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24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尚不足一月的蔡元培，给总统府礼官处写了一封婉拒信。蔡在信中说，很感谢大总统邀请自己在1月28日共进午餐，但很抱歉，自己当天已有安排，要去参加同学会。
信的全文如下：
径启者：奉示知承大总统招与本月二十八日正午十二时怀仁堂之宴会，不胜荣幸。惟同日同时，
元培已有南洋公学同学会之约，订定在先，未便取消
。敬心领大总统之盛情，谢谢。专此，祗颂
此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是黎元洪。
黎是在袁世凯死后继任大总统的，段祺瑞时任国务总理，二人间屡屡因制度缺陷导致的权力边界不清而发生冲突。同时，段与以张勋为首的“督军集团”、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研究系”合作，致力于排斥异己，主要对象是内阁、国会中的国民党人，如外交总长唐绍仪、司法总长张耀曾等。以国民党议员为主体组成的“商榷系”，则选择支持黎元洪，且鉴于黎没有军事实力，又与军阀冯国璋合作，将其推上了副总统的位置，内务总长也换成了冯的谋士孙洪伊。这场权力斗争，最后演变成了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②
“府院之争”如火如荼之际，北大校长一职出现空缺。新任教育总长范源濂，接受了汤尔和与马叙伦的建议，邀请蔡元培回国主持北大，并报请黎元洪得到了批准——范虽是“研究系”中之人，政治立场上倾向于段祺瑞，但他与蔡元培有着不错的私交——民国初年，蔡任教育总长时，曾摈弃政党成见（
蔡当时是国民党，范是进步党，两党势同水火）
，邀请范担任教育部次长，二人共事期间颇为愉快。③
以上，是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复杂的时代背景。
略言之，蔡的国民党身份，意味着他的工作很难获得段祺瑞派系的支持，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范源濂那般与他有着不错的私交。黎元洪能够愉悦地批准范的提案，自然也与蔡的国民党身份有直接关系——1916年12月22日，蔡元培回到北京，即得到了黎元洪的亲自接见，26日，黎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大略同期，黎还将大总统府的开支，由袁世凯时代规定的191.5万元/年，压缩为57.465万元/年，节省出的部分用于发展教育④。
如此种种，包括1917年1月24日邀请午宴在内，均是在明确表达对蔡元培的支持。
图：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
但蔡元培却以要参加“南洋公学同学会”为由，拒绝了黎元洪的邀约。
蔡1917年3月15日给友人的一封函电，有助于理解他为何要拒绝黎元洪的饭局。蔡在函电中说：
“
弟进京后，受各政团招待时，竟老实揭出
不涉政界之决心
，彼等不特不加反对，且有表同情者，亦可见今之政客，其头脑亦似较前几年为清晰矣。”⑤
这种“不涉政界之决心”，既是蔡元培对自己所处的波诡云谲的现实环境的一种因应，也寄托着他对教育事业的一种深切期望。在给友人吴稚晖的书信中，蔡曾评价北京大学已是“声名狼藉”，他说自己之所以愿意出来担任校长，怀抱的是“未尝不可一试”的心态。信中，蔡对中国大学做出了诊断，也开出了药方：
“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
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
。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⑥
所谓“学课之凌杂”，就是教授的学问乱七八糟，含金量太低；所谓“风纪之败坏”，则是指大学已非学习知识、研究学问的场所。前者需要将真有学问的教师请进来，将尸位素餐者踢出去；后者在无力改变大环境的前提下，不妨从改变校内小环境做起，多引进致力于做学问、而非致力于做官的模范人物。
图：蔡元培
在1917年1月9日的开学演讲中，蔡元培也对北大做了类似的批评。他说，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外人嘲笑批评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且因为以做官而非求学为第一本位，“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⑦——学校用人，不在乎学术的深浅，只在乎官场活动能量的大小。
在晚年所写的《自述》中，蔡元培说，自己出任北大校长，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改变整个学校的学风，尤其是改变学生的观念：
“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
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
”⑧
要想让学生们不再屁颠屁颠跟在那些“在政府有地位”的“阔老师”后面，蔡元培这个校长首当其冲，需要以身作则。校长若以做官为己任，改变学风云云自然也就成了笑话。
这种考量，自然也是蔡元培入京后，拒绝黎元洪共进午餐的邀约、且公开明言“不涉政界之决心”的核心缘故。
中国之大学，由衙门向教育机构转型，也由此发端。
图：
1918年，蔡元培（前排中）参加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第四届毕业摄影
1940年3月3日，为避日寇而寓居香港的蔡元培，不慎摔倒在浴室门边，吐血昏迷。送至医院后抢救无效，于3月5日与世长辞。自得病至逝世，极为仓卒，未能留下遗言。
但时代不愿贤哲辞世而无一字留给后人
，随侍病榻的亲人无法听清蔡的临终呓语，只好将“科学救国、美育救国”八个字交给记者“转告国人”。⑨
蔡先生去世至今，已是整整八十周年。他留给后世的遗产，前人已有详尽的叙述——陈独秀说他有两点令人佩服，一者是“有关大节的事”从来都是以一种温和的态度坚持，绝对不肯通融；一者是有“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胡适说他能够替北大建立新制度，主动“剥削了校长的权力，尤其是用人权，……校长用人也要提交聘任委员审查资格，合则留，不合则退”；梁漱溟则说：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⑩
对于一位能够拒绝大总统共进午餐邀约的好校长而言，这些赞誉不会过分，也不会过时。
注释
①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87页。
②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3-314页。
③《科教大师》之“范源濂”条，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第29-33页。
④裴高才，《首义大都督黎洪》，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93页。
⑤《致汪精卫函》，1917年3月15日。
收录于《蔡元培全集》第1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95页。
⑥《复吴稚晖函》，1917年1月18日。
收录于《蔡元培全集》第1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85页。
⑦《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7年1月9日。
收录于《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08页。
⑧《蔡元培自述》，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第105-106页。
⑨唐振常，
《蔡元培之丧补记》。
⑩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