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昊 著有《大国诸城》 致力于国家与城市战略
公众号 ID：Luotianhao99 （罗天昊国与城）
振兴民权是中国未来最大使命
民主共和，深入人心。
主权在民，贵在落实。
天地分四时，国家有节奏。国家当下已进入第三步战略期，全面现代化如桅杆上的朝阳。
改革开放凡四十年，中国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为百年来最高点，且有望十年之后成为全球第一；中国人均GDP超过 8000美元，在全球180个经济体中排名69位，已达世界中等水平，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点。虽然还有6000万贫困人口，但总体而言中国已基本解决了民生问题。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建国前三十年的建设，还是改革以来的高速发展，均以民众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为基石。而且中国不象老牌发达国家一样通过殖民掠夺完成原始积累，中国的原始资本靠万民一手一脚，一砖一瓦，积数十年之辛勤与血汗铸成。国家大势初定，财力逐步雄厚，该到反哺国民的时代了。
但是，国强民富并非预期而至，近十几年来，国民获得感不强，尤其是底层弱势群体，改革初期各个阶层均能分享国家发展红利，而至后期，利益逐步集中到权贵阶层和政商知识精英手中，底层民众逐步沦为受损群体。各种权利缺失，民众的发展受阻，起点公平受到破坏。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亦是改革的第一推动力。当下部分改革停滞，难以推动，利益集团的阻碍，使改革异化，民权不振，人民的主体性缺位，使国家的公器不能完全为民所用。导致国家权力错位，甚至被僭越。改革动力不足。
畸形的经济，失衡的社会，分裂的阶层。，凝滞的改革，中国积累了众多的社会矛盾，民众已经有巨大的痛感。而破局的关键，就在于振兴民权。雄安新区，率先试验。
无论是国家发展的自然节奏，还是深化改革的内在需求，振兴民权，大势所迫。
振兴民权，才能落实民生民主，民众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现实的福祉。
振兴民权，才能抗衡利益集团，推动改革深化，获得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
振兴民权，才能实现民族自强，民众自立，最终实现人的解放，文明的衍进。
删繁就简，举重若轻，当下中国需要振兴六大民权。
（1） 确立财产权
民有民享，首在财富。确立财权，民有恒心。
国家富有四海，民众生死有地。
土地是国家最大的财富，也是国家最重要的财产。拥有土地，不仅是国家征收赋税的基础，亦是企业开办实业，个人生活和安身的基础。
中国是少数几个实行土地国有的国家之一。土地国有对于国家全面控制政治经济的稳定，至关重要。这也是中国难以改变土地制度的隐秘和核心原因之一。
当下的土地制度，主要矛盾冲突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征地拆迁，一个是农民土地的自由使用权限。
近二十年的征地拆迁，引起了众多社会矛盾，甚至不时闹出人命，成为民权被侵蚀的重灾领域，在城市，土地属于国家，国家有权力随时征用土地，附着在土地上的民财如何补偿？农村的征地同样如此。
坚硬的土地国有制，模糊的土地使权，是暴力拆迁屡发的核心原因。
农民和农村问题，也因为土地制度而受到制约。
当下中国农民的土地，不能自由交易，农业规模化难以实现。所谓家庭联产承包，有承包，无联产，成为半吊子。土地与资本之间也无法自由转换。没有资本加持的农村，振兴乏力，中国迟迟无法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中西部农村一片荒芜。
土地流转本质上只是对于土地使用权的改良。但是仍是一个模糊地带。
当下国家财力雄厚，土地财政需要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深圳、上海等部分城市已经摆脱了土地依赖，随着中央与地方税负比例的改变，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更多城市也终将摆脱土地财政依赖。农村土地已经不值钱，改革土地制度，时机逐步成熟。
没有明确的产权，就没有明确的使用权。最难在于确定地权。
财产权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保护公民私人财产。民营企业家财产安全问题成为巨大社会痛点。不规则的收费，各种管制，乃至对于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的直接侵害，引起了这个阶层的巨大不安。
关键三点，一是打击政商勾结，防止财富原罪的普遍化。二是立法保护合法财产，使民心安定。三是规范税收，无立法不随意征税，减轻赋税，让利与民。
（2） 废户籍，实现自由迁徙权
迁徙自由，天赋民权。
但现实中的户籍制度，却严重限制了国民居住和迁徙自由。
在户籍制度背后，附着两大核心权利，一是教育，很多大城市都变相限制外地人的孩子上学，大学分布格局、高考录取率不同也引起巨大争议。二是社会保障。城乡之间，各个城市之间存在巨大区别，两个退休官员的退休金，可以抵上100个体制外的老农民。
取消农业户口为中国户籍制度变革的一大突破，不少二三线城市也部分开放了户籍。
但户籍改革的最大壁垒是京沪等特大城市，特大城市不改革，整个户籍改革就是半吊子。
特大城市户籍制度难以改革，根源在于中国是一个半市场半权力国家，直辖市和省会、副省级城市在权力体系中占据优势，占有集中的公共资源，比如北京，在全国36所顶级高校中，北京独占8所，占比超过20%，密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0倍以上。央企总部在北京的占一半以上。四大国有银行，总部全部在北京。
商业竞争属于市场体系，以效率优先；公共资源属于权力体系，应以公平优先。中央政府的责任之一，是分散和均衡公共资源，攻破最后最大的户籍壁垒。
中央政府的另外一个重要责任，是为全民社会保障托底。
据估算每个人城镇化成本是13万。各地对城镇化又爱又怕。爱人口和劳动力，怕社会保障。恨不得只用人干活，不管人吃饭。原因在于成本大部由地方承担，中央缺位。
中央政府最大的责任，是建立跨地域的统一全民社保体系。按照全国人均收入水平，设定一个平均值或者中位值。由此通行全国。至于各地的差距，再根据当地的收入水平进行调节，公民迁徙到哪个城市，这笔财富就归哪个城市暂时保存。这样，社保基金对于当地政府就不是负担，而是财富。
就中央政府的财力而言，根本不在话下。中国财政连年增收，2016年国家财政收入已超过15万亿。加上土地和国企收益，完全负担得起。
（3） 废计生，实现自由生育权
强制一胎，已成过往。
推行数十年的计划生育，功过争议巨大。单论弊端主要有三，以权利算，计生压制了民众自由生育权，造就了无数家庭悲剧。以功利算，计生破坏了人口结构平衡，可能还将影响特区区域民族结构的突变。以未来算，计生严重影响中华文明在全球的竞争力。
中国人口最集中的区间，不是在青年段，而是在中老年段。中国3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已近70%，至2010年，中国有60岁以上老年人2.3亿，占总人口比例为16.7%，到2050年将达到30%。比例惊人，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与此同时0-14岁人口占16.6%，三十年竟然降低一半以上。
学生荒和兵员荒同时出现，中国已非“少年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转变。年轻人少，老年人多，未来中国将成 “白头之国”。
未来，因为人口减少带来的消费市场的大幅萎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不足，将重创中国经济。西北部分特殊地区民族人口结构突变，未来影响难测。青年缺乏，也伤害改革的动力机制。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然在心理上总体趋向保守，由此缺少活力和勇气。
计生对中国文明的延续与全球竞争能力，也提出了挑战。
历史学家亨廷顿曾言，未来全球的最高竞争其实是文明的竞争。全球七八大文明冲突共存。中华文明在全球几大文明的竞争中，处于千年跌落又重新追赶的关键时期。
目前，中华文明经济实力处于第二位，仅次于西方文明；人口也处于第二位，仅次于伊斯兰文明；出生率却位于最后。不到伊斯兰文明的一半，也落后于西方。
人口是文明的载体，在文明竞争中适度的人口必不可少，而少子化将使中国未来十分被动。欧洲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文明冲突，为中国敲响了警钟。
当下，国家已允许二胎，但未彻底开放。未来应将生育权还给民众，实现生育自由。
鉴于严峻的现实，国家可适度鼓励生育。比如奖励多胎，部分家庭内部已经推行了“生二胎，奖十万”，部分城市也可先试点。
（4） 国民福利权
福利权是全球公认的国民基本权利。施行福利也是权力合法性的象征。
北欧国家自不必言，实行的是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瑞典最穷的贫困人口年收入约10万人民币，在中国算小康。美国等竞争性市场国家，虽然不是高福利社会，但是也有适度福利，其医疗保险以及失业保险，基本可以保证不会有人突然病死和临时饿死。
中国福利状况存在三大问题。
一是对于多数“体制外”人士来说是负福利。尤其是穷人的养老、医疗几乎无人管。冻死饿死街头的事情时有发生，因为病全家致贫的事情也存在。
二是福利分布两极分化：利益阶层享受超高福利，体制外几乎无福利。
三是社会福利相对国民贡献不对等，形成“高税收，低福利”型社会。中国国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长期在40%左右，而多数发达国家，都在70%左右。从国富到民富，还有差距。
很多人担心中国提高福利或增加赋税。为什么中国福利低税负却高？利益集团消耗了太多了国民财富。减税的关键是减少利益集团的损耗。
最坏的选择是一边压低穷人福利，一边却纵容利益集团。部分人拿福利过度的国家来套负福利的中国，在社会保障不足的情况下竟然还反对福利，这与禁止一个饿昏的人吃肉以控制高血压一样愚蠢。
适度的社会福利至关重要，贫穷和忙碌会降低人的智商，损害国民活力。适度福利对于社会有三大激励作用。一是适度闲暇，国民工作效率更高。二是不用为生存所迫而扭曲职业，实现社会资源最佳配置。三，有机会继续学习，全民素质更高，富有活力。
未来中国的适度福利有两大特征，一是结构，遏制权贵，增加穷人的福利。二是总量，从“负福利”走向适度正福利。四大底线：不要饿死人，不要冻死人，不要读不起书，不要因病赤贫。
国家承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当下尤其要解决几大社会痛点问题。
农村老人养老金只有几十元，公务员则在4000以上，差别太远，应大幅提高。
奖励生育，让妇女敢于生产。失独老人由国家免费养老。
义务教育，扩大到12年，不让一个孩子失学。
农村医疗报销从50%提高到100%，重症先收治再补费，彻底解决国民后顾之忧。
五险一金由企业单方负担，改为企业，个人，国家三方共担。为企业减负。
（5） 发展权
人生代代无穷已，长江后浪推前浪。
发展权亦是一项重要民权，包含两个方面，一，国民要求国家社会经济适度发展的权利。二，国民自身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权利。
中国与发达国家最大不同的是，国民希望国家能够保持高速发展，大力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当下，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金，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线。但是，国家绝不可满足。比下虽有余，比上远不足。中国的人均GDP仅等于70年代末的美国和日本，落后全球主流大国数十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821元，仅为美国上世纪初期水平。中国虽为全球第一工业大国，技术水平亦落后全球十年以上，仅在大飞机和高铁等少数领域实现了突破。
中国仍是一个穷国。人民等不起。谋求更美好、更便利的生活是民众的基本需求。国家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非常必要。中国还需要至少十年以上的高速发展时期。
当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在起步时，多多少少靠征服和掠夺完成原始积累。印第安和亚非广大人民的血泪，才铸就了原始资本。中国是一个内向发展模式的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并无对外掠夺的过程，完全靠自己国民的牺牲，完成了原始积累。这是一种牺牲，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民的伟大与坚韧，一代人栽树，一代人乘凉。
这就是中国必须在发展速度上胜过发达国家的内在动因。
国家要进步，家庭要发财，个人要发展。三位一体，如果国家发展速度过慢，将无法达到三合一的目标。
在要求国家相对高速发展之外，发展权也集中体现在个人的自由发展。
在财富方面，鼓励合法致富发财。
在才华方面，发挥无限之才华，拥有法律之下的无限自由选择。
在人格方面，实现自立自强。
造就自由发展的国民，铸就自信刚健的国风。
（6） 言论自由
是否容得下各种思想，考验国家的气度。
不仅于此。
从功利的角度而言，言论自由，才有恢弘的思想市场，铸就国民的创新能力，实现国家的创新能力的飞跃。从人性的角度而言，言论自由，是人性得到解放的基石。
在遵守法律的框架下，国民的言论自由，直接关乎国民的心灵自由，亦关乎国民的思考能力，想象能力与创新能力。
全球发达国家在国家发展的最鼎盛时期，都是一个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的时期，中国必要铸就自由之国度，使全球有志之士投奔中国，犹如上世纪大批移民投奔美国一样。
尤其在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战略，重返全球之巅的关键时刻，更需要鼓励自由。唯有如此，才能造就灿若晨星的思想家，科学家与艺术家。
大国胸襟，当以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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