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新闻学范式是建立在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以职业教育作为核心概念,以业界新闻专业主义观念和操作技术为主要教学内容而形成的范式。
专业新闻学教育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正值美国历史上的进步主义运动、实用主义哲学盛行时期。如果要追溯其存在的理论依据,当属重视行动经验、强调实效创新的实用主义哲学。这个时期的美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整个社会处于“失范”状态。在新闻界,记者收受贿赂,炮制新闻;报业受到强力经济团体的渗透;报馆老板私人利益左右编辑工作。
出于新闻界自身的追求,191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在普利策资助下,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确立了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旨归的培养模式。普利策相信,新闻职业意识一经形成,就具有约束力,使报业成为独立的专业。专业新闻学教育不仅是业界自身的追求的需要,同时也是新闻界自身健康有序发展的需要,乃至是创建有序社会的需要。
194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领导的“新闻自由委员会”在《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报告中,建议将自己的职能视为从事专业化水平的公共服务。新闻专业主义最终发展成为诠释和评判美国新闻事业的主导话语,作为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思想精髓的专业新闻学教育走向成熟。
中国专业新闻学教育渊源于民国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人士对专业性的追求。徐宝璜对新闻的定义彰显了民国时期的中国报人对“专业性的客观中立”的职业追求。《大公报》总主笔张季鸾秉持的“言论自由、职业独立、客观中立、社会责任”及“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精神,正是专业新闻教育的思想精髓。戈公振认为报纸不应该“只作为一个商业团体利益的代表,或是一个宗教团体利益的代表”。为此,大学教育可以也应该为培养“无偏见的记者”尽责任。
当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对专业新闻学教育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先后派遣13名校友前往民国新闻界传经送宝。1936年,《大公报》仿照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普利策奖的做法,设立了大公报文艺奖金。但是,当时的中国战乱纷繁,国民党不断加强新闻控制,专业新闻学教育昙花一现,“似乎处于缺位状态”。
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概念被引进,但是在政治控制与商业收买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努力进退维谷,举步维艰。正如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样,专业新闻学教育仍旧处于非主流,甚至边缘状态。
专业新闻学教育的核心概念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有两种不同形式:一种是专门教育,如英国采用的“学徒式”记者培训方式、日本的社内教育、德国的“记者学校”;另一种是专业教育,是一种培养专门职业人才的专业性的高等教育。专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能够胜任专业工作的实践者。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专业教育所培养的学生应该具有专业伦理观念,对什么是完美的实践和服务应有深刻的理解;其次,专业教育应给专业新手提供足够的知识与技能,或提高在职者的知识和技能;第三,通过专业教育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意识。不论新闻教育是培养专业记者,还是培养党的新闻事业工作者,在记者作为一种职业还未消失其边界的时候,都属于一种职业,其所开展的教育都属于职业教育的范畴。
当前,我国专门的职业新闻教育不完善,不受重视,处于新闻教育的末端,不被社会认可;而专业的高等新闻教育在现行大学体制下又多重“学”轻“术”,专业新闻学教育受到严重影响。新闻教育所面临的这种处境,使新闻教育两头失落。基于此,我国新闻教育职业化程度不够高,不够强,不够精,尚需加强专业新闻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