很好奇，你这样一位推崇自由资本主义的人，如何看待金钱？

安·兰德：钱只是一种工具。它会把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但不会替你开车。财富是人的思维能力的产品。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挣钱的过程。你得喜欢做这件事，而不是喜欢这件事的结果。我不是个爱挥霍的人这辈子做的最奢侈的事，是在《源泉》电影改编权卖给华纳公司后，给自己买了一件2400美元的裘皮大衣，我穿了很久。

新京报：成名之后，你几乎断了和在俄国的家人的联系，你从不对公众谈你的出身，为什么？

安·兰德：我不认为我的出身对我的创作和思想发展有什么帮助。如果人生可以拥有主题歌的话，我相信每一种有价值的人生都会有一首。我的主题歌是一种宗教、一种迷念。它或许是一种狂热，又或许是个人主义这个词所表达的一切东西。我与那种迷念相伴而生，但是，不妨称为宿命或嘲讽吧，地球上有那么多国家，我却出生在最不适合一个自由主义狂热者生存的国家。所以，不要问我的家庭、我的童年、我的朋友或我的情感，要问就问我思考的东西吧。

摄于1967年。兰德戴着她的金质美元符号的领针，站在纽约美联储大楼前。

新京报：你很看重自己公众哲学家的身份，你的哲学观很反对利他主义。你对利他主义的理解是什么？为什么要激烈地反对它？

安·兰德：利他主义？今天我们不谈概念，我和你说说什么是“牺牲”。人们眼中的美德就意味着牺牲，我们在一次次出现的灾难中变本加厉地去要求更大牺牲。借着恢复道德的名义，我们已经把自以为导致了我们的困境的邪恶都牺牲掉了。我们已经为了仁慈牺牲了正义，为了整体牺牲了个性，为了信仰牺牲了理智，为了索取牺牲了财富，为了自我否定牺牲了自尊，为了责任牺牲了幸福。可是这些都是一个人至高无上的财富。所以，你说我为什么要反对它呢？

新京报：反对利他，反对自我牺牲，你归根到底是在为个人主义摇旗呐喊吗？

安·兰德：首先，我们决不能把世界拱手让给我们鄙视的人，比如平庸大众、宗教分子和独裁者。人世间首要的权利，便是自我的权利。人类首要的使命就是对自己尽职尽责。就如同要说“我爱你”，首先必须能够说出“我”。是人则独立思考、独立工作。是人则不能掠夺、剥削或者统治支配他人。

我发誓，以我的生命以及对它的热爱，我永远不会为他人而活，也不会要求他人为我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