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到八宝山上庄东街路口的骨灰盒店，穿着西服的庄宁把客人送到玻璃门外，然后站定，注视着他们离去。隔了三四分钟，他回头看了看在屋内等待的我，犹豫片刻，进来跟我解释，他要向买完骨灰盒的人行注目礼。
这是庄宁家涉足骨灰盒产业的第29年。他目睹了不计其数的生死故事。他向我讲起那些和他萍水相逢的家庭，模仿着他们端详、轻抚骨灰盒的样子——骨灰盒是生者和亡者之间最后的一种联结，承载着生者的思念、懊悔，甚至脆弱无助。
以下是庄宁的口述。
另一个家
木质的，石刻的，雕上莲花、落叶、徽章等各色图案——我是从小看着形形色色的骨灰盒长大的。四岁那年，父亲开始经营骨灰盒厂，那时我还不懂何为死亡，也不知道恐惧，每天在厂子里看着师傅们选材取料、设计图纸，打磨每一个盒子。
店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骨灰盒供人选择。图 / 受访者提供
直到我小学快毕业时，把我带大的姥爷住进了盒子里。在部队家属院，我懵懵懂懂地，在他从前住的屋子里张望着，问姥爷去哪了。“姥爷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了。”那是我家人挑选的刻着苍松的骨灰盒，象征着军人的坚毅、刚劲。
于是，在我眼里，骨灰盒从一件物品，变成了一个人死后的小家。
9年前，24岁的我开始帮忙照看八宝山的骨灰盒店。在殡仪馆斜对面的这家店里，来来往往的人们为他们去世的亲友寻找最后的去处。逝去的官员、军人通常会住进木质的盒子里，传统、纹理精致，再加上底座庄重大气；教师、医生的家属往往会选择石头雕成的，能在入土后经受住更多时间和风雨。
对殡葬行业而言，四季都是一样的。哪个季节都有人死去，在他们身后，活着的人捧着手中的骨灰盒，偶尔会向我回忆起亡者的事情，带着点懊悔和无奈。他们面对亲人死亡的反应，也不大一样。
我记得有一个女人，她从早上开始挑盒子，一直到天色全黑。那是火化的前一天，她不得不作出选择。因为店里有六百多种盒子，我一般都会先跟客人讲清楚木质和石刻的区别，再让他们决定。她看中了一个木刻雕花的盒子后，突然又问我：“石头的是不是结实啊？”
这一整天里，她来回观察着店里陈列的盒子，不停地嘀咕“这个好像大一点”，“这个雕得更精致”，“我不喜欢这颜色”……绕了一大圈儿，她最后买的还是早上用半小时挑好的那只。
挑完的那一刻，她捧着盒子看了半晌，突然一串眼泪哗就下来了，“你以后就住这了啊，我花了好久挑的。”
我渐渐明白，她不是选不出来，而是根本不想选出来。每个挑骨灰盒的人手里都握着一支笔，做完这个选择以后，句号就画上了。她就始终拿着这支笔，总想再蘸蘸墨，再画得慢点。
每当有人反复地问我“还有更好的吗”，或者在三四个盒子里面始终做不了决定，我就知道，他们想把画句号的时间拖得久一点，那是他们最后的挽留。
我有一个朋友，他没用多久就为自己的父亲挑好了骨灰盒，却要求亲自来给骨灰盒做保养——去掉浮尘，再用专用的油去润，一点一点顺着一个方向润滑，一遍之后，换不同的角度看，没有涂匀就再来一遍。他做保养的时候眼神安详，特别认真。
他父亲患癌，手术成功之后活了七八年。对他来说，那个句号已经画上了，但他迟迟不愿意交卷。
“还有第二个盒子吗”
不过我总觉得，一个人的死亡，画上的不是句号，而是逗号。只要有人还念叨他的名字，他就没有真正死去。
有一对父母，拎着户外运动的背包来问我，要买保存时间长、便携的骨灰盒，他们已经订好了机票，要带着八岁视障女儿的骨灰去环游世界。
“中国数学教育之父”孙维刚去世的时候，我曾把一款名叫“背影”的骨灰盒推荐给他夫人。这个盒子，由汉白玉雕成，一头拉着犁的牛，坐落在整块做成书箱状，重约三十斤的花岗岩上。
他的夫人注视着那头牛，顿了顿，摇着头说：“他太累了。不想让他带着负担去那边了，让他过得轻松点吧。”
还有一户人家，他们挑选了一个小木房子形状的盒子，在店里反反复复抚摸房子上的瓦檐、窗棱和雕花。他们的独子，高考完不久出了车祸。过去18年里，他们家因为经济条件不好，儿子一直睡客厅。孩子的父母说，他们也没本事，眼巴前儿快熬出头了，人却没了。他们想让他死后有个房子住。
来买骨灰盒的客人，几乎从不提起“死”这个字，他们会说“没了”，“走了”，“去世了”。“死”对于他们大概是一个格外敏感的字眼，他们在心底或许觉得亲友一直都在。我也尽量不说“死者”这个词，而是称呼为先者、逝者。
我格外警惕的还有另一件事，就是被问到“还有没有一样的盒子”。
曾经有一个衣着朴素的老奶奶在借用厕所之后，看起了店里的骨灰盒。她选中了一个金丝楠木的盒子之后，突然又说“我要两个，有吗？”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说“没有”。实际上，当时柜子里就放着个一模一样的。但我坚持对她说，她身子骨好着，哪怕我的店倒闭了她也会在。
到了火化仪式，她来取盒子那天，我看到店门口跟着一堆人，从一排豪车上下来。这时我才明白，她大概是想自己一个人做完这事，不想让别人知道她要买第二个盒子。后来，我又接到一次她的电话，依然骗她说没有一样的盒子，她大概是觉得这是注定的，也就作罢了。
在门口的台阶上，我遇到过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也想买第二个一样的骨灰盒。我问她干嘛，她说：“还能干嘛，我儿子没我可不行，我得赶紧办完了事儿去陪他。”那种语气，就像是说吃饭喝水一样，而越是平静，越让人觉得可怕。
得知她弟弟要来接她，我就说，“没那么大的，我再给您儿子挑几个最好的元宝。”然后从仓库里拎出来一个麻袋慢慢地挑，一直拖到她弟弟过来，提醒了这件事。
死亡是平等的
许多人会把轻生的心思，脆弱的情绪袒露给我这个陌生人，然后继续在亲人面前故作坚强。
面对亲人的去世，人们只在某些人面前才会流露出脆弱。图 / 《请回答1988》剧照
那个从早上挑到落日的女人，第二天领着一帮人来取盒子，声音昂扬地跟身边人说着：“这条街我全都挑遍了，从殡仪馆到医院门口的小店，我也算半个专家了，材料、结构、包装，我都懂。”
那种神态，和前一天优柔寡断的她判若两人。
2015年的最后一天，我接待了一个长相俊朗，身后跟着一群人的中年男人。他像挑一幅幅画一样，来回琢磨着金丝够不够漂亮，颜色深浅如何，大小尺寸是否合适，他为煤气中毒的妻子、女儿和外甥女挑了三个盒子。
直到结账的时候，他身边的人去外面抽烟，或者三三两两地说着话，他在账单上签着字，眼泪突然崩了出来，像是要冲破眼镜。
他的泪水持续了两三分钟。接过我手里的面巾纸，他用虚弱的语气说了一句“谢谢谢谢”。那一刻，刚刚还是成熟稳重的形象，都垮了。我看着他亲人的照片，都大方漂亮，女儿看起来只有二十出头。
在失去至亲这件事情上，感同身受是个伪命题，除非你同时或曾经经受。
在骨灰盒店这些年，我印象深刻的多是失去儿女或伴侣的人。送走长辈一样是沉痛的，但多数时候生者都有了心理预期。而越是不可预料的死亡，越让人难以面对。
不过，在这个有太多不平等的世界，死亡可能是唯一一件众生平等的事。无论性别、年龄、财富程度，都要面对不可逆的死亡。有时候，我觉得这间骨灰盒店像是一个人生的终极舞台：对每个生命的总结，不是看生前表现出来什么，而是离去后他人如何怀念你。
看过了这么多生死，我常常告诉父母，想去哪里玩就马上去，不要算计着给我留多少积蓄，我都不要。离开人世时，一切的亲情、爱情、友情都是带不走的。
类似于“死而复生”的事情倒是也在这里发生过。有一对姐妹，给弥留人世的妈妈挑好了骨灰盒，正要输入刷卡密码的那一刻，家人突然来电话说，叫他们准备后事的医生把人救过来了。我记得撂下电话的一刻，那个女儿几乎跺着脚，要跳起来似的说，“一下午白忙活了。”还向我解释了半天，说不是耍我的。我相信那天以后她们会加倍关心自己的母亲。
在我们的仓库里，一直放着几个订好了之后没人来取的骨灰盒，最久的已经存放了七八年。我脑海里一直在想象着，可能有一天，拆迁拆到了我们的店铺，我拨通那些买家留下的电话时，另一端的人会告诉我：他的亲人在最后关头活了下来，直到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