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尔康：我的南开老师

毅生师讲授明清史基础课，开设《明史专题》《史料学》选修课。老师讲课，缓缓而谈，时有口语——“那个，那个”，但从来没有多余的话。他上课没有讲稿，手上拿着若干张卡片，他使用的比我们通常用的64k要稍大一些。后来听傅同钦教授说，毅生师在讲课之前，反复看他的卡片，有时似作默述状，可见他的认真和下功夫。近日敬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获知，老师在30年代授课前，总是“读摘讲授札记”“备讲述之用”，老师是精益求精，非将功夫下到家不可，所以讲授的内容非常清晰，我们接受起来很快。上基础课时，有一次答疑时间我去求教，问题是沙皇俄国强占我国东北大片领土，是怎么回事，应当如何分析。因为我在中学时，听政治课老师讲到这件历史公案，说那里的人民在“老大哥”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多年，很幸福，因此我国没有必要收回那片领土。毅生师讲清史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所以我才提出请教。他极其简单地讲述关于领土的史实，然而未予置评。我当时政治上很幼稚，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不便谈论的问题，后来我才懂得，苏联是继承沙俄遗产的，又有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意识和政策，在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学习苏联时期，使得这种历史成为敏感问题，成为历史研究的禁区，毅生师当然不能讲解这个历史难题了。

毅生师讲授史料学，令我开阔了眼界，知道历史学有那么多辅助学科，诸如年代学、历史地理学、印章学、目录学、钱币学等等，获知史料学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及一些史料的搜集、考订方法。在我后来所走的学术道路上，我以相当大的热忱和精力投注于史料学，写出《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两部专著。追本溯源，受启发于毅生师的史料学课程。明史研究的课程，毅生师讲到建文帝下落之谜，通过史料考证，说明从下水道出亡的一种可能性。毅生师的课，同学们私下谈体会，我说了一些赞扬的话，不过并不多，由于我的木讷，也不会去渲染。1958年教育革命运动，学校领导发动学生批判老师的“资产阶级思想、教学和方法”，让同学写大字报，历史系学生写的张贴在第一教学楼二层的一间大教室里，名曰“西瓜园”，意思是揭发和批判要上纲上线，要有阶级分析的高度，不要说鸡毛蒜皮的小事，否则就是检了芝麻，丢了西瓜。毅生师的关于《织工对》的论文遭到不应有的非难，大字报说文章引用了101条史料，是典型的繁琐考证，是资产阶级的唯史料论治学方法。次年春天历史系举办展览，用实物、图画批判老师们的资产阶级观点，其中有一幅漫画，画面是老师钻狗洞，引导一学生往里钻。意思是老师讲授无意义的历史事件，钻故纸堆，把青年学生引向邪路。画面上的老师是毅生师，所谓钻狗洞者是因他讲了建文帝有从下水道出走一说，这种丑化老师、人身攻击的事，在当时被认为很正常。画面上的学生就是我，显然我是被视为学生中的“白专”典型了。这个展览是让全校师生看的，我当然也被组织去看了，不知毅生师是否也被组织去看了，看后作何感想?这幅画想不到真把我们师徒联结在一起了。我毕业分配在系里做助教，又改做毅生师的研究生。到了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之时，有知情的教师给毅生师贴大字报，说他留人用走“白专”道路的冯某某，我才知道我的留校和上研究生，与作为系主任的毅生师有密切关系，然而是不是决定性因素就不知道了，因为人事方面是由组织上决定的。

毅生师在选修课课堂上说，谁要将他讲课内容记录成文，将来发表时一定不掠人之美：说明记录整理者是谁。他是说到做到的，在1952年出版的、他主编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文中，将与编辑此书有关的每一位参加者的姓名书写出来，绝不淹没他人的劳绩。我在研究生时听毅生师讲课，作有笔记，到70年代末我参考学兄彭云鹤教授的记录，整理出五六篇，毅生师让油印发给他所主持的明清史教师进修班学员，随后有的在刊物上发表，他问我如何署名，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否将我作为整理者署上名，可能又考虑我这时已不是刚毕业的助教，署名不一定对我有益处，所以才提出来商议。我则因本是毅生师的学术成果，整理算不得什么，不用署名作对，毅生师也就不再提了。大学者就是如此博大胸怀，不仅不淹没他人之功，尊重他人的同时，在某种情形下还有提携他人的含义。

进校就听雷伯伦师讲世界上古史，发给我们一份教学大纲，纲目之外，另有许多专有名词，如古代国名、人名、地名、书名，同时注出英文。他在讲课时，遇到这些专有名词，有时只写中文或英文，甚至不写，而我们对照讲义，做个符号，不用书写，可以专心听讲，不必为抄写板书而分心，提高了听课效率。只可惜我们绝大多数同学学的是俄文，不通英文，辜负老师的一片苦心。老师讲课、讲演明快、有条理，从不作停顿的思索，没有口语，更不会出现多余的话，学生无不称赞他善于讲课、讲演。他上课携带黑色皮包，穿着整洁，给人留下深刻的学者形象。1955年12月的一个星期，他没有来上课，听说是去上海开会，审定世界上古史教学大纲。那个时候很少听说有人外出开学术会议，所以对伯伦师的开会产生敬慕之情。在讲课内容方面给我感受最深的，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塞其提人的生活史和服装史。伯伦师讲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的历史，说到中亚至黑海北岸的塞其提人生活，他们因为游牧，吃马肉，饮马乳。由于征战，服装与军事生活密切相关，适应马上作战要求，穿着绔、长靴、马褂，戴着尖帽或风帽。伯伦师特别讲到裤子的形成过程：开始是绔，就是我们中国所说的套裤，适合骑马，但御寒不足；加上腰，成为开裆裤；然后又制成合档裤，就是我国古人所说的裈、穷裤。塞其提人的这种发明传播到游牧世界。我当时听了特别感到兴趣。

本科时听过吴廷璆师两门课，即亚洲史和印度史。老师相貌端庄，穿着合体的中山服，冬天外套呢大衣，风度翩翩。老师讲课，语音抑扬顿挫，富有感情。老师对同事、学生人情味非常浓厚，作为学生，我的感受非常强烈。老师的印度史课，我受益最深的是关于印度种姓制度，这在中学时就知道一点，而真正地有所了解，是在老师课堂上得到的，使我明了那是印度历史的特点，犹如中国之有宗族制度，所以90年代初阅读许烺光的《宗族·种姓·俱乐部》一书，易于理解。那时老师兼任南开大学总务长，又是天津市民主党派负责人，事务多，有时不能上课。吴廷璆师留学日本，是日本史专家，80年代成立中国日本史研究会，他是第一任会长，可知他在日本史研究领域的崇高地位，可是他没有给我们开设日本史选修课，其原因可能是当时中日两国处于敌对状态，而印度是相当友好的国家之一，所以开设什么课程，显然不是主讲人个人学术修养和意愿的事情。

谢刚主国桢师为我们讲授历史文选课，讲课中间不时向同学提出问题，有一次问“田齐”，一位同学不知道是指战国田氏代齐的故事，由于出生农村，回答说是整齐田间道路。大约上了四五周的课，一次上课开始，突然让同学标点一段古文，今日回忆似乎是《史记·项羽本纪》上的，也没有说是作业，只是收了卷子。下一次上课，将同学们分为甲乙两班，分别讲授，所讲内容难易不一，原来他是作测验，以便根据同学的古文程度分班。这个方法的实行，程度较高的同学受益更多。到90年代后期读学兄姜纬堂纪念刚主师的文章，始知是他向刚主师反映同学古文水平参差不齐，问如何满足不同程度同学的要求，刚主师遂决定通过测验分班授课的办法。纬堂学兄说他当时不知天高地厚，竟向老师提出问题，而刚主师容纳同学建议，因材施教，一心希望同学学业水平的提高，是费尽苦心。刚主师的讲授，主要是疏通文意，由于他的广博的学识讲解透彻深刻，我们提高了古文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同时他讲的篇目较多，无形中使我们增加了许多历史知识，如学江统的《徙戎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字，牢记在心，虽然后来知道这句话并非首次出现于《徙戎论》，但是我是首先从刚主师课堂上得知的。刚主师讲课，有时讲着讲着自己笑起来，而同学尚无反映，这大约是讲到会心处了，同学一时还没有理解。有时边讲课，边整理裤腰带。这些动作，使同学感到老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确实是这样，许多同学爱到他家里求教，有时在课间休息中围着他交谈，亦表现出来。

王玉哲师做学问是实实在在，发现很多，讲课是平铺直叙。老师给我们讲中国上古史，我至今记忆深刻的是讲宗法制和封建制，他为说明大小宗关系，画出图表，清晰明了。他是西周封建论的主张者，运用《诗经》上“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一类资料，进行说明。还有他讲到甲骨文研究时，说到“四堂”的贡献，这“四堂”是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四堂”的概括，便利了我们的记忆。“文革”后不久，在长春开学术会讨论封建制的产生历史，王玉哲师成为健在的西周封建论的代表者。事后，与会的原《历史研究》主编田居俭研究员对我讲，同王先生接触，感到你们南开老师太实在，做学问扎实。1984年我们在昆明云南大学开学术研讨会，会下听李埏教授讲，他同王玉哲先生、杨志政先生是研究生时同学，他们那时背诵大部头史书，王先生背许慎《说文解字》，可见王玉哲师的学术功力之深厚了。王玉哲师偶尔在青年教师面前说点学林掌故，如说西南联大时北大文科研究所，由傅斯年教授担任所长，郑毅生师任副所长，“傅”、“郑”谐音是“副”、“正”，故而大家说“傅（副）所长是正所长，郑（正）所长是副所长”。我们听了印象非常深。我初上王玉哲师课的时候，抱有一种希望，能够听到关于“钻木取火”“盘古开天”“神农尝百草”等神话传说的历史学的解释，可是关于这类传说，老师在课堂上一句未提。一次我同克晟兄闲话，说到此事，他说5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教师集体备课，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讲授，不能超出规定去讲。一席话，将我的疑难解决了。由此理解王玉哲师当时讲课的难处，对他们传授扎扎实实的知识更增加感激之情。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历史系主任毅生师欣慰地说我们系“三阳开泰”，意思是历史系会欣欣向荣。“三阳”是指历史系三位台柱子杨姓教授，就是杨佩之师、杨生茂师和杨翼骧师。

我是佩之师开设的“隋唐宋元史”基础课和“元史专题”、“中国土地制度史”选修课的学生，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受佩之师指导准备五代宋元史课程，在土地制度史研究室受佩之师指导进行史学研究。1956年春天开始聆听佩之师隋唐宋元史基础课，那时老师刚刚是不惑之年，原来专攻的领域是元代史，这时根据教学需要，重点研究隋唐史，出版了《隋唐五代史纲要》，就用它做教材。这部书言简意赅，史事含量很大，多年来受到欢迎。文如其人，讲课也是那样，非常平实，有条不紊，重视史实，重视材料的考证，所以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是扎扎实实的知识。暑期，结合佩之师的讲授内容，我写出《隋末群雄逐鹿中李唐为什么会建立统一政权》的习作，次年春天参加历史系学生论文竞赛，我的习作侥幸中选，评阅人是佩之师，为此事后上他家请教。上本科时我总共两次去过老师家，这次之外，因我是学习班长，应梁卓生师之召到他家汇报同学学习情况。我在古代史教研室做助教是在佩之师指导下，从“两五代史”《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读起，备课，写讲稿。老师在讲课中虽然缺少波澜起伏，生活中有时又很风趣，如历史系举行1985年春节团拜，主持人请他讲话，他说今年是牛年，牛勤勤恳恳，但是牛年不要吹牛。多年的浮夸风为大家所深恶痛绝，他的话语一出，与会者会心地笑开了。再如系友范曾师兄回系任兼职教授，在欢迎会上，起始是王玉哲师讲话，接着佩之师讲，他说王先生是聋子，我是瞎子，现在是一个聋子、一个瞎子说话。立刻引起哄堂大笑，会场气氛活跃。

杨生茂师教我们世界近代史，他是40年代后期留美回国的，是美国史首屈一指的专家，创建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为人视名利如敝履，无所追求，所好者就在“学问”二字上。老师总是笑容可掬，给我们上课时还不到40岁，大约是早年谢顶，讲课中有时抚摩头顶，完全是长者的形象。他讲世界近代史，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方面多所比较，以考察民众在革命中的作用。同学交作业，杨生茂师阅后作总评，将同学们的看法按问题分出类型，一一评介，只说题目或涉及的内容方面，不提人名。这样总括介绍活跃了我们的思路。我写的作业是比较中西资产阶级革命的异同，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民主革命，不过是幼稚的想法而已，老师也评点到了，未作批评，使我忐忑不安的心情稳定下来。由此，我总结一个经验：更应认真对待作业，不要随便提出看法，需要有所钻研，不要闹出笑话。

我先后听过杨翼骧师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史学史各两次课，前一次是读本科时，听老师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基础课，史学史则是主动选听的选修课。后一次是“文革”后期老师给“工农兵学员”讲课，复去聆听，与前次目的大不相同：主要是为学习老师的讲授方法。那时我的教学任务也是讲中国古代史基础课，不同的是我讲隋唐至明清的古代史后半段。老师讲授艺术高超，听讲是一种享受。他讲课条理性极强，选择好典型的事例，娓娓叙来，重点突出。本来就书法俊美，所写板书工整美观，特别是书写有规则，因为黑板版面有限，随意写来，必然写不了多少字，就要不断地擦黑板，既耽误讲授时间，又会闹得粉笔灰尘满教室飞扬，他写得规规矩矩，排列有序，不必随写随擦，于是所写的课程要点保存时间长，便于同学抄写。对于老师的教学法，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同仁有口皆碑，那时学姐孙香兰和我同是教研室的助教，她向我讲过照着老师书写黑板的技巧，有序地写出讲授要点。杨翼骧师讲课时有一个习惯，往往站在讲台的一端，用一只手的手指搓另一只手的手心，不停地搓，但是搓得很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作，也许是帮助思考吧?学习老师的教学法，我在黑板上不敢乱写，因为字劣，尽量少露丑，只书写最必要的几个字。但是娓娓道来的本事没有学到。老师开设史学史选修课，我选修了，但是老师讲授的史学史，只讲到梁启超，并且介绍简略，而我却盼望能对近现代史学家多作说明。后来知道，那时对“资产阶级”史家不能“捧”，对革命史家不可有所批评，让他怎么讲？只好回避了。理解他的苦衷，学者是不能超越时代的。

在给我们讲课的有教授、副教授学衔的老师中，黎国彬师年轻，不过三十五六岁，是我们的“崇拜偶像”。老师衣着合体，给人高雅的感觉；走路时，夹着讲义夹，速度略微缓慢，显得沉稳和有风度；他精通英语、法语、俄语和日语，能笔译德语、西班牙语、越语、马来语和拉丁语等语种著述，所学的专业是西南联大的清华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在云南作过社会经济、地理环境、语音和民俗的调查，为我们开设的是原始社会史、考古学通论，他不只课堂讲授，还领我们到天津东郊古墓发掘现场参观。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考古现场，终身不忘。1956年“向科学进军”热潮掀起之后，学生向往成为专家学者，更敬爱知识渊博的老师。1957年春天我们年级的一些同学去拜访他，写的访问记刊载在《人民南开》上，我认真阅读了，文章的标题似乎有“杂家”二字，以此盛赞老师的学问渊博。可是“杂家”是什么样的词汇，是褒是贬，可能理解不一，老师不欣赏它，认为是“江湖派”的同义语，因此常说，“我虽是‘江湖’，但不卖假药”。就我们学生来说，对老师是敬爱有加，想不到“江湖”那里！

辜燮高师给我们讲授世界近代史，讲课时，不时地画出地图，地理方位一目了然，课堂上便于接受，我对此印象特别深刻。那时我也多少懂得画图是技术，但并不真知，及至自己讲课，需要画图时，而自身没有这个本事，更感到老师教学特点的可敬。辜燮高师留学英国归来，是英国史专家，1957年“反右”中有不幸的遭遇，所以他的才能总受着压抑，系里的人也不尽了解，于是从上到下多不以为意。1982秋天，学术界在北戴河开英国史研讨会，这个会议的结束，是清史会的召开，会场在同一个地点，我是出席清史会的，因为要参与会务所以早到两天，正是英国史研讨会的尾声，不时见到青年学者向辜燮高师求教，甚为尊重，同事李宪庆也看到这一现象，就向别的同事道及，为学校不怎么重视他而惋惜。“自家人不识自家人”，诚堪叹息！如今辜燮高师健在，是历史学院教工年龄最长者，尤宜特别敬重。

听老师讲课就写到这里，要之，我们领受到古今中外基本史实，实证史学的基本研究法，感到我们的老师都是值得崇敬的学者。这种感受，在课堂之外的接近中，在研读他们的著述中，在回忆他们的音容笑貌中，又有所加深，接下来就叙述这些方面的体会。

我不时回忆与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往事，感到是那样的温馨。我的老师多是谦谦君子，学者风范，平易近人，这样写可不是说套语，是真实情景。我亲历过这样的主编，下面的编委开会，他没有任何亲近的表示；我曾拜访过权威学者，告别时他安然稳坐在沙发上。我因同谦谦君子风范的老师相处习惯了，对上述学者的那种做派，就特别感到我的老师的可亲可爱。

毅生师的指点与谈心。毅生师总是那样慈祥地面带笑容，从不对人疾言厉色，可是有两次和颜悦色地含蓄地教导了我：一次是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召开中美两国学者经济史研讨会，我原本要出席可是却没有去，毅生师说你应当去；一次是毅生师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在天津召开工作会议，我在上课之后才到会，毅生师问我怎么才来。他希望我出席国际学术会，是让我有被学界认识的机会，也是表示南开大学历史系有人从事相关研究；要我早点到会，为辞书编辑做点工作。不久，他对我说，听说你入党了，要做些社会工作了。他的不露声色的批评，是希望我上进，真有“望子成龙”的味道啊。每想及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80年代初，毅生师从北京回来，我去请安，他告诉我任继愈先生说老师有两件事令他佩服，一件是老师中年丧偶没有续弦；另一件是老师行政事务再忙，也坚持教学和科研。老师转述任继愈先生的话，是以他为知音，老师向我转述，没有把我视作晚辈、外人，当作朋友谈心了，令我感动，更感到老师的亲切。

吴廷璆师主持纪念毅生师文集的编务。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郑天挺纪念文集》是吴廷璆师领导克晟学长、陈生玺师兄和我编辑的，老师非常认真，召集我们开会，商定邀请写作者的名单，亲自书写该书《前言》，反映出老师与毅生师之间的真挚友情。约在1963年或1964年，毅生师住在北村8楼，吴廷璆师是他紧邻。那时毅生师常在北京，指导“二十四史”的标校工作，时或回津。一次我去看望他，正要出门，见时任历史系主任的吴廷璆师进门，他说有事要向郑先生汇报。他们老一代之间的关系我知道的很少，但我的直觉是毅生师与吴廷璆师以及其他老师相处均很亲密。

吴廷璆师的关切和赐宴。1973年冬天，我住在北京中华书局，修改一个小册子的书稿，当时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也住在中华书局标校《唐书》，吴廷璆师为了我增长学识，让我以他的名义去拜访唐先生，可见他是多么关心学生的成长。70年代后期，他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主编《日本通史》，我们年级在北京工作的和出差进京的几个同学约好去看望他，他就请我们到鸿宾楼吃烤鸭，那天去的同学有吴廷璆师的研究生刘万镇师兄，陈振江、范曾、丁朝弼诸位师兄和我，还有老师的一位留日同学黄先生，黄先生说吴先生年轻时有美男子之誉，验证了我们的印象。我们这些同学能聚在一起并不容易，在“十年浩劫”中人与人之间紧张关系开始解冻之际，这种师生、同学间的聚会，其乐融融，人间温情回到了我们身边，而这要感谢吴廷璆师赐饭所创造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天去问安，谈话中老师说“你们年轻人”如何如何，其实我们这一代都是50岁左右的人了，在他的印象里我们还是年轻人，将我们视作当年年轻的助教。我听到这话，虽然不合年龄实际，但是感到亲切，表现老师与学生交谈的融洽气氛，是真挚的感情交流。

老师对学生的尊重称谓和佩之师的体贴。我刚做助教，向佩之师请益，或一般性的交谈，老师总叫我“冯先生”。20世纪60年代初毅生师给我留便条，称“尔康兄”。杨翼骧师在赐给我1999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三册书上写出“尔康贤弟指正”，令我惶恐至极，就把这种心情向郑克晟兄表露了，他反问我：你说他应当怎样写？我顿时语塞。克晟兄作为毅生师哲嗣，学林掌故之丰盈、见识之高明为我佩服，他的反诘令我想到毅生师、佩之师对我的称呼，及至杨翼骧师呼为“贤弟”，又让我“指正”，促使我进一步思考传统的人际关系中的礼仪内涵，深切认识到老师那一代人为人谦逊，彬彬有礼，素养高尚，即使对于晚辈、学生爱护有加的同时，也非常尊重后辈人格。我学习老师一次次的称谓教诲，再给后辈友朋写信、赠书，也写作“贤弟”“学友”。佩之师不仅称呼上不以晚辈视我，还在生活上关怀我，1963年春天我儿子出生，特地惠赠童装，令我倍感亲切。

杨生茂师对我关怀一例。20世纪80年代，我一般会在春节时到各位老师府上拜年，及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时或不在天津，年也不能去拜了，但是我和老师的心是相通的。1997年的一天，杨生茂师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见到我在台北“中研院”作学术访问的报道，给我复印了，叫我到历史系信箱去取。我取出观看，原来是我在1996年去该院短暂访问的信息，我在台北就看到了。但我对老师的通知非常感动，因为他才得到这个信息，想让我知道，从这里看到他对学生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

黎国彬师亲切交谈。黎国彬师为人清高自爱，有难事总是自身克服，同事、学生知道了伸出援手，他会绝对谢绝。改革开放以来老师主要给研究生讲授英语精读课程，每周两次，特别认真地给学生批改作业，受教者莫不有较大的提高，我指导的研究生不只一人向我道及。老师做学问极其认真，英文笔译是那么好，所以《南开学报》、历史系出版物的英文目录，都是请他翻译或审订，这就涉及各种知识和专有名词，老师在译作上力求准确无误，常常向论文作者了解文章内容和专有名词的确切涵义，我就不只一次被他问过，有时还问及他人的文章，如此精益求精的审慎态度，译作怎么能不是高质量的呢！我们怕打搅老师，不去他家请安，但是因为他课程多，常能在教学楼见到，遂顺便问候。2000年6月的一天下午，陈振江师兄、张伟伟教授和我看他走出教学楼，趋前问安，闲谈中，我见老师满头秀发，不禁想起1960年时老师头发脱落，因问怎么复生的，他说当时去医院诊治，医生把他作为特殊病例向其他病人讲解。他认为有辱人格，决心不求医生，自己设法治疗，于是大量翻阅医书，知道脱发的原因有三种，即神经衰弱、内分泌失调和病变。他分析个人的状况，应当是神经衰弱所致，于是就此自我改善，注意休息，洗冷水浴，常梳头，结果就好了，头发再生了。接着他主动讲了自我治疗牛皮癖的方法和经过，并得出结论：自己应当学会如何对自身进行保健，不可轻信医生。这真是至理名言！老师做学问，以及生活上，处处自尊自爱，我们学之不尽。

为毅生师送终。对于教学和社会活动非常繁忙的毅生师，历史系于1981年春天向教工作了一条规定，没有要事不要去打扰他。有了这条“纪律”，我自觉地遵守，由于我从来不担任行政工作，自然没有事情要去汇报，有学术请教的事就压下了，请安的事也只能免了。毅生师身体素质历来受人称赞，众口一词地说他会活过百岁。他每日下午工作之后必定做步行活动，这是他多年习惯，如抗战中在长沙临时大学每天行走2500步。老师行走比较快，以此健身。因此南开人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有一天孙香兰教授问我注意到没有，郑先生走路脚好像抬不起来。我是泡图书馆的人，不闭馆不离开，所以极难见到毅生师散步，自然不会知道老师走路状态的变形。更严重的是当时不懂得“老年人迈不开脚步是身体状况不佳的反映”的常识，所以没有引起注意，也就没有向克晟兄夫妇提起，后来深自愧悔。12月中，毅生师从北京开会回来，在那里宾馆有暖气，而家里是平房，生煤炉，气温低，加之劳累过度，患了感冒，很快病情加重，送天津市总医院住院治疗，身为南开大学顾问、原副校长、一级教授的毅生师，在医院论级别的规定下，不能住单身病房，只好移住另一家规模小的医院，在他住院的三天期间，校系负责人去看望他，我想去探视，又碍于规定，不便前往，只有通过克晟兄夫妇关注毅生师健康的恢复。12月20日是星期天，我知道不会有负责人去医院，预定在这天去，并事前同克晟兄夫妇联系好，上午九点多钟到了医院，见毅生师处于昏迷状态，大感惊愕，不敢惊动，遂由同钦教授禀告：“冯尔康看您来啦”，似无反映。这时克晟兄说刚才值班医生说是酸中毒，“酸中毒”，我的医学知识太少，从没有听说过这种病，克晟兄说，医生讲这种病严重，可以致命，于是我们去值班室询问医生，医生稍微作了讲解。因为是周末，医院又不大，这个科室除一位值班医生外再无大夫，更不可能进行会诊。当时在病房有克晟兄夫妇及他们的二公子和我四人，见毅生师总是在昏沉中，遂去找医生来看视，医生看后，即招来医护数人进行抢救，毅生师终无反映，医生宣布抢救无效。从我进入病房，到医生宣布毅生师仙逝，这几个小时中，毅生师始终安祥静卧。如果是佛家信徒见此情景，会说毅生师修成正果，到极乐世界去了。师徒如父子，我能为毅生师送终，尽了孝，这是我们师生的缘分，因为在1981年的后半年我能见毅生师的机会并不多，而这一天让我赶上了，冥冥中有如天意所定。

每当回忆与毅生师、吴廷璆师、佩之师、杨生茂师、黎国彬师的这类往事都有幸运兼幸福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