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金融基础设施的征信行业，正在迎来更为谨慎的监管思路。
个人征信牌照试点运行2年多后，在“风口”酝酿起飞的机构们被泼了一盆“冷水”：央行征信管理局局长万存知近期借一场公开演讲点明，取得试点的8家机构目前没有一家符合持牌要求。顿时引发行业哗然，“真是让人措手不及。”一位征信机构人士直言。
但如果仔细梳理不难发现，这一消息看似突然却早现端倪。今年年初，万存知在《中国征信》2017年第一期谈及互联网大数据是否等同征信时就直言：这里的关键是有些核心问题还未找到解。而几个月之后，在“走着看”和“先立规”之间，监管明确选择了后者，因为如果先乱后治“就成了笑话”。
根据监管当初开放试点思路，开放市场化征信机构，不是要简单复制一个或数个征信机构，来与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竞争，甚至通过竞争形成替代关系；而是要使这些不同功能定位的征信机构形成互补关系，以避免征信体系的无序发展造成金融的混乱。
但现实在于，对照国际征信行业，除了我国相关征信和大数据立法尚未到位，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爆发已为征信带来了新问题——赢家通吃的互联网发展模式让征信机构在业务和公司治理结构上丧失了第三方独立性；各造闭环的发展模式割裂了市场信息链加剧数据孤岛；没有充分理解征信理念规则导致数据采集和使用上陷入误区。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监管此次表态直接斩断了征信行业近年来不断造势“风口”的迷思，大干快进的行业发展态势恐将得到遏制。对机构而言，如何在骤变的环境下尽快梳理出一套符合监管框架的发展模式成为关键，但受制于配套法律缺失与商业环境，生存与发展的博弈可能才刚刚开始。
按照央行的表态，独立性问题是目前征信机构不具备发牌条件的重要因素。一位上海从事征信行业多年的资深机构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判断一家征信机构是否具备业务治理结构独立性，关键看其股权关联方中是否存在对征信有直接需求的信贷机构。
记者梳理首批8家试点机构发现，其中4家是拥有自我生态圈的金融或互联网巨头——前海征信母集团为平安集团，集保险、证券、信托、银行、资产管理等多元金融业务为一体；考拉征信背后是拉卡拉控股，拥有支付、信贷、理财等综合金融业务；芝麻信用为蚂蚁金服全资子公司，已成为蚂蚁金服生态圈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腾讯征信也很难与其同体系内的财付通以及微众银行划清界限。显然，这样盘根错节的关联使征信机构在业务和公司治理结构上难言独立性。
而另外4家鹏元征信、中诚信征信、中智诚征信和华道征信，均是在征信领域浸淫已久的老牌机构。其特征在于虽然第三方属性相对强于前四家，但有的发展初期股东方中曾有商业银行，有的由于不占据大流量场景入口，核心数据主要来源于股东方有限的数据资源，需要通过不断进行外部合作与采购来丰富数据维度。
中国人民大学信用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吴晶妹认为，中国征信系统按照机构类型划分可以分为三大体系：金融征信体系、社会征信体系、商业征信体系。在她看来，过去商业征信体系影响力比较弱，关键原因之一就是民营机构没有独立、稳定的数据来源，其数据主要是从金融征信体系和社会征信体系挖取，商业征信企业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将数据进行整合、分析。
不过芝麻信用、腾讯征信、前海征信等一系列机构的出现一定程度打破了上述“没有独立稳定数据来源”的现状，场景成为这些机构获取数据的主流思路。
前海征信方面向记者透露，目前该公司合作金融机构近2000家，其中银行近200家，查询量达到6亿。“我们与美国FICO更为类似，以服务金融为主要场景和业务主线。目前，其数据60%来源于传统金融，40%为互联网新型热门数据。”
现实的尴尬在于——手握数据的征信机构不具备独立性，而具备独立性的机构在数据来源获取上面临不小挑战，发展壮大缓慢。
以华道征信为例，其股东包括上市公司银之杰以及新奥资本。银之杰旗下拥有移动商务服务商亿美软通，而新奥资本旗下新奥能源于1992年开始从事城市管道燃气业务，手中握有大量的居民燃气数据。
但前述资深人士告诉记者，类似居民燃气数据，对于信贷领域黑名单建设的意义很小。“这类负面信息进入标准高，比如用户要连续八个月欠费，连续三次催缴都不交，才能进黑名单，靠这部分自我生成的数据量太小。”
中诚信征信董事长孔令强就曾承认，如何获得充分的数据来源，是民营征信机构多年来的烦恼所在。该公司CEO闫文涛告诉记者，目前中诚信征信的主要数据来源有社保、工商、税务、住建、公安等公共部门，以及其他商业机构。为了获取这些数据，中诚信征信也设立了专门负责商业谈判的部门。但由于数据分散性强，独立机构合作谈判也比较艰苦。
事实上，征信绝对不是一个可以短期盈利的行业。前述资深人士告诉记者，从国外经验看，独立第三方想盈利通常需要七年左右。而在国内，对背靠金融机构或手握流量入口的机构这个时间则会缩短，不排除有些已经盈利。在他看来，监管的要求已经清晰，这些征信机构今后想获取牌照必须从母公司体系内剥离。
而万存知在前述公开演讲中也提到：“假如你是独立自然人、独立的企业或者企业集团，金融机构或者金融控股公司，想独资办个人征信机构，我们说不行。假如有很多有共同意向的机构联合起来，共同申办一个是可行的。”
一位征信机构负责人表示，上述表态应该是为这些机构指明了一条发展方向——联合持牌。在他看来，这一模式类似于央行构建网联的思路，其实也是对市场化机构的一种“收编”。
但独立性还不仅仅是制约试点机构持牌的唯一问题。商业机构度业务闭环的追逐客观上割裂了市场的信息链，信息覆盖范围受限，反而加剧了数据孤岛现象。
这样的利益割据并不鲜见。前述资深人士就向记者透露，曾经参与上述八家试点单位中某机构的产品推介会，呼吁与会同业共享信息，卖点即是母公司的强大背书和手握的核心金融数据。但现场一位外资银行风控负责人就当场质疑，以该征信机构集团旗下银行的营销能力，如果进行了合作，自家数据极有可能就暴露给了竞争对手。
让具有竞争关系的商业主体建立这种信任难度极大，而真正具有公信力的仍是政府。在国外，对数据交换目前已有一些法案与标准。
此前，由各地政府推动建设的数据交易所（中心）被认为可以通过建立一套业界承认的数据交换标准和共享机制来解决信息孤岛问题。但以上海数据交易中心为例，其上线以来，发展进程并不快速，甚至记者采访的一些征信行业人士对其闻所未闻。一位征信机构从业者曾经在早期参访该交易中心，但有人就私下表示，如果有数据需求，直接定向采购就可以，为什么要经过交易中心？从第三方过一道，数据就会有被截留的可能。此外，数据价值的评定是一大难点。
而与公权力机关寻求数据合作也并不算容易。闫文涛告诉记者，公司在商务合作、采购数据的过程中遇到过困难。“特别是公检法、税务、工商、社保这些部门，它们会有顾虑，认为你们只是试点，没有持牌，谈判还是有阻力的。”
一位曾经在中国第一家征信机构上海资信就职过的人士告诉记者，当年这家机构是经高层批示而设立，得到的政府支持前所未有，都是拿着发文去谈判。但即使如此，也是花了三年时间才磕下某国有大行。而例如工商、税务等公权力部门，有些也只是发文后给过一次数据，就没再更新。
该人士透露，除了少数具有购买力的巨头，对于大多独立第三方，想去全面采购数据那是无底洞，“公安身份证信息查询一次一块钱，其他渠道的数据源一条有的卖到两三元。”因此，目前比较多见的方式是征信机构和各个数据源接通渠道，一旦有客户需要查询，再去采购。
从2015年开放个人征信试点以来，伴随互联网金融崛起，征信行业也渐成“风口”。竞逐风口争夺牌照被视为商业变现的最佳途径。据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起至今，国内共有137家机构备案企业征信业务，而个人征信领域除了八家第一批试点机构，而等待第二批试点的机构也已排队候场。
来自平安证券2014年9月发表的行业专题报告《计算机行业征信市场系列研究》预计，中国征信行业未来市场规模将达千亿元，其中企业征信市场规模有百亿元。
作者逻辑在于：中美经济总量将逐步接近，中国企业征信市场应当与美国企业征信市场相当,有百亿元市场空间。美国个人征信中征信报告和评分查询有250亿元市场规模。中国人口总数是美国的4倍，假如征信价格水平能与美国征信价格水平趋同，中国个人征信应当有千亿元的市场空间。
但在前述资深人士看来，美国市场背后是完善的信用体系和法律体系，制定了明确的采集标准、运用标准。比如“个人宗教信息、种族信息均不可以采集”。但在中国，由于多数从业者其实对征信的理念缺乏正确认识，信息采集和使用的误区比比皆是。因此简单比较市场规模意义不大。
他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有机构号称的大数据征信会通过定位来判断个人信用，比如定位于陆家嘴的人则倾向判断他具有较高收入工作，继而判断其个人信用良好。“但收入高不等于信用良好，我们做过一项测试，很多低收入人群信用情况反而更高。”
而在面向公检法采集信息的过程中，有的机构不知道该要什么数据就希望全部接入，也经常会遭到法院拒绝。而在该人士看来，征信的内涵非常聚焦——只与钱相关，目的是判断这个人会不会还钱。征信机构接入的只应该是经济案件的判决信息，执行难信息，甚至不是诉讼信息。
正如万存知在年初发表的文章中所谈，上述混乱是因为人们的想象力预先就沉浸在所谓的“征信蓝海”即将来临的闻所未闻的巨大预期收益中。认为征信是一个可获利巨丰的行业，进而把征信作为资本市场的一个概念或噱头加以想象和利用，这是对征信的极大误解误用。
几乎在此轮监管表态同时，企业征信备案机构中原征信被注销备案资格。这也是自2014年至今，第四家被注销资格的企业。为快速发展的征信行业降温，引导行业走向正轨的思路已经清晰。
事实上，在美国等先进的征信国家，似乎没有遇到类似难题，“大大小小几千家征信机构中三大征信局其实只做了表层工作。下面的链条由专业机构负责。征信链条上业务细分，每个公司都能找到生存空间，但这显然不符合我国国情以及互联网领域赢者通吃的普遍模式。”前述资深人士表示。
