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界对特朗普路线的判断，正出现惊人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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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 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

三大洲 社会研究所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 刘 骐源（译）

“新自由主义共识”这一概念在今天需要被进一步拓展。在20世纪90年代，它被称作“华盛顿共识”，包括以下几个核心面向：认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久性，缩减国家在提供社会福利和商业监管方面的职能，扩大强制性的国家机器以防止任何对当前世界体系的挑战，承认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 （左翼） 和保守派 （右翼） 都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自由主义的中心地带，并基于对这一共识的支持模糊了传统分歧，为后政治、技术官僚的未来创造了可能。 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并非源于一个政党，而是生发于多个政党之中，它们都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尽管在起源上可能存在差异。 例如苏联解体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20世纪90年代都抵达了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而对于欧洲而言，当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派都以新自由主义共识自我标榜时，他们之间的差异也开始消弭。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第三次大萧条”持续至今。在此期间，新思潮在新自由主义中心之外开始酝酿，并对这一共识思想发出挑战。从特殊类型的极右翼到北大西洋选举制度下诞生的左翼，这些政治力量开始被人们称为“民粹主义”。 如果当前的建制是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那么任何挑战它的存在都可被视为民粹主义。 自19世纪以来，“民粹主义”这一术语一直充满了误导和模糊性，这种状况延续至今。因此，本文希冀能够厘清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特殊类型极右翼以及北大西洋选举左翼 （ North Atlantic electoral left） 等概念。

当下这种对 “民粹主义”的使用第一次出现是在21世纪初，用于描述在欧洲，特别是东欧出现的特殊类型极右力量。这种政治倾向的一个早期案例是成立于2001年的波兰法律与正义党 （PiS） 。这一党派在2005年大选获胜，一跃成为议会多数党。PiS主张加强国家对天主教和经济发展的干预管理，从两个方向 （社会和经济） 来抵抗欧盟的新自由主义共识 （主要指社会自由主义、经济自由化和开放市场思想） 。这种在波兰兴起的思潮也席卷了匈牙利 （维 克多· 欧尔班创建匈牙利青年民主联盟，最初于1998年作为中左翼力量崛起，随后放弃新自由主义，转向保守的匈牙利民族主义） ，而后蔓延至奥地利 （约尔格·海德尔将奥地利自由党从中间立场转变为反移民和保守的民族主义） 。这一新现象传播至欧洲各地，从意大利的马泰奥·萨尔维尼的北方联盟到法国玛丽·勒庞的国民联盟 （前称国民阵线） 。欧洲议会中的这些政党时而联合，时而分化为不同的党团，例如“民族和自由欧洲党团”“身份与民主党团”。它们的分分合合说明这些特殊类型的极右翼政党既普遍持有一致意见，又存在着重大分歧，有时候仅仅是个性与自我表达的冲突就能使它们分道扬镳。 这些政党与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公开宣扬保守主义，主张某些民族主义经济政策，并且口头上对欧洲一体化持怀疑态度。

然而，这些政党上台执政后并未从根本上打破新自由主义共识 ，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都继续放宽商业管制，紧缩公共服务，并且对欧盟市场敞开怀抱。 它们既没有在欧洲议会也没有在国内议会提议过采用强有力的经济保护主义或社会福利政策，或是步英国脱欧的后尘开展本国的脱欧计划。当欧盟官员制定有关欧洲市场整合或更加平衡的预算政策时，这些特殊类型的极右翼政党便会欣然应允。 在经济政策上支持新自由主义共识的同时，这些政党也并未挑战使欧洲依附于美国整体政治议题的大西洋安全安排 ，尽管偶尔会对欧洲国防安全安排有所质疑——主要是针对北约。大多数由特殊类型的极右翼政党执政的国家，都在这一北大西洋联盟中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定位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 大多数极右翼政府都支持华盛顿的安排，认为欧盟国家的军费开支应至少占GDP的2%，同时应为北约做出更多贡献。 当美国希望欧盟国家谴责俄罗斯并减少与中国的经济往来时，以极右翼政党为首的国家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些要求。在许多欧盟国家中， 特殊类型的极右翼与新自由主义势力联合组建政府，或吸收过去的新自由主义政客加入他们的行列。 至少在经济和国防安全政策方面，这些政治势力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

如果特殊类型的极右翼并没有与新自由主义共识形成决裂，那么他们为什么被称作“民粹主义”？ 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以“自由主义”作为区分的中轴，那些特殊类型的极右翼被认为是反自由主义的，但其实他们自己是脱胎并致力于自由主义的。的确，这类极右翼固守极具保守性的宗教信仰 （反堕胎、反女权主义、反同性恋） 和所有的传统主义观念 （其根基在于以父权制为核心的家庭和教会，这些力量转化为对社会中强势男性领袖的信仰） ，这些都与左翼自由主义和主流自由意志主义相背离。 然而 在其他非自由主义方面 （限制言论自由并赋予安全部门更大的权力） ，他们和新自由主义共识所差无几。 “民粹主义”一词被认为区分了民粹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然而，所谓的自由主义思想早已不是传统的自由理念 （言论和结社自由） ，而是生活方式上的自由主义，一种作为中产阶级的社会选择的自由主义。 因此，“民粹主义”一词更像是选举时的动员口号，而非严格划分政治派别的分类范畴。

这种选举时铺天盖地的口号动员在美国最为典型。 研究民主党、共和党的政治记录，我们可以发现两党的政治目标和实践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接近。 或许两党的执政风格以及它们在作为社会选择的自由主义上存在重大差异，尤其是在唐纳德·特朗普上台后，“民族主义经济”现如今成为共和党的特质，但是， 两党在新自由主义共识上却几乎一致。 两党对术语“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使用都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将民主党称为“自由主义者” （共和党将其与共产主义者画上等号） 对共和党而言有利可图；而民主党则称共和党，尤其是特朗普为“法西斯主义者”，以此在选举动员中获得优势。 这一术语使用策略让双方都可以推进各自的选举进程，但是由于运用方式的情绪化和偏激，这两个术语都不能用来科学地阐明两党的政治立场。

“法西斯主义”一词已经成为一个在选举中非常管用的道德枷锁，但它不能帮助我们恰如其分地理解特殊类型极右翼。 无论是意大利还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他们都想中止民主选举制度，并且用一整套国家镇压机器来摧毁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制度。但今天这些极右翼力量的诞生并不像百年前的法西斯主义，不是为了打击工人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也不是因为他们对民主制度本身存在任何异议——在如今的大西洋核心地区并不存在此类针对资本主义的威胁。 这些特殊类型极右翼的出现，是为了保卫资本主义制度免遭新自由主义中的“自相残杀”，确保在第三次大萧条中迷失方向的人们保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 他们誓言要“掐住经济的咽喉”来让它创造就业，但事实上没有能力做到这点。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些极右翼不像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一样否认危机，而是承认危机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足够了：至少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苦楚在极右翼政治家们的演说中有所反馈。 这些极右翼政治家并不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实质的改变，并且最终会成为他们所在政治派别的负担，虽然这件事还没发生。

由于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已经充分发展了强制性国家机器来训诫愤怒的民众，这些特殊类型极右翼只需运用合法的镇压机器即可达到目的，而无须创造新的非法暴力手段 （这类极右翼仍会使用“顺势疗法”般的小剂量暴力来打击左翼和工人运动的士气，但他们也明白，如果使用过多暴力，会使中产阶级转而反对极右翼，甚至将部分中产阶级推向左翼的怀抱） 。 这种特殊类型右翼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但其政策并不服务于人民。

▍ 第三次大萧条期间的北大西洋选举左派

在第三次经济大萧条爆发后的几年里，一股新兴左翼力量开始在大西洋两岸崭露头角。长期担任北伊斯灵顿议员的杰里米·科尔宾 （Jeremy Corbyn，生于1949年） 在2015年参选并赢得了英国工党党魁之位。而来自佛蒙特州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参议员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生于1941年） 同样赢得大量支持，并在2016年参加美国大选。在这一形势下，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均被视作社会民主政治向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高歌猛进的重要例证。托尼·布莱尔曾坚持要求工党删改党章第四条 （关于 国有化） ，并且将工会在党内决策的作用边缘化。与此相呼应的，是比尔·克林顿通过新自由主义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掌控民主党，该委员会抹去了工会和社会运动联盟在党内的话语权。然而，到第三次大萧条爆发时，工党和民主党可用来讨论未来发展道路的制度空间已荡然无存。桑德斯的动员在党内毫无受众，与此同时，科尔宾在工党内的领导地位被不断削弱，最终被党派扫地出门。 桑德斯和科尔宾的经历都证明，这些党派机构已经彻底为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所侵蚀，并且不允许有任何理念背离。 此外，在桑德斯初选失败和科尔宾被免职后，没有遗留下任何大规模组织，只有一些小型残余，例如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和英国“动力”组织 （Momentum） 。

2012年，激进左翼联盟在希腊成立；2014年，“我们能”党 （Podemos） 在西班牙成立；2016年，“不屈法国” （La France insoumise） 在法国成立。曾隶属于建制党派的部分政治家们和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的左翼建立了广泛的联盟战线。很快，这些对选举获胜争夺的尝试被视作“左翼民粹主义”，尤其2015年激进左翼联盟在希腊赢得大选、“我们能”党在西班牙的地区和全国选举中取得重大突破时。这些党派都是围绕单一领袖建立的——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