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组织作为新的政治形式的起点，进一步的发展则是达成国家政治的问题解决，梁漱溟认为当时中国的最大政治问题是国际上国家主权不能独立，国内军权和政权分裂，政治问题的解决目标是实现国家统一稳定。要实现这个目标，国内各个群体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社会向来有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之称，放在近代中国，则还有一个军人群体。军人和工商业者，各有实力，农民则不然，既无军事实力也无经济实力。但梁漱溟认为要解决中国问题这两个阶级都靠不住，所能依赖的群体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结合。在这方面，梁漱溟接受了儒家贤能政治的观念，并将现代的士阶层，即知识分子群体作为贤能的代表。梁漱溟认为传统社会的士阶层很重要，科举废除后，知识分子主要由城市培养并留在城市里，这造成农村缺乏知识群体的知识传播和礼俗教育，因此，要挽救乡村失败的局面，首先是知识阶层要到乡村去。“今所谓知识分子，便是从前所谓念书人。如我们所讲，他是代表理性，维持社会的。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众人之师，负着创导教化之责，很能超然照顾大局，不落一边。在辟建理想新社会的工作上说，他是最合条件不过的。”因为新的理想社会的建立必须有一批先知先觉者，对农民 进行启发和教育，而其自身又没有阶级立场。
政治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于经济基础，经济问题包括生产和分配。那么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考中，是如何思考解决经济问题的途径的呢？
梁漱溟认为，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发展受到阻碍，而农业相对受压迫较轻，所以要依靠农业谋求中国的发展。发展工商业需要资本，而资本控制在西方列强手中。发展农业主要靠土地，而土地则是一种现成的资源，最终以农业为基础，引发中国工业的发展，是唯一可能的中国复兴之路。“这样，我们所走的路，就显然与西洋近代国家所走的路不同了！西洋近代是从商业到工业，我们是从农业到工业；西洋是自由竞争，我们是合作图存。”所以，乡村建设是从乡村的组织建设开始，发展农村经济，推动工业化，最后达成一种新的文化和制度体系。
文化改造和民族自救方略的落实需要以教育作为基础，即政治和教育的结合，他称之为“政教合一”。他说西方现代国家的建立主要标志是政治和宗教、知识和道德的分离，在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所以政教合一，主要所指是道德和政治的结合。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认为教育不仅仅是文化知识教育，关键是道德，“教”是“关乎人生思想行为之指点教训”。他说：“在其他过去历史上的民族，‘道德’一事常归宗教包办，故我们政教合一之‘教’与宗教有关，可包宗教。”因为中国的“教”与宗教并无直接关系，所以将之理解为宗教与教育都不甚合适，最合适的说法是“教化”。
在这一点上，梁漱溟提出了两种途径：其一是知识分子要去乡村发挥其教育和教化作用；其二是他认为政教合一的精神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的核心，甚至，西方最新的政治学说也逐渐放弃政 教分离而转回到这个精神上了。
后来，为了区别当时国民党政府喜欢使用的“政教合一”的提法，梁漱溟喜欢将这种结合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合一的模式称之为“建教合一”即建设和教育的统一，因为他觉得政治和教化的合一太具有行政色彩，而难以真正发动农民。
由此，我们便能理解梁漱溟将乡村建设视为“建国运动”的理由，梁漱溟认为从乡村出发来建构中国现代国家是一条最为合适的路径。他说：“中国国家可说是集家而成一乡，集乡而成县，集县而成省，集省而成国。中国这个散漫的国家，一定要求组织，但我们求组织，如果是从家入手，那就太小，从国入手又太大，事实上不能一步登天，所以要从乡村入手。先求乡村有组织，人民有乡村的组织生活，一步一步地做到国家的组织生活。……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他的组织不是自觉的。中国今日从乡村完成这个组织，完成中国的大社会组织。等到中国完成了这种自觉的理性的国家组织，他就可以领导全世界，领导全人类。只有中国人就没有狭隘的国家观念，才没有狭隘的民族意识，以中国人大公无私四海为家的精神，就能够稳定世界的和平， 就能够为人类谋福利。”梁漱溟说未来的中国会避 免成为西洋和日本人那种以压制弱小国家来谋取 利益的霸力国家，而成为世界上最为理想的新的国家形态。
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是要解决中国现代化以来的社会危机，还要矫治西方现代化的一些弊病，并将中国因为理性早启而压制的潜能释放出来，而使历史进入中国文明的时刻。“一方面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倚靠合理的社会组织。……此一两面共进的结果，将会产生出一个新社会。”
他分六点来描述这种新文明：“ 一是新社会是先农而后工，农业工业结合为均宜的发展。”“二是新社会是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乡村与都市不相矛盾，而相沟通，相调和。”他认为西洋社会放弃农村的做法造成了都市和乡村的不平衡，而合理的方式是都市成为经济文化中心，而乡村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三是新社会以人为主体，是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四是新社会是伦理本位、合作组织而不落于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两极端。”“五是新社会内政治、经济、教育（或教化）三者是合一而不相离的；合一的是正常，相离的非正常。”“六是新社会秩序的维持，是由理性替代武力；而西洋近代国家其社会秩序之最后维持是在武力的。社会秩序出于理性，靠理性来维持，是正常的；反之，靠武力便非正常。”
对于通过工商业的发展而使中国进入现代化的方式，梁漱溟认为不仅在理论上不合适，而且在现实中也行不通。之所以说理论上不合适，梁漱溟的依据是认为人类历史已经进入合作经济时期，超越了资本主义的个人竞争的阶段，而中国因为不能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府，合作经济难以开展。在现实的困境方面，近代工商业需要机器工厂及市场，中国因为农村凋敝难以构成有效的市场。梁漱溟说，后进工业国家，只能依靠农产品出口去换取机器，而相比之下，农产品的竞争并不如工业产品那么激烈，因此，中国只能走先农业后工业的道路。“中国根干在乡村，乡村起来，都市自然繁荣。可是如走近代都市文明资本主义赢利的路，片面地发展工商业，农业定要被摧残，因为农业不是发财的好道，在资本主义之下，农业天然要受抑压而工业畸形发达 (这亦是我们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路的缘故）。 ……所以此刻我们唯有到乡村来，救济乡村，亦即救济都市；如往都市去，不但于乡村无好处，于都市亦无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